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开利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自五四运动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迫切希望改变国贫民弱的形象，对儒家传统采取了严厉的批判，而对西方的种种价值观念表现出了充分的好奇与接受，以至于西方的各种文化类型迅速涌入中国。

“在中国作家遭遇西方现代性之时，一旦作家们去除掉传统的保护层，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被用来代替传统以发挥中介作用”[1]。基督教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有坚船利炮的护驾，以至于在中国的传播变得极为方便，除了发展了众多普通民众成为基督徒之外，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产生了赞美和排斥两大类表现基督教对中国民众影响的小说，其中，许地山写于1939年的《玉官》最具有独特性的，在所有基督教小说中呈现出了综合性和复杂性，表现了救赎性和殖民性两种倾向。

一、现代基督教小说的基本倾向：对救赎的赞美和对殖民的排斥

基督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明显的联系，表现在小说创作上就出现两种主要的倾向，一是认可基督教某些价值观念，从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之爱中发现人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和道德价值。中国的二三十年代是民族信仰缺失的时代，外忧内患、国弱民贫，处在落后中国社会和强势西方文化之间的知识分子纷纷起来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反思自身精神习性和民族精神。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即是一些作家试图从重整民族精神方面为改变懦弱挨打的民族处境寻找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