李超群

新中国的人权事业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中，人权一直被作为学术禁区。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人权才成为可以讨论的话题，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重要的法学论争主题。在这场论争中，中国的人权论者们*为了行文的便利，本文将改革开放初期至1990年代初的人权论争中对人权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们称为“人权论者”。使人权概念的正当性得到了证明与普遍接受。在当时乃至今日中国的意识形态下，人权论者们采取的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诉诸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从中发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权所持的肯定态度。正如黎国智在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概要》中指出：“要在人权问题上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一步就要补上全面、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著这一课。只有这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才有科学的依据，……探索如何完善社会主义的人权保障制度才有正确的指针。”[1](P1)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述却成为人权论者们所要克服的最大的理论难题。毕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曾有如下论断：“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及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2](P228～229)上述论断的根据来自《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文中指出，这些观点已经在《德法年鉴》中指出了，并标注了页码，从其所标注的页码来看，其中有两点理由正出自《论犹太人问题》，分别为：其一，“特权、优先权符合于与等级相联系的私有制，而权利符合于竞争、自由私有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