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培源

人们在谈论“中国社会主义”一词的发明权的时候，往往将它归功于孙中山、梁启超等近代国人，但事实上，相比于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早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这一名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国社会主义”的提出

即使推迟两至三年时间写作和发表，《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也很可能不会在该著的第三部分“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增加“中国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元月提出的“新名词”——这一类“社会主义”的内容。事情是这样的: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在外患内忧的侵蚀下日见动摇。就内忧而言，时至1850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时，在中国度过了20个春秋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 (Karl Fri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回到了西方，恰巧他又遇上了正在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当听完人们解释“欧洲社会主义”的大概意思之后，郭士立先生便惊叫了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是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暴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这位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来的“新鲜奇闻”主要可以概括为互相关联的两个层面内容:一方面，自五口通商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下，清朝中国“很快就为英国和美国用机器生产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不再有税金收入，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落得一贫如洗，这些居民起而闹事，迁怒于皇帝的官吏和佛教僧侣，打击并杀戮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