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 博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朱彝尊与纳兰性德交游考论

□佟 博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纳兰性德和朱彝尊相差二十五岁，但因书结缘，以文会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明末清初的特殊历史时期，作为贵族和清廷官员的纳兰性德与朱彝尊及其他汉族知识分子的交游具有特殊意义，客观上促进了清初满、汉民族融合，缓解民族矛盾；促进了满、汉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清初词坛风气，引领词坛中兴。

朱彝尊；纳兰性德；交游

纳兰性德，《清史稿》有传，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卒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满洲正黄旗人，太傅纳兰明珠长子，小朱彝尊二十五岁。他擅词章,多文采，著有《饮水词》、《侧帽词》等，后结集成《通志堂集》，刊刻有《通志堂经解》。纳兰性德官至一等侍卫，深受康熙宠信，但他不以贵族自居，勇于打破民族、等级界限，结交了许多经历坎坷、官场失意的汉族文人，如秦松龄、陈维崧、姜宸英、顾贞观、梁佩兰、严绳孙、朱彝尊等。纳兰性德也是朱彝尊结交的为数不多的满族贵族之一，十二年时间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因书结缘

朱彝尊在《祭纳兰侍卫文》文中记载：“呜呼！往岁癸丑，我客潞河，君年最少，登进士科，伐木求友，心期切磋，投我素书，懿好实多，改岁月正，积雪初霁，紃履布衣，访君于第。”[1]文中可知，癸丑年即康熙十二年，纳兰性德十九岁时，因慕朱彝尊名，希望切磋学问，便给朱彝尊写了书信。康熙十三年正月，朱彝尊至北京访纳兰性德，两人初次相晤。纳兰性德之所以“伐木求友，心期切磋”或源自朱彝尊的藏书。

朱彝尊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同时又是久负盛名的藏书家。其《曝书亭著录序》中自称“拥书八万卷”，藏于“曝书亭”、“潜采堂”等藏书楼。纳兰性德的老师徐乾学所作的《通志堂集经解序》中指出∶“余兄弟家所藏本，复加校勘，更假秀水曹秋岳、无锡秦对岩、常熟钱遵王、毛斧季、温陵黄俞邰及竹垞家藏旧板书若抄本，厘择是正，总若干种，谋雕版行世。……”[2]康熙十二年，纳兰性德正为《通志堂集经解》研究而尽力搜求宋元遗集，他可能因在徐乾学兄弟家看到朱彝尊藏旧版书抄本，遂起结交朱彝尊之意。两人结识后，朱彝尊为《通志堂集经解》的刊刻做出了贡献。纳兰性德《经解总序》中：“余向属友人秦对岩、朱竹垞购诸藏书之家。”[3]说明他曾嘱托朱彝尊为之求购宋元经解旧本。《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有：“(《通志堂经解》)原系采借秀水朱氏之曝书亭及常熟钱氏述古堂并各藏书家流传秘本，菩萃成编。”[4]指出《通志堂经解》所选书籍多用曝书亭藏本。而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二云：“《书经纂言》四卷明本，元吴澄撰。明嘉靖己酉顾应样据正德辛巳本重刊于滇中。是曝书亭旧藏，通志堂即依此本付雕，今归丰顺丁氏。卷首有竹垞翁题识云：‘是书购之海盐郑氏,简端所书犹是端简公手迹也。会通志堂刊《经苑》，以此畀之，既而索还存之筍。壬申岁归田，检椟中藏本半已散失，幸此书仅存。又七年，曝书于亭南，因识。竹垞七十一翁。’卷中有竹垞朱彝尊小长芦钓鱼师诸印。”[5]具体指出《通志堂集经解》中《书经纂言》的底本为曝书亭藏本。朱彝尊为《经解》的刊刻提供了自己的大量藏书，而朱彝尊编纂《词综》时也曾借抄纳兰性德的藏书。在《词综发凡》中有云∶“是编所及，半钞本。白门则借之周上舍雪客、黄征士俞邰，京师则借之宋员外牧仲、成进士容若，吴下则借之徐太史健庵，里门则借之侍郎秋岳。馀则汪子晋贤购诸吴兴藏书家,互为参定。”[6]二人因书结缘，互借秘本，藏书交流成了两人交游中重要的内容，也为彼此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极大的方便。

二、以文会友

纳兰性德在和汉族知识分子的交往过程中，学习汉族知识分子举办诗文酒会，增进了解，消除民族隔阂，也在无形中为康熙笼络了汉族知识分子。同时，他们还在一起谈古论今，吟诗作赋，游览山水，提高彼此的创作水平和艺术鉴赏力，逐渐在纳兰性德身边形成了一个较稳定的人际圈。他们的雅聚之所稳定在两个地方，一处是纳兰性德北京的别墅——渌水亭；另一处是张见阳西山的别墅——见阳山庄。张见阳，名纯修，字子敏，隶属汉军正白旗，属正白旗包衣，以绘画擅长。今上海图书馆藏“纳兰容若手简真迹”的三十六通手简中，有二十八通是致张见阳的，可见两人感情之深。在纳兰性德结交汉族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张见阳起了重要作用。

在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二十六有一首名为《浣溪沙·郊游联句》的词，词的内容为：

“出郭寻春春已阑（宜兴陈维崧其年），东风吹面不成寒(无锡秦松龄留仙)。青村几曲到西山(无锡严绳孙荪友)，并马未须愁路远(慈溪姜宸英西溟)。看花且莫放杯闲(朱彝尊)，人生别易会常难(长白成徳容若)。”[7]

在纳兰性德去世二十年以后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朱彝尊和张见阳在金陵朝阳门承恩寺僧舍再次相聚，张见阳拿出精心保存的纳兰性德手札，请朱彝尊为之题跋，朱彝尊睹物思人，不禁题跋道：

“平生知交赤牍笔疏，推曹侍郎秋岳第一。此外则容若侍卫，书记翩翩，天然绝俗。侍郎里居，日必有札及余，或再至三至。每过余，见杂置几案，辄诫余投瓮火之。乡里后进有辑侍郎赤牍单行者，寓余诸札，独无有也。容若好填小词，有作必先见寄，红笺小叠，正复不少。迨乙丑逝后，余浮湛都市，人海波涛，转徙者数。欲求断楮零墨，邈不可得。见阳张郡伯乃一一藏之，装池成卷，足以见生死交情之重矣。小长芦金风亭长朱彝尊书与白门之承恩僧舍，时年七十有六。”[8]

接着就抄录了这首《浣溪沙》词，用以追念纳兰性德。另外，朱彝尊作于同一年的诗歌《逢庐州守张纯修四首》中仍有怀念纳兰性德的诗句：“潭柘山游旧侣稀，每逢邻笛一沾衣。”[9]从中可见朱彝尊对纳兰性德的深情厚意。

纳兰性德的渌水亭是汉族知识分子经常聚会的场所，在朱彝尊《祭纳兰侍卫文》中有“花间草堂，渌水之亭，有文有史，有图有经，炎炎者进，或键而扃，缝掖之来，君眼则青，浮醪于觚，盛仓以笔，夜合惺忪，花散籖帙，聨吟比调”[10]的叙述，可见当时纳兰性德寓所的文人雅聚非常频繁和热闹。《曝书亭集》卷二十六中有词《台城路》，词下自注“夏日同对岩、荪友、西溟、其年、舟次、见阳饮容若渌水亭”[11]，据记载张见阳康熙十八年秋离京到江华赴任，此次聚会为夏日，且有张见阳参加，再参证其它人的文集可推知这首词作于己未夏日，张见阳启程到江华赴任前的夏天。陈其年为此赋《台城路》词一首，严绳孙和姜宸英则各赋五言律诗四首。

在朱彝尊的词作中，还有一首题为《临江仙》词，题下自注“和成容若见寄《秋夜词》”[12]，遍查纳兰性德词集，其中只有一首题为《天仙子·渌水亭秋夜》的词是关于“秋夜”的，疑朱彝尊所和之词是这首。词云：“水浴凉蟾风入袂。鱼鳞蹙损金波碎。好天良夜酒盈尊，心自醉。愁难睡。西南月落城乌起。”[13]

纳兰性德对朱彝尊的态度，我们可以通过他写给朱彝尊的诗看出。可查的他写给朱彝尊的诗，只有一首《寄朱锡鬯》：

“萍梗忽南北，相聚复相离。去年一相见，正值落花时。秋风苦催归，转眼岁巳期。淅淅秋叶落，绵绵秋夜迟。开户见残月，道远有所思。丈夫故慷慨，此别何凄其。明发揽尘镜，新寒生鬓丝。”[14]

朱彝尊自康熙十八年出仕之后，到纳兰性德康熙二十四年去世时止，只有康熙二十年夏到康熙二十一年春在江南典试，其余时间均留在京城。纳兰性德则不然，他身为御前侍卫，经常要随康熙帝扈驾随行。在朱彝尊《祭纳兰侍卫文》就有所体现“君侍羽林，鲛函雉扇，或从豫游，或陪曲宴，虽则同朝，无几相见”[15]在《纳腊侍卫性德挽诗六首》中也有“出塞同都护，论功过贰师。华堂属纩日，绝域受降时。凄恻传天语，艰难定月氏。敛魂犹未散，消息九京知”[16]等句。两人虽同朝为官，但见面的机会却不多，所以，对于诗中“萍梗忽南北，相聚复相离”便好理解。据《纳兰性德年谱》考定，此诗作于康熙二十一年。诗中“去年一相见，正值落花时。秋风苦催归，转眼岁巳期”也似在指朱彝尊离京典试江南，而“丈夫故慷慨，此别何凄其”似指《纳兰性德年谱》所记载的本年八月，纳兰性德与副都统郎谈等奉使觇梭龙打虎儿一事，由此推断此诗大概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临行前。

纳兰性德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得寒疾，五月三十日去世。本年朱彝尊作《祭纳兰侍卫文》和《纳腊侍卫性德挽诗六首》来悼念他，本年作的另一首诗《送梁孝廉佩兰还南海》再次追忆纳兰性德。康熙二十年，纳兰曾写书信邀梁佩兰来京同编词选，纳兰性德死后，梁佩兰便离京南归。诗中的“合昏花开暑雨微，故人留君解骖騑。合昏花谢故人死，燕市酒徒看渐稀。”[17]诗人自注“故人”为“谓纳腊侍卫性德也”。

三、纳兰性德与朱彝尊等汉族知识分子交游的影响

作为活跃在康熙时期的文人，纳兰性德的家庭背景、学识经历、文学才华都引人注目，在康熙朝统治过程中，纳兰性德与朱彝尊等汉族知识分子的交游对当时的政坛、文坛都有重要影响。

（一）交游对清初政坛的影响。交游促进满、汉民族融合，缓解清初民族矛盾。在朱彝尊遭贬谪时，纳兰性德给了他很大宽慰，朱彝尊曾记述纳兰性德对他的安慰“我官既谪，我性转迂，老雪添鬓，新霜在须，君见而愕，谓我太臞，执手相勖，易忧以愉，言不在多，感心倾耳。”[18]纳兰性德营救吴兆骞回京，对官场落职的秦松龄、为谣言所中伤的顾贞观、因贫困而流寓京师的梁佩兰等的宽慰、资助都使他在汉族知识分子中博得了良好的口碑。清初，满族政权尚未稳固，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康熙一方面需调集军队进行大规模战斗，另一方面也需要稳定后方局势，尽可能团结汉族地主阶级，防止内乱和离心倾向发展，因此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笼络聚集到自己身边，化对抗势力为可利用的力量十分重要，康熙正是利用这点获得了成功。纳兰性德作为御前侍卫，此时和一大批素孚海内众望的汉族知识分子建立良好的关系，意义非同一般，不仅符合统治者的需求，所选时机也恰到好处的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客观上有力地打击了当时部分满族贵族和官员排挤汉族知识分子和官员的行为，为康熙笼络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

（二）交游对清初文坛的影响。首先，纳兰性德联络了一批著名的汉族文人，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满、汉文化交流，使满、汉知识分子之间增加了解，提高满族知识分子的汉文化程度。在朱彝尊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纳兰性德孜孜不倦研读汉民族文化经典的文字，作为一个满族知识分子，他对汉族文化的关注和研习程度不亚于汉族知识分子。如《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序》中有“吾友纳兰侍卫容若，读《易》渌水亭中，聚易义百家，插架于温陵曾氏穜粹言、隆山陈氏友文集、传，精义一十八家之说”、“容若清才逸辨兼工风骚乐府”。[19]就在纳兰去世前的两个月，他还在乐此不疲的研究汉族文人字画，“康熙乙丑三月，纳兰侍卫容若购得李唐着色山水卷，邀予题签唐字”（《题李唐长夏江寺图》）[20]“乙丑三月纳兰容若属予题签，留之匝月，卷还未几，容若奄逝”（《题赵子昂水村图》）[21]在朱彝尊的《祭纳兰侍卫文》中对纳兰的文学造诣做了全面的概括：“自我交君，今逾一纪，领契披襟，敷文析理，若苔在岑，若兰在沚，君于儒术，繁学博通，文咏书法，靡有不工。”[22]其间虽有溢美成分，但从中可以看出，在他的老师徐乾学及朱彝尊等一批学识渊博的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纳兰性德对汉族文化的酷爱程度不亚于汉族知识分子。且纳兰性德个人的诗词创作也在清初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饮水词》、《通志堂集》至今广为流传。他以其在词坛的成就与当时南北称霸的朱彝尊、陈维崧并称于清初词坛。

其次，朱彝尊、纳兰性德及其它清初词坛巨擘之间的交游，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清初词坛风气，引领清初词坛中兴，百花齐放。明末清初的词坛，文人纷纷效仿明人余绪，使得冶艳之风弥漫词坛。对于冶艳风气笼罩词坛的局面，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深表不满，希望通过选词来转变。陈维崧与吴本嵩等担忧词坛不振，在康熙十年（1671）编选了《今词苑》；康熙十六年（1677）顾贞观、纳兰性德同选《今词初集》，采陈维崧词29首、龚鼎孳词27首、朱彝尊词22首、李雯词18首，王士祯词13首。纳兰性德没有直接说明自己编选《今词初集》的意图，但毛际可在《今词初集跋》中提到：“近世词学之盛，颉颃古人，然其卑者，掇拾《花间》、《草堂》数卷之书。”[23]纳兰性德与顾贞观不满当世词人以“骚坛自命”的姿态，意在借编纂此选集来铲除词坛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浮艳之弊。朱彝尊则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明代流行词集——坊本《草堂诗余》，认为古词选本“皆轶不传，独《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24]因为古词选本难以寻觅，他感到有重编历代词选的迫切需要，这种责任感使他与汪森于康熙十七年共同选辑完成了影响康乾词坛风气的词选——《词综》。

不管是朱彝尊编选古词选，还是陈维崧、纳兰性德选辑今词选，他们的目的都显然是针对明末清初词坛冶艳风气而来。陈维崧、朱彝尊和纳兰性德等人作为代表，在前人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出现了以专门填词著称的“清初三大家”。创作队伍的形成和扩大，营造了按谱填词的时代风气，使清词的中兴变成现实。

综上所述，清代贵族子弟纳兰性德和以朱彝尊为首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交游对清初的政坛和文坛都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

[1][10][15][18][22] 朱彝尊. 曝书亭集. 卷八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G].第131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33.

[2]徐乾学.通志堂集经解序.憺园集.卷三十一.续修四库全书[G].第14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91.

[3]纳兰性德. 通志堂集[M].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61.

[4]张书才主编.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36.

[5]莫友芝. 宋元旧本书经眼录[M].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5.

[6]朱彝尊.词综[M].北京：中华书局.1975：6.

[7]朱彝尊. 江湖载酒集. 曝书亭词[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151.

[8]上海图书馆编印.词人纳兰容若手简.饮水词校笺(修订本) [M].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522.

[9]朱彝尊. 曝书亭集.卷二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G]. 131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633.

[11][12] 朱彝尊. 曝书亭词[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158,131.

[13][14] 纳兰性德. 通志堂集[M]上.卷三.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6,13.

[16][17] 朱彝尊. 曝书亭集.卷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G].131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34，535.

[19]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G]. 131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2.

[20][21] 朱彝尊.曝书亭集. 卷五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G].131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57，258.

[23]今词初集.续修四库全书[G].17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48.

[24]朱彝尊.词综发凡.词综[M].北京：中华书局，1975：8.

【责任编辑 潘琰佩】

Review and Discussion 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Zhu Yizun and Nalan Xingde

TONG Bo
(College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Nalan Xingde is elder than Zhu Yizun, but they become attached to each other through books, and associated by means of literature, established a profound friendship.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a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as a Manchu noble and government official, Nalan Xingde’s association with Zhu Yizun and other intellectuals of Han nationality has a special meaning. Objectively, this friendship promotes the national fusion of Man and Han, and thei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early Qing Dynasty. To a certain extent, it reverses style of Ci poem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leading the prosperity of Ci.

Zhu Yizun; Nalan Xingde; friendship

I206.2

A

1004-4671（2015）01-0074-04

2014-03-01

本文系2014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明末清初文人藏书研究——以朱彝尊为例（项目编号14SB0029）”的阶段性成果。

佟博（1979～）女，汉族，辽宁鞍山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图书档案研究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