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 升◎

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大国认知及其外交实践*

亢 升**◎

自印度独立以来,大国主义就是其外交的精神圭臬。此间，印度政府的大国认知及外交践行手段虽几经调适，但追求大国的信心却未曾动摇。两极格局的解体与多极化时代的到来,促使印度审思其大国认知、重构其对外政策和调适其对外关系。在大国追求认知层面,发展新经济、拥有核武器、扩展印度洋控制范围和开展全方位外交等成为新取向。在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方面,密切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实现全方位外交成为印度对外关系的新选择。20世纪90年代是印度外交战略与政策的重要调整期,略考此期印度的大国主义新认知及其对外政策与关系选择，有助于我们认识印度当前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历史渊源，客观前瞻印度外交的可能走向及影响。

印度外交 大国认知 印中关系 冷战后

印度自独立以来，大国主义是其未曾断流的外交认知或理念，谋求成为大国，亦是印度政府未曾中断的外交目标。综观独立以来的印度外交与对外关系，无论是尼赫鲁时期倡导“不结盟运动”、带头促进亚非团结、与中国共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以“道义外交”谋求世界领导地位的时期，还是后尼赫鲁时期在南亚次大陆实施“印度版门罗主义”、与苏联结盟等谋求区域大国地位的“黩武外交”时期，都是印度为实现其“有声有色的大国”目标而进行的外交行动。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的坍塌以及世界政治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面临困境的印度各界，对其大国主义认知与践行方式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的大国认知、实现大国目标的外交政策与举措都有不同程度地调整。管窥20世纪90年代隶属于印度政治文化范畴的印度大国新认知及其外交实践，裨益于人们认识当今印度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前世今生，准确前瞻印度外交的可能走向与影响。

一、20世纪90年代印度大国追求的新认知

20世纪90年代伊始，印度经济走上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之路，成效显著；政治上迈出尼赫鲁“家族政治”时期，以多党联合执政为契机向西式分权政治转变，议会民主体制日臻完善；社会由相对封闭变为相对开放，社会流动性增加，中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思想上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民族意识和大国意识空前膨胀；对外交往上印度更加重视在国际社会的存在和在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以上进步再次引发了印度关于其国际地位与能力的热烈讨论，大国主义思想再次高涨。印度政府把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目标作为新时期政府工作的要务，从理念到行动方面给予了重新诠释。在大国认知方面，印度政府进行了明显调整与重构。

(一)发展“新经济”和开展经济外交应是要务

把发展“新经济”和推行经济外交作为这一时期实现印度大国目标的关键政策选项。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应付裕如，若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特别是经济基础作为后盾，只能是镜花水月般一厢情愿的幻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弱国无外交”也正是此意。*计秋枫、冯梁主编：《英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20世纪90年代伊始，印度意识到以经济和科技为首的综合国力的上升才是实现大国目标的根本所在之后，印度政府不再抱守“穷国也可以发挥大国作用”的旧思想，更加注重发展“新经济”和推进经济外交，开始推进以高新技术开发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印度逐步改变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拼命追赶高新科技革命这班车。根据自己的国情，扬其科技队伍雄厚之长，避其基础设施落后之短，全力扶持电子产业和软件业。印度“八五”计划(1992-1997年)的目标不仅是增加电子行业的产量，而且使产品的价格和成本接近国际市场电子产品的价格和成本水平。此期，印度电子行业累计年生产增长率为20%，其“九五”计划(1997-2002年)电子产业增长速度达37%。*[印]N.维特尔、S.曼哈林安姆著：《印度IT产业揭密》，矽贝、今彦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8页。1998年印度制订的《IT行动计划》，确定了2008年成为软件超级大国的目标。由于战略选择得当，软件出口的年均增速连续数年保持在50%以上。电子业和软件业对印度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和辐射效应。印度从“九五计划”起开始贯彻《2020年技术远景规划》，目标是为抢占世界市场的产业制高点，打造一批以“知识经济”为特色的产业群；在电子通讯、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制药等17个重点领域优先突破，从而使印度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和“世界六大力量中心之一”。*刀书林、胡仕胜等：《印度外交调整与中印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8期，第47页。现在，印度已接近价值链的顶端。它既能承担知识流程外包(KPO)类领域的工作，也能从事某一产品和服务一整套工程设计的活动，包括工程流程外包(EPO)类原型开发业务。这使印度形成了以技术为导向、以多元应用价值为主导的IT技术。*[印]卡迈勒·纳特：《崛起的印度》，张旭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印度经济政策方面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由过去强调国家计划、公营主导、进口替代转变为强调发挥私营积极性、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和大力促进出口。

与印度发展“新经济”谋求大国之基的作法相对应，印度也将经济外交作为实现大国梦想的重要手段。印度总理拉奥在1992年6月30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明言，“在国外增进印度的经济和商业利益，已成为印度外交的主要关注点”。印度政府认为，通过经济外交可以建立多边外贸关系，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引进更多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扩大商品和劳务输出，使经济实力获得长足发展。印度知识界同时呼吁，印度政府应实行以经贸为突破口的外交。在发展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应采用中国的经验。印度外交部、财政部和商业部都需要改变其思维方式，制订出将政治影响变成经济利益的方法和措施，就像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所做的那样。在对外关系中，经济利益成为印度追求的主要目标，以此谋求“名符其实”的大国地位。之后，印度的经济外交对象大大拓展，从过去主要集中在同苏联和东欧的交往，扩展到同美国、西欧、亚太、西亚、非洲等更广阔的地区；并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化的趋势接轨，分享多边贸易体系的利好，壮大印度的经济实力，为大国追求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能量。

(二)拥有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应是新任务

进入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印度人认为，加强构筑以高科技为主的国防力量，特别是拥有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是成为多极世界力量中心之一的必要条件。印度人民党(BJP)政府认为，核武器是印度大国地位的象征，也是在国际事务中争取更多发言权的手段。印度只有成为核俱乐部的成员国之后，才能增加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在国际社会中讲话的分量。而且，若印度成为核国家后，就可以以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核不扩散条约》，换取安理会五大国对其核国家地位的承认。如果五国接纳印度参加“核提供者”俱乐部，也就事实上承认了印度的核国家地位，这就为印度争取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目标奠定了一份基业。出于这一逻辑，BJP政府十分“渴望成为世界大国，认为一个面对种种潜在威胁，无力保护自己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世界大国。有这种想法的国家不仅会发展核武器，还会发展对付任何一个潜在敌人的能力”*[美]享利·基辛格：《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胡利平、凌建平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83页。。因此，印度政府不惧西方的经济制裁和国际社会的谴责，想方设法避开国际社会的监督和制约，进行了核试验，并为跻进核大国俱乐部而不懈努力。印度政府从发展核武器的“最后一根导线”非拥核政策，转向“跨过核门槛”的拥核政策，就是认为核武器与大国地位存在密切因果关系。瓦杰帕伊声称，1998的核试验是印度国力的象征，它给印度注入了力量和自信心。正是印度人这一心态的写照，前印度核计划主任拉吉·拉曼拉1997年10月10日对印度报业托拉斯说：“博克兰试验是一颗原子弹，现在我能够告诉你……爆炸就是爆炸，枪就是枪，不管你向人还是向地面射击……我只是想说明试验并不总是和平的”。*赵恒：《印度核政策的历史分析》，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与此同时，印度还重视发展核武器运载工具，特别是导弹技术进展神速，已具备远程打击能力。

西方大国认为印度宣布为有核国家的声明，是印度为实现其大国地位所作努力的一部分。印度希望通过核武器求得大国地位。但事与愿违的是，印度不仅遭到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即便是其经济制裁被取消后，核试验对印度国际形象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美国政策的制定者极其明确地忠告印度，大国地位和拥有核武器是没有联系的。美总统克林顿说，对印度的民主传统而言，核路线不是通向“辉煌”的道路。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也认为，核武器无助于一个国家“增强其国家实力和提高其国际地位”*[印]卡曼斯：《2020年：印度核战略》，载《国际政治》，王建等摘译，2003年第3期，第106页。。西方许多国家表示不认可印度的核国家地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为印度有了核武器，就把它看作是大国。从目前来看，印度的国际地位并未因拥有核武器而得到大幅提升。

(三)扩大印度洋控制范围应是近期举措

称雄印度洋，对印度大国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由于海洋是地球上除陆地资源之外的最重要资源，对民族独立国家来说，“海洋权利”就是“国家主权”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就印度洋来说，在经济方面，印度洋区域资源储量极大。估计仅沿岸大陆架所发现的碳氢化合物可能比陆上发现的还多。仅印度大陆架200米深的水域中，石油蕴藏量有10亿吨，天然气蕴藏量有2710亿立方米，海底的铜矿、镍矿、铝矿、铁矿等藏量也极为丰富。还拥有大量碘、氯、溴、钾等化学元素，并可从海洋微生物中提取生物活性物质，分析其抗菌和抗病毒特性，从事海水药品提取的研究。*R.C. Sharma & P.C.Sinha, India’s Ocean Policy, Kharma Publishers, 1994, p.36.另外，渔业资源也不容忽视，仅印度经济专属区内就有390万吨渔业资源。同时，通过印度洋还可以为科技人员赴南极从事医学、气象、地质、大气、冰川、海洋及生态方面的研究提供方便。在战略与安全方面，诚如罗伯特·卡普兰所指出的，西太平洋与印度洋可视为一个整体并且构成世界战略的心脏。*Robert D. Kaplan, “Monsoon: The India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1, p.134.至于印度洋在交通、地缘政治方面的作用更不用说了。如同2002年《哈佛国际评论》(夏季号)载文所言，在经过了约10年的“无人理睬”之后，印度洋如今突然成了“世界大国和地区国家地缘政治争夺”的舞台。由于拥有能源和其他关键资源，地中海和亚太地区这两个过去大国战略争夺的中心将由印度洋所取代。*刀书林、胡仕胜等：《印度外交调整与中印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8期，第48页。

但是，海洋权利需要海上力量维护。持印度洋为威胁和挑战观点的人主张印度应该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R.C. Sharma & P.C.Sinha, India’s Ocean Policy, Kharma Publishers, 1994, pp.21～24.因此，印度从70年代末就已开始了“海军20年发展计划”，目的是运用海军力量保护印度在印度洋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印度认为对印度洋的控制能力，是体现印度大国地位的重要方面。印度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历史上，当印度广泛利用海洋的时候，它就繁荣兴旺；否则它就停滞不前。这些理论在今天印度海军学院的教学中仍广泛使用。*Sandy Gordon, India’s Rise to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320, p.319.前陆军参谋长K·森德吉上将也认为：“当今真正具有战略抵达能力的是海军，而不是陆军和空军。”另一位退役海军军官里克耶则直接指出：“海军是大国的象征。我们想做世界级的大国，因此我们应当拥有世界级的海军。”*V. P. Dutt, India’s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86, p.10.出于印度洋对印度的国家利益越来越重要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印度为有效控制印度洋，提出了“南向战略”、“东方海洋战略”、“印度洋控制战略”及“全球扩展战略”等海军发展战略，为加强远洋作战能力，组建了东部、西部和南部海军司令部，以有效控制印度洋。

印度对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认知，主要集中于安全利益方面。在安全方面，印度仍把印度洋视为其安全的薄弱环节。因为“不友好”国家很容易从印度洋接近印度，这是印度人历史“受害者心理”难以释怀的表现，也是对目前印度洋安全态势的一种隐忧。冷战结束后，虽然美苏在印度洋对抗引发热战的可能性已消失，但美国加强印度洋海军力量的行动仍像悬在印度人头上的“达摩利克剑”。因为美方的军事基地正日益成为美国在印度洋的“心脏”和控制中东、西亚及印度洋地区局势的前沿基地。而且经过多年修建已成为一个现代化程度非常高的大型综合军事基地，并建有岛屿防御中心、战略空军指挥中心和反潜作战指挥中心等军事设施。印度认为，美国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加强，对印度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进入20世纪90年代，印度在印度洋地区最大的动作是于1998年4月把安达曼-尼科巴群岛海军要塞区升格为第四个地区海军司令部——远东海军司令部，这一升格是印度控制印度洋战略的重要步骤。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就与印度半岛东海岸的维沙卡帕特南、西南部海岸的柯钦和西海岸的孟买，一起构成了印度控制印度洋的四大战略支撑点。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它们可以大大加强印度对印度洋两个最主要的咽喉要地——曼德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实施有效控制的能力。除了在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驻泊了许多海军舰艇和飞机外，印度还将布莱尔港的陆军增至一个步兵旅，印度空军的一个米-8直升机中队也已进驻该岛。这样，印度就把印度洋控制战略与其大国目标紧密联系了起来。印度凭借着它的地缘优势和近些年发展起来的海军力量，基本上取得了对北印度洋的控制权。但要进一步取得对整个印度洋的控制权，把印度海军的势力范围伸向更遥远的西南印度洋才是关键。在印度海军的宏伟规划中，向印度洋的西南部扩张不仅是印度海军“远洋歼敌”战略的基础和核心，更是其“控制印度洋”进而争当世界大国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印度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远洋攻击型海军外，印度还需与印度洋国家建立良好关系。

(四)实现全方位外交应是对外关系重要选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关系的调整，印度逐渐意识到要成为世界大国，就不能囿于南亚外交一隅，而应在南亚之外的地区和组织中发挥作用。经过印度政府建国以来的多年经营，印度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自己在南亚的目标，除巴基斯坦之外，不管其他南亚国家的意愿如何，印度已经把它们纳入了其非正式的地区安全体系框架之中。但是，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作为仍相当有限，1985年成立的“南亚区域合作组织”至今无大的作为。印度在南亚地区国际关系中四面楚歌的处境表明，印度与南亚小国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并未建立起来，而且只着眼于称霸南亚-印度洋区域的做法，已掣肘了印度国际作用的发挥和大国目标的实现。因为在不结盟国家中有重要影响的印度，冷战之后的地位明显受到忽视，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欧首脑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中，都看不到印度的大作为，印度仍只是一个地区强国。

印度战略家和有识之士指出，印度只有首先成为亚洲的主要角色，争取与日本和中国取得相同的地位，才能成为国际上的主要角色。所以，印度外交的迫切任务是使印度“从南亚的藩篱中解放出来”*土屈江隆：《森首相想通过改善日印关系牵制中国》，[日]《朝日新闻》，2002年8月25日。，而且印度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必须超越南亚的狭小范围，而进入更大的亚太地区甚至世界体系中，这才是印度的未来所在。印度应该在世界其他地方投入一定的外交精力，以期获得更高的回报。印度舆论界提出了不少扩大印度在南亚以外影响的建议，普遍观点包括：世界上最富有、最大的国家都是重要国际组织的组成部分，它们拥有剩余资本，控制着关键技术，其最高首脑会议操纵做出的重大决议对世界其他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印度要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国，就要同这些组织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多领域协作，争取利用这些组织或论坛获取更大更多的利益；至少在目前，印度不能仅局限于南亚事务，而应在处理好与邻国关系的基础上与世界上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往来，以获取全球化的利好。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的“大国欲”空前膨胀，“大国主义”在国内具有极高的政治认同和感召力。印度为推进其“大国战略”和实现“有声有色的大国”梦想，在外交中形成了一些全新的思想，采取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政策与做法。印度对其大国理想追求的全新诠释和设计，必然对印度对外关系产生不小的作用。在印度核试验之后很短时间内，印度就打开了外交局面。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极少有像今日印度这样在短期内从外交低谷走向高峰的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主编：《亚太战略场——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与角逐》，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目前，为实现大国理想而处于强势外交中的印度，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或改善或提升或友好，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画面。

二、20世纪90年代印度的外交实践

冷战结束后，印度为了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大国梦想，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即从依靠苏联和与苏结盟转向多元伙伴关系外交。拉奥执政期间，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保持了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加强了与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积极发展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十分重视与域内邻国的团结。瓦杰帕伊执政的七年间，实行了强硬但务实的对外政策，积极发展与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的关系，同时保持了与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印度外交政策原则可概括为：确信应该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彼此的冲突；所有的国家主权平等，用公正与独立自主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印度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是建立在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精神基础上的。印度的战略目标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一流角色”的作用。总之，大国主义在印度的外交战略考虑和政策制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发展对外关系生动地表现出来。

(一)不断提升与世界大国的关系

1.再次走好的印俄关系

尽管俄罗斯继承苏联解体后的主要遗产，但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却不可与昔日的苏联同日而语，其对外关系只能相应调整。就印俄关系而言，1993年1月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印度时修订的《俄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删除了1971年条约中的军事条款，实际上宣布印苏特殊关系的结束，印俄关系进入了重新整合的新时期。但是，由于双方历史上友好、战略互需及目标接近等原因，印俄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俄罗斯来说，印度的特殊位置及在亚太格局乃至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因此，随着俄罗斯国内局势的稳定和对外政策的逐渐定型，对南亚特别是印度的政策也逐渐明朗起来，发展与印度的友好关系成为国内共识。对印度来说，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尽管其昔日超级大国的雄风不再，印俄关系也丧失了明显的战略互动特征。但要实现其既定的大国目标，在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获取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及能源等方面仍离不开俄罗斯的支持。而且，俄罗斯广袤的领土、强大的军事、丰富的资源、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等都证明俄罗斯仍是一个不容忽视和充满潜力的大国，仍是可倚重的重要力量。印俄战略目标的合拍和现实利益的互求，使双方关系近年来在平稳发展的基础上趋于密切。

1991年至1995年间，两国签订了《印俄防务合作条约》、《印俄发展和加强两国合作宣言》。印度核试验后，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截然不同，只是轻微做了些表态，不主张对印度实施制裁，并顶住了美国的高压，明确宣布印俄在民用核领域的合作将继续进行。叶利钦原定的访印日程也未受冲击。俄罗斯还积极向印度转让相关的军事高级技术，理解并支持印度对某些国际事务的兴趣。特别是在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不同于美国以牺牲印度的利益谋取在南亚的利益。根据俄罗斯现有国力，普京政府做出了外交政策调整。*George K.Tanham, Securing India: Strategic Thought and Practice, Manohar, 1996, p.119.2000年10月，普京首访印度时两国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制定了两国新时期的合作框架。特别是随着美国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翼发起的咄咄攻势，俄国外交的两翼收缩集中突破中亚、南亚和中东的战略选择，印度试图倚重俄影响力实现大国目标的心态，促使俄印友好关系进一步提升。

2.持续升温的印美关系

冷战结束后，印美都对发展彼此关系表现出兴趣，双边关系也从原先的若即若离走向持续升温。1990年1月，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及近东和南亚事务高级主任理查德·哈斯在亚洲协会召开的会议上说，印美间应加强对话，以便与印度“增长中的作用相称”。美国的一些智囊组织(如卡内基基金会)敦促美国政府给予印度更多的优先考虑，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是美国在解决全球争端中的“潜在伙伴”。随着美国在印度洋地区军事力量部署的调整，印度被美国选为印度洋地区较理想的合作者。美国认为，印度逐步深入地参与关于地区稳定的磋商是适时的，而且要促进印美两国军方建立更直接的双边联系。*[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基于此，美国不仅承认印度是地区大国，而且在困扰两国关系的克什米尔问题上，不再赞成巴基斯坦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表示尊重印巴签署的《西姆拉协议》。

印度对美国在印美合作方面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予以了积极的回应，双方开始了频繁的互访与交流。从1991年至1992年底，双方主要在军事领域进行合作，高层互访不断。从1993年开始，双方把合作重点向经济领域扩展。1993年1月，克林顿就任总统后，亚洲协会研究小组在“冷战后的南亚与美国”的研究报告中向其建议，经济关系应该是美国接触南亚的焦点，因为“南亚特别是印度成功的经济改革和取消限制，将为美国提供广泛的商业机会”*Chintamani Mahapatra, “India and the US: Evolving Economic Ties”, Strategic Analysis, Vol.21, No.12, March 1998, p.1754.。对美国而言，印度仍是一个尚未开发的潜在大市场，因为美国对印度的投资在其海外投资总额中的比重还不到0.3%，对印度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的0.6%。*Chintamani Mahapatra, Indo-US Relations into the 21st Century, New Delhi: Knowledge World, 1998, p.17.从1993年10月起，美商务部还把印度列为世界上十大新兴市场之一，印美经贸合作开始趋于活跃。至1998年5月，印美关系快速稳步发展。1998年至2000年，由于印度进行核试验而使双方关系发展受挫。冷战后决意发展与印度联盟关系的美国，即使是在与巴基斯坦进行军事合作的冷战时期，同印度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仍被美视为长远目标来追求。但像克林顿政府对印度核试爆表现出来的那种批评和进攻性态度，以前的美国领导层从来没有过。因此，印度人认为“克林顿的态度严重背离了美国长期以来确立的模式”*一知：《印度外交：认识与局限》，载《南亚研究季刊》，2000年第2期，第59页。。

对印度来说，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军事的强大及在国际组织中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印度与美国合作，才会有利于印度的改革开放和对外关系的拓展；双方关系的改善与良性互动，还有助于增进印度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印度只有尽快与美国沟通，并取得美国对其大国地位的支持，印度才可能更容易获得其他国家对其大国地位的承认。美国对印度的战略需求和发展与印关系的积极态度有助于印度这一愿望的实现。克林顿政府视印度为其“天然盟友”，小布什政府称“本世纪将看到民主印度作为一支强大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因此，印美间高层互访增多，军事合作也空前扩大。有消息透露，印度与美国正在酝酿和讨论依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模式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北约”。*《“亚洲版北约”诱发战略地震》，载《参考消息》，2003年10月1日。美国商务部副部长肯尼思·贾斯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愿意“最大限度”地向印度提供军民两用技术，以扩大高科技贸易。印度希望拓展同美国战略性物资和技术贸易的谈判也取得巨大的进展，甚至包括民用核能领域。*《印美贸易势头强劲》，载《参考消息》，2003年11月23日。印美都有发展与对方关系的意愿及现实需要，印美关系仍将持续走好并有迅速升温的可能。但是，基于大国自尊及实现大国目标的考虑，印度与美国结盟的可能性不大。

3.走向伙伴的印日关系

冷战期间，印度与苏联有着特殊的关系，而日本追随美国并是美国的军事盟友。由于印日双方战略着眼点的差异和冷战的影响，以及战略互需上的缺乏，各自对对方地位与作用的偏见，冷战时期的印日关系在双边关系中都不占重要地位。冷战结束后，为了防止印度在新一轮国际力量整合中地位降低，印度认为应积极拓展“东向”外交，通过亚洲国家的支持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日本作为这一时期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亚洲大国，印度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有助于提高其在亚洲的地位，因此印度开始从战略高度发展对日关系。印度战略家认为，第一，由于印日的利益有共性(抗衡中国、维护印度洋通道安全)，且都不能依靠单打独斗平衡亚洲的力量格局，双方有加强战略合作的必要和广阔空间，因此，印度发展与日本的关系自然而然可拓展印度的战略空间。*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54页。第二，日本是印度资金和技术的来源国。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援助提供者和直接投资者。日本在微电子、光电子、自动装置、宇航、原子能、生物技术、高级材料和军民两用技术等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印度改革开放以来十分需要这些技术和资金。第三，双方在经济上存在较大互补性。印度希望日本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加强对印投资以及引进印度的软件人才；日本也瞄准印度的新兴市场和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同时希望开展在信息产业方面的合作，将日本的硬件制造和印度的软件开发结合起来，实现强强联合，争取在信息产品市场上获得更大的份额。*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战略场：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与角逐》，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页。第四，双方在国际战略上有重合之处，都希望在亚洲乃至世界有更多的发言权；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谋求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组织等国际组织中有一席之地，有合作和相互支持的共同话题。

出于战略、政治、经济等利益的考虑，日本也十分重视发展同印度这个新崛起亚洲大国的关系，双方交往密度空前加大。经济上，1990年，印日签订3个官方发展援助新协定，总额4.1亿美元；1991年为帮助印度应付外债危机，日本政府向印度提供了6亿美元支持；1995年提供了10亿美元贷款；2003年1月，向印度提供了9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政治方面，海部俊树1990年访印；1999年印度外长辛格访日；2000年1月和6月，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两次访日；同年任日本外交最高顾问的桥本龙太朗和通产大臣深谷隆司访印等。军事上，双方的合作不断加强，经常进行军事互访和海上联合演习，并于2001年签署了《印日联合宣言》，提出在反恐、防止核扩散、防务等领域要加强安全对话与合作。既使在印度核试验后，日本宣布对印度实施经济制裁，但双方间的交往并没有终止，而且在很短的时期内恢复了双边的各项经济关系。

4.持续改善的印中关系

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的访华，实际上结束了印度政府在发展中印关系上设置的限制高层人士访华的障碍。冷战结束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双方都对发展中印友好关系持积极姿态。尤其是印度，无论是争取南亚域内大国，还是争取世界大国，若没有中国的承认和支持，将会面临更多挑战。出于大国目标考虑，印度政府在冷战后更趋理性，发展与中国良好关系的意愿也更加明显。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印，这是时隔31年之后中国总理的首次访印。两国发表了《中印联合公报》，签署了领事条约、恢复设立总领事馆的协议，签署了恢复边境贸易备忘录与和平利用外空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并商定互办文化节活动。这次访问推进了中印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1994年，印度副总统纳拉亚南访华；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和迟浩田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分别访印。双方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卫生和医学科学合作协定、简化签证手续谅解备忘录、两国银行合作谅解备忘录等。1996年11月底，江泽民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印。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共同确立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就双方保持高层往来、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加强在国际领域的相互支持等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签署了四个协定。*即《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关于印度在香港保留总领馆的协定》、《关于打击非法贩运毒品、精神药物和麻醉品及其他犯罪活动的合作协定》和《中印海运协定》。

这一时期，中印关系处于不断增信释疑和推动全方位合作的努力之中。首先，双方在各层次、各领域展开交往和对话，以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双方都肯定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互不构成威胁，睦邻友好是共同需要。其次，双方都努力促进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并制定了扩大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两国企业界和主管部门鼓励相互投资，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再次，双方积极和妥善地处理相互关注的问题，不让其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周刚：《瓦杰帕伊访华和中印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5期，第20页。总之，随着双方增信释疑工作的进行，双边关系有了长足进展。即便是对印度在核实验之后“嫁祸于人”的作法，中国出于对两国关系大局考虑及对印度发展核武器的理解，也没有跟着西方对印度大加责难。

在与其他地区大国的关系上(如南非、巴西等)，印度则予以区别对待，对不同国家做出不同的反应。总的来说，印度在其外交中持比较积极和务实的态度，以是否有利于印度国家利益和是否有利于印度“有声有色的大国”目标的实现为出发点，积极谋求全方位的友好关系，比如在巩固与法、英等国传统关系的同时，又谋求与法国建立一种新的战略伙伴关系。

(二)努力改善与南亚邻国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意识到如果与邻国处理不好关系，是不利于其大国地位的追求，至少缺乏大国的道义力量。诚如1993年1月不丹国王在接受印度杂志采访时所说：“没有和睦的双边关系，则很难有良好的地区关系，很难想象一个不为南亚本地区支持的印度会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这是对印度在处理与南亚邻国关系时所表现出的大国沙文主义作法的警告。经过反思，印度的战略家和决策者认为，印度要实现大国目标，首先应摆脱在外交上只沉浸于南亚和日益陷入以巴基斯坦为中心的困境，以便腾出手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印度应有的作用。于是，印度开始注意改善与南亚邻国的关系。对南亚小国在水资源分配、贸易过境等问题上显示出宽宏大度，表现出“怀柔与让与”的邻国外交努力，这是印度数年来为确立南亚霸主地位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后的经验与教训。基于改善与南亚邻国关系的考虑，印度政府开始调整对南亚邻国的政策。

1991年7月，印度与尼泊尔签署了“贸易协定”和“边境协定”，结束了对尼长达20个月的贸易禁运。1992年5月，印度不仅恢复了与孟加拉国就有关恒河水资源分配问题的谈判，还将“廷比加走廊”永久性地租给了孟加拉。1995年初，国大党的拉奥政府同尼泊尔签订了《综合开发马哈卡利河水利合作条约》，迈出了印度愿同南亚中小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关系的第一步。1996年6月，以新人民党为首的13党联合阵线政府上台，古杰拉尔出任高达政府的外长后，审时度势，加速了其南亚邻国政策的调整步伐，实行积极的南亚政策。9月23日，古杰拉尔在伦敦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就高达政府的外交政策发表长篇演说时，首次在公开场合全面地阐述了印度的“新南亚政策”。由于古杰拉尔在推行睦邻友好政策上明确地提出了新的方针和政策，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业绩，南亚和世界舆论都把这一政策调整概括为“古杰拉尔主义”(或简称“古主义”)。“古主义”的重要一点是，印度愿意提供帮助而不要求对方以相应的回报。这条原则与以往印度同南亚邻国交往中，坚持要求对方对等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印度奉行这一原则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同孟加拉国谈判解决了争吵20多年的分享恒河河水的纠纷。而且，印孟都对这一重大争执问题获得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倍加赞许，认为是“历史性的重大突破”，“开创了印孟间谅解和合作的新时代”。*高达总理1996年12月12日在人民院的讲话和哈西娜总理13日在达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年底，印度同孟加拉国签订了恒河河水分配条约，这项条约标志着印孟关系僵局的重大突破。

“古主义”似乎是印度意欲彻底改变其建国以来的南亚政策，要走上真正的睦邻外交的“政策宣言”，旨在通过间接方式维护印度在南亚的既得利益和进一步实现大国梦想。前总理高达在向印度议会汇报印孟签署恒河水分享条件的成果时说，“我们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分享恒河河水，维护了印度的国家利益。从长远来看，印孟关系中所开创的新时代将会给印度带来无穷的利益。”*《高达1996年12月12日在人民院的讲话》，载《印度斯坦时报》，1996年12月13日。古杰拉尔外长也向议会作解释说：印度提出处理同南亚邻国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要造成一种密切而特殊的合作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南亚邻国才能从正面来看待印度在次大陆的分量。古杰拉尔还提出了印度的地区外交之轻重缓急的构想，睦邻外交将按四个层次去实施：南盟地区、东盟地区、中亚和西亚地区以及环印度洋地区。*《古杰拉尔奉行新的潘查希拉》，载《印度斯坦时报》，1997年2月17日。为此，印度希望通过经济合作推动南盟各国间关系的发展。1998年初，印、巴、孟三国总理还在孟首都达卡举行了首次专门讨论经济贸易合作问题的首脑会议。

其实，印度南亚邻国政策这一改变，只是印度政府的一种策略而已。印度的地区外交政策目标并没有改变，那就是扩大印度影响力，争当南亚霸主，最终实现大国梦想。“古主义”在具体实施中，试图通过和平与睦邻的以退为进的手段达到这些目标，即通过突破与南亚邻国关系的僵局，改善周边环境，壮大印度经济等来加强印度的国际地位。主要是想摆脱围着与巴基斯坦关系团团转的外交羁绊，以便腾出手来在本地区和全球范围发挥印度作为大国应有的作用。*I.K.Gujral,“ A Foreign Policy for India, the External Publicity Divisio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I in 1998, p.73.另外，“古主义”应用范围实际上并未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对巴强硬政策也并没有改变。宗教民族主义色彩极浓的印度人民党1998年上台之后，公开进行核试验，与巴在克什米尔地区交火，其黩武做法使南亚其他国家对其所谓的南亚新政策心生质疑。印度有无核武器对这一地区都是一种威胁，核爆炸进一步增加了弱小邻国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Newsletter ed., “Regional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Colombo, Vol.4, No.3. July 1998.这是印度南亚邻国外交的瓶颈。“古主义”的出台是印度政府为应对印度国际地位下降这一不利局面而实施的外交政策，是拉奥政府南亚政策调整的继续。但是，一国外交政策的形成，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之外，还有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印度历届政府在制订其外交政策和发展对外关系时，潜意识中的大国主义总是挥之不去，体现在印度的邻国外交中，便是总不能摆脱称霸的心态。

(三)其他外交努力

印度重视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的同时，亦把发展对外关系的视野拓宽到全球，以其全方位外交为谋求大国地位的实现扫清障碍，奠定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基础。

1.印度与东盟

这一时期，印度与东盟的关系获得了全方位快速的发展。摆脱了冷战思维的束缚，印度与东盟都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开始把谋求双方友好关系作为主要原则。这是双方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相互关系的深刻反省，也是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重估后做出的政策选择。它们先从容易合作的领域入手，层层展开，并加强制度化和机制化建设，这必然会使双方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形成良性互动。到目前为止，印度已成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国”，还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印度与东盟正在酝酿“印度+东盟”的合作机制，以谋求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与提升。由于相互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文化等方面的互求，促使印度“东进”和东盟“西进”的力量得以加强，未来的双边关系还会进一步拓展。

2.印度与欧盟

印度与欧盟国家，特别像英国等西欧国家有着悠久和多重的交往关系，有着特殊的爱恨情仇。20世纪90年代，印度与欧盟在战略与地缘利益上没有冲突，却在政治与文化价值方面十分接近，加之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具有发展良好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印度政府深知，欲实现其大国目标，与拥有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且国际政治与经济影响力较高的欧盟国家发展关系，是印度外交必须考量的问题。特别是日益扩大的欧盟，其利益边界必将延伸至印度，印度要未雨绸缪。欧盟也意识到，从长远看，日渐崛起的印度，将在亚洲以及全球范围内扮演重要角色。现实地看，欧盟的产品在印度有较大市场，在能源、基础设施、环保等方面，印度对欧洲的资金和技术亦有较大需求。同时，印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是欧盟急需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苏争霸局面的结束及带来的国际关系调整，以及印度与欧盟双方对外政策与关系的调适，特别是印度走向开放和市场化，为双边关系的改善和加速提供了契机。以经贸关系为例，双方的总贸易额从1991年的99.75亿欧元跃升至2001年的250.32亿欧元，增长率高达150%。欧盟还是印度外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投资额从1991年的7800万欧元增长到2003-2004年度的40亿欧元，多数流向诸如能源、电讯、石油和运输等基础经济部门。欧盟还同意向印度提供资源以普及基础教育，发展人力资源项目。*郭红：《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6年，第11页。1999年，印度是欧盟的第19大贸易伙伴。印度强化与欧盟及欧洲国家的关系，是“一箭数雕”的事，特别是对实现其大国目标意义深远，印度乐见双方关系发展。但是，由于印度一意孤行地进行核试验，致使双边关系一度受损。

3.印度与中亚国家

同期，印度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获得长足发展。由于印度与中亚悠久的文化联系和冷战期间的特殊关系，印度历来视其为“印度延伸的邻国”*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的大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近年来，中亚地缘政治作用凸现，资源优势亦进一步显现。印度石油资源的极度短缺和中亚石油资源的极为丰富以及双方地缘位置上的靠近，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增加了动力，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成为印度“西向外交”的重点。双方还在经济合作、地区安全、打击毒品走私，特别是联合反恐等领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印度与中亚的关系重新成为印度外交中的重要考虑。

4.印度与中东国家

印度与中东国家在保持传统友谊的同时，关系有所提升和扩展。为获取石油资源，印度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近年来，这一关系有所拓展。1993年拉奥总理对伊朗的访问，开启了改善双方关系的进程，之后呈加速发展的势头。印度目前与所有中东地区国家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关系。在中东地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印度与以色列关系的突飞猛进。从90年代初建交以来，印以关系发展迅速，2003年9月以色列总理沙龙对印度的访问，使双方建立了准同盟关系，并事实上形成了印-以-美某种程度的联盟关系。目前印以正在探讨新的合作领域，包括增加部署军事力量的手段(尤其是从空军和海军的角度来说)；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共同对付来自非国家主体的核、化学和生物武器威胁；发展有效的二次打击能力(特别是海上和潜艇上)等。*《印以美借反恐打造三国轴心》，载《参考消息》，2003年9月18日。

5.印度与非洲

印度加强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传统友谊关系。随着印度之印度洋战略的实施，与印度洋非洲国家加强关系成为印度外交的显著特色。在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与南非关系的发展。1992年10月23日，印度宣布与南非建立文化关系，标志着两国间关系向正常化发展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993年11月22日，南非与印度签订建交协定，双方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两国在政治与外交、经济与科技、文化与科学等方面签订了多项协定。1997年3月28日，印度与南非签署了“关于南非与印度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宣言”。1998年瓦杰帕伊访问南非，开始了双方高层互访的新时期。自建交以来，两国间的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双方贸易额以年均10%的速度递增，1999年总额已达到18亿美元，南非成为印度发展与南部非洲国家关系的桥梁和跳板。*赵伯乐：《当代南亚国际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9-303页。另外，印度加强与毛里求斯、塞舌尔、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等毗连印度洋的非洲国家的关系，也是印度外交的重要努力之一。

6.多边外交努力

印度还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借联合国改革之机，希望成为扩大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员。为此，印度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宣传改革联合国扩大安理会的主张。强调印度的实力与潜力，认为印度应该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并利用各种途径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同时，印度开始强调印度洋地区区域联合的重要性，并积极倡导组建一个从南亚到南非、从中东到澳大利亚，包括东南亚在内的环印度洋沿岸国家组成的印度洋经济圈。在维护自己经济利益和增强实力的同时，进一步从经济上控制南亚-印度洋，为真正实现印度洋地区“霸主”地位作铺垫。为此，1995年4月，印度、南非、澳大利亚、肯尼亚、阿曼、毛里求斯、新加坡等国在毛里求斯签署了推进印度洋经济圈的联合声明；1995年11月，在新德里召开了由印度洋沿岸近20个国家参加的以“印度洋共同体的形成”为主题的国际讨论会；印度还专门成立了专家小组，制订了有关环印度洋经济圈的宗旨和方针，并就这些问题展开了与印度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对话。1997年，“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组织”以及孟、印、缅、斯、泰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相继成立，是印度融合外交的重要步骤和努力。与拉丁美洲国家和大洋洲国家的外交也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特别是与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的交往日益密切。

印度势力的全球扩展，可能产生的结果，都取决于印度的外交政策取向。假如印度进入这些地区是出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出于发展与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公平、正当的经贸关系，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中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各地区的发展，那么，其与各国关系的密切化将是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福祉。与此相反，如果印度参加世界各地的大国角逐，是作为抬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以便完成其从建国初期以来所设计的“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宏愿，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作为其称霸世界的主要步骤，那么，其大国地位的追求必然会造成更多的不稳定因素。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印度政治中的教派主义思想蔓延，在推行大国战略中常常有针对穆斯林的过激行为，其直接的危害便是对与巴基斯坦等周边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影响了南亚次大陆的稳定和发展，进而可能影响到亚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姜景奎：《印度印穆冲突的历史文化因素浅析》，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8期，第15页。

三、结 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现实主义外交特色明显。

首先，获取世界大国地位的目标明确清晰，手段灵活多样。特别是以人民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上台后，更是把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作为头等任务。在他们的“国家议事日程”中突出强调，要“努力获得与印度的幅员、能力相称的国际地位、作用和位置”。*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的大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有些印度战略家甚至设计出了印度大国的“战略边界”，*[印]A·K·拉伊：《印度二十一世纪外交政策》，张志译，载《南亚资料与研究》，1999年第4期，第7-8页。并主张在世界领域内用军事实力而非道德支持的外交活动展开“细致外交”。这样，其他大国才会认可和欢迎印度，印度处理同他国的关系也就容易了。在此思想指导下，印度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核试验，欲以“核弹效应”催生大国地位的实现，企望至少得到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实际结果虽未如其所愿，但由此可看出印度“大国梦”的根深蒂固以及对“大国梦”追求的执着与冒险。印度正试图通过经济改革、增强军力、多边外交、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等，全力谋求步入“大国俱乐部”。

其次，外交中的道义色彩减弱，实用主义特征明显。印度重新审视国际政治局势之后认为，不能从现有国际秩序中获利，不如支持甚至参与“另起炉灶”的行动，从而以“缔造者”的身份在“新天地”里获得一席之地，为印度在国际舞台赢得“大国身份”。如印度借支持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反恐、伊拉克战争和兜售“亚洲版北约”等讨好美国的举动，争取美国对其推进“大国化”进程的支持。这不仅是印度政府逐渐对不结盟运动失去热情的原因，也是印度统治精英对“新世界、新秩序”情有独衷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围绕大国目标全方位出击，争取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全面上升。为此，印度在全球、大国和地区外交三个层面上展开了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外交活动，进一步改变冷战时期的政策倾向，不再囿于某一地区和某一区域而是全方位的外交。印度在一系列重大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如与美国结成“天然盟友关系”，与俄打造“战略伙伴关系”，与日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对欧关系不断强化，并与东盟深化合作等。此外，印度还积极拓展与中亚、西亚、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国家的关系，尤其近年来与伊朗、南非、以色列等国的关系持续密切等，都在为其实现大国目标作外交准备。

当然，印度国际地位的升降、影响的大小、在世界国际关系棋局中作用的高低等，还要取决于印度的政策措施是否得当。作为独立意识和自尊心极强的印度民族，当然不会以原则换取实利，从印度议会“遗憾”美对伊动武和拒绝向伊拉克派兵，强烈表明只有联合国授权才能派兵等行动看，印度的外交独立意识并没有蒸发。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印度还不能撕掉“发展中国家”的标签，不会也不能抛弃一些传统主张，如“主权平等”、“内部事务不容干涉”、“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观与发展观”、“世界多样性”、“国际经济新秩序”等。而且，有时还会有选择地张扬其传统主张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增加与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筹码，稳步推进其大国战略。以其倡导的“世界多极化”概念为例，印度绝非出于“多极稳定论”来推动这种多极化进程，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包括印度在内的“多极世界”，使印度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主角”，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重要作用。*刀书林、胡仕胜等：《印度外交调整与中印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8期，第46页。无论政策取向如何，印度的“大国主义”精神不会泯灭。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期印度对非洲外交及对中国的影响研究”(10CGJ011)；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金资助培育项目“21世纪以来中印对非洲外交的竞合关系及对策研究”(x2sxD2143040)。

D8

A

53-1227(2015)03-0016-20

**亢升：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