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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词坛沉寂原因探析

2018-07-28白丽娜

青年文学家 2018年15期
关键词:词坛

白丽娜

摘 要:词发展到晚唐五代,开始有大量诗人作词,词的创作渐趋兴盛,西蜀、南唐诸国,或上至君王,或下至臣工,皆是词作大家。然而,词至宋代却是另一番景象。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宇内,但词的发展却由宋代建国之前的繁荣景象转向萧条。唐圭璋先生《全宋词》中所载两宋作品存世的词人有两千余家,词作两万余首,但北宋初期七八十年间的词作却寥寥可数,仅有四十几首作品,词人也只有十几位,这样的现象确实令人费解,对于词史上的这一奇特现象,南宋初年的王灼也感到很诧异:“国初统一宇内,法度礼乐浸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怪!”对于这一现象,必须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作一番具体考索之后,才能窥探其原因之一二。

关键词:北宋初期;词坛;萧条;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5-0-02

北宋初期,词的创作陡然由前代的繁盛转而萧条。翻检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我们不难看出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乃至仁宗朝前期,大约八十多年词坛的发展都不甚乐观,纵观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将近一半的时间词的创作相当冷清,词人和词作皆屈指可数。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学术界的研究作简要的梳理,学术界对这一时期词坛萧条原因的研究主要有董希平、刘遵明的《宋初五十年词坛岑寂探因》着重从宋初独特的文化因素这一角度出发探讨词坛沉寂的原因;诸葛忆兵的《宋初词坛萧条探因》以宋初为数不多的词作为基础,从词作的内容和风格方面梳理了词坛沉寂的原因;孙克强的《宋初词坛沉寂原因新探》以宋初城市格局为切入点来分析其变化及对词坛沉寂的影响以及由沉寂转为繁盛的原因;沈松勤、楼培的《词坛沉寂与“南词”北进——宋初百年词坛考察》认为宋初词坛萧条寥落体现了其背后政治文化的取向与重南轻北格局;廖泓泉的《北宋初期词坛沉寂的政治原因探析》从政治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了宋初词坛沉寂的几方面因素;符继成的《也谈坊市制及宋初词坛沉寂原因》也是从城市格局的角度出发,认为坊市制在北宋之前就已遭破坏,结合唐五代词的创作情况,坊市制的影响并不明显,因而该文对孙克强文“宋初的词坛由于旧的城市格局而沉寂,又由于新的城市面貌而走向繁盛”的观点进行了反拨;廖泓泉在其博士论文《北宋前期词研究》第二章中着重分析了北宋前三朝词坛沉寂主要是战乱影响、统治者不提倡、词为艳科观念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的原因,等等,因此,笔者想在学术界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作一点自己的思考和分析。

词的创作在唐末五代大行其道,南唐词人与花间词人的创作一时如繁华竞放,更有《花间集》的问世,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早期文人词创作的主体取向、审美情趣、体貌风格、艺术成就等,到宋仁宗中叶词的创作再度走向繁荣,其间相隔大约近百年时间。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词作数量却少得令人不可思议,据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所载,这期间有作品留存的词人一共十五位,保留至今的词作共四十六四首,分别为:和岘三首、王禹偁一首、苏易简一首、寇准六首、钱惟演二首、陈尧佐一首、潘阆十一首、丁谓二首、林逋四首、杨亿一首、陈亚四首、夏竦二首、聂冠卿一首、李遵勖二首、范仲淹五首。作家数量和词作数量确实与晚唐五代不可比拟,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王灼发出“此尤可怪”的感叹了。为何会产生这样的现象,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政治因素。西蜀南唐时期歌词大行其道,上至君王,下至臣民,无不热衷于歌词的创作,他们沉溺于轻歌艳舞的奢靡生活之中,喜欢轻浮鄙俗之作,诸如王建、李煜等君王身体力行提倡歌词的创作,自然对词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面对前朝因词而亡国的教训,宋太祖、太宗、真宗自然对词敬而远之,正所谓上行下效,君王的喜好或能左右一时之风气。北宋前期词的萧条与君王的戒备心理以及君权受到制衡有很大关系,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之后便杯酒释兵权,且留下了不殺文官的祖训,之后的宋代统治者便谨遵祖命。正是得益于这一条祖训,有宋一代的文人士大夫拥有了些许优势,他们的地位相对提高,对君权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其中尤以谏官对君权的制衡最甚,据《宋史》卷七百四十九《蜀世家》记载,宋太祖常召欧阳炯奏曲,御史中丞刘温叟听闻之后便进行劝谏,太祖无以应对,只得拿后蜀孟昶君臣说事;据宋代王巩《闻见近录》所载宋仁宗也在谏官的劝谏压力之下遣散女乐,正是有了这些官员的规范限制,北宋统治者在军国大事、好恶用人等方面都不得不有所顾忌。词的传播方式之一就是歌女传唱,而文人士大夫对北宋君王的劝谏限制了他们对声色歌舞的追逐,妨碍了他们与歌儿舞女的交往,自然对词的发展产生了阻滞作用。

经济因素。经济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的和平稳定,然而北宋开国前后一直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早在唐末,经济已然衰敝凋零,既之五代政权更替,社会动荡,经济几乎已到崩溃的边缘。北宋立国之初,这种状况仍然很突出,再加之政局动荡不安,故而北宋前期的统治者只得采取一系列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致力于经济的恢复。西蜀和南唐很少经过战乱的侵扰,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富足,西蜀占据天险,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南唐君臣纳表求和,偏安一隅,这样的环境自然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北宋政权由战乱之中夺取,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宇内,但也存在不少的不安定因素,因此他一方面通过钱权交易削弱藩镇力量等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发动一系列的战争扩充疆域,巩固政权。虽说统治者取消了一些南方诸国的苛捐杂税,但因平定各割据政权,军资所需,落在百姓身上的赋税压力依然很大;虽说统治者为促进荒地的开垦,鼓励并奖赏开荒者,但也仅仅只是让百姓去开荒,并没有将土地赠与他们,且制定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积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从而达到对百姓的压迫和剥削。百姓人人捉襟见肘,且经济没有复苏,酒楼歌肆的建设尚不完备,人们自然不能流连于勾栏瓦斯之中,这对于词的创作和传播都是极为不利的。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词的发展环境极其狭小,因而沉入低谷。

文化因素。北宋初期政治、经济对词的创作及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是客观因素,而文化方面的影响则主要偏重于当时文人士大夫对儒家传统文化自觉选择的主观倾向。词在北宋前期创作萧条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思潮和文人士大夫心理有密切的关系。

其一,受儒家传统的文化观念影响。自汉代以后儒家传统文化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形成了不可撼动的地位,虽几经乱世,但历史发展的主流依然是国家大一统之后,统治者继续用儒家伦理加强对被统治者的管理,而被统治者也似乎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模式。北宋自然也不例外,宋太祖赵匡胤自陈桥兵变建立赵宋王朝,更加迫切地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自己的管理,维护国家的统一,深入人心的儒家传统文化自然就被提上了日程。统治阶级通过学校、科举等多种方式推广传播儒家传统文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所载:“周世宗之二年,始营国子监,置学舍。上既受禅,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通过统治者的大力宣传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积极配合努力,北宋前期的社会风气较唐末五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有了明显改变。当此之时,儒家传统文化遍布宇内,而词作为方莘口中“主乎淫”的艳科,无法适应主流文化的发展需求,自然备受打压与冷眼,因此缺乏发展空间,继而萧条沉寂。

其二,受当时文人士大夫心理的影响。一方面,唐末五代,战火频繁,朝不虑夕,人人自危,改朝换代亦在顷刻之间,整个社会硝烟弥漫,暗无天日,文人士大夫报国无门,忠君无主,只得彷徨度日,然而赵宋王朝一经建立,天下统一,文人士大夫似乎又有了希望,有国、有主、有家,此时不发挥才干建功立业更待何时?再加之此时统治者正大力推广儒家传统文化,暗合了他们心中“学而优则仕”的心理,而“小词”无法成为他们实现个人理想与价值之工具,自然不被选择。另一方面,自花间、南唐以来,词的题材内容大多为伤春悲秋、男欢女爱之属,其风格多具香艳性,与儒家传统诗文之高雅风格相去甚远,这也是文人士大夫从内心不选择词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从北宋前期艳情词作数量极少,且词人在写作时刻意避免香艳性便可看出,诸如寇准的《踏莎行》: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濛濛,屏山半掩馀香袅。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

这是一首闺怨词,写闺中女子在暮春时节倚楼而望,盼望离人归来的情思。全词语言细腻,对场景描写刻画到位,对景物描写细致入微,情景交融,风格上更为清新脱俗。林逋的《相思令》: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争忍有离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这是一首男女离别之作,词以女子的口吻写出了自己被迫与情人分离的悲情。这首词反复咏叹、情深韵美,语言清新流美,节奏回环往复,意境余味无穷。诸葛忆兵认为这首词“是北宋初期写男女离情最出色的作品”,可见评价之高。除了在创作方面自觉避免香艳性之外,其他词人如范仲淹、潘阆等人之词作并无一首艳情之作,也可看出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在创作时已经有意识开始摒弃花间、南唐词风,且将诗中的某些特质融入词中,如范仲淹《渔家傲·秋思》写边防戍卫将士的忧愤,情调悲壮,感情强烈,英雄气概扣人心扉。这首词将白发将军引入词世界,可以说是对艳情词风的革新,让人耳目一新,这也从侧面说明词只有向诗靠拢,向儒家传统文化靠拢才能为文人士大夫所选择。

北宋初期,国家初建,大环境相对不稳定,词的创作发展没有良性的环境。政治上,统治者对西蜀、南唐君臣因小词亡国而心存戒备,加之文官地位提高,尤其谏官弹劾职权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制衡了帝王的权利,故而没有形成宴游享乐之风气;经济上,历经战乱之后,国家初建,太祖、太宗两朝为巩固封建统治,一方面在国内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百姓恢复生产,另一方面发动了一系列的统一战争,百姓赋税压力较大,且城市建设尚不完备,因而词缺乏有利的创作与传播条件;文化上,统治者大力推广儒家传统文化,用以加强管理,巩固统治,词与儒家传统背道而驰,没有发展空间。而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也自觉摒弃词,选择传统诗文,以便实现其个人理想与价值,又因花间、南唐以来的词风多香艳绮丽,与传统诗文之雅文化不可比拟,不符合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追求。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北宋前初词才没有得到发展,呈现出萧条之态。

参考文献:

[1]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 中华书局,2014.

[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岳珍.碧鸡漫志校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4]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四[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7]張宏生.唐文粹选译[M].江苏:凤凰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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