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云（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

口述历史对图书馆史研究的意义探讨*

冯云（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

口述历史为图书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图书馆史研究运用口述历史是因为图书馆研究史料亟待丰富、研究方法亟待革新、图书馆史叙事模式亟待转变。口述历史对图书馆史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弥补图书馆史料的不足，抢救图书馆史的社会记忆；二是革新图书馆史研究方法；三是转变图书馆史研究的固有观念，促进图书馆史阐释的多样性。

口述历史图书馆史

1　前　言

18世纪英国著名学者塞谬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曾强调：“所有的历史最初都是以口述的形式存在。”[1]在文字尚未发明以前，人类文明主要是依靠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并形成了独特的口述传统。远古的神话传说就是通过无数先辈的口述，为后人保存了关于生产、生活、军事、农业、文化等各种活动的记录。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以1948年艾伦·内文斯（Allen Nevins）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办的口述历史研究室为主要标志[2]。到了1960年代，艾伦·内文斯的后继者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进一步指出，口述历史已深入到日常语言之中，以至于当它出现在报纸上时，已不需要再用大写字母提醒读者，说明口述历史已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1]。口述历史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渐应用于妇女史、少数族裔史、劳工史、社区史、家庭史等研究。相比国外，我国学界对口述历史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较晚，直至进入21世纪之后才呈较快发展态势。对于口述历史的概念，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明确且具权威性的定义。曾担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长的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1]；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路易斯·斯塔尔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访谈，记录人们口述所得到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获得的原始资料[3]；美国口述历史专业期刊《口述历史评论》（Oral History Review）主编布鲁斯·斯代夫（Bruce M.Stave）则将口述历史定义为：“通过有计划的录音采访发掘原始史料，其中录音环节至关重要。”[4]虽然学者们给出的定义尚未一致，但从这些观点中笔者可以总结出口述历史的主要特性：一是以录音设备为物质基础；二是以口述访谈为主要形式；三是以收集口述记忆为主要目的。这几种观点都强调了“录音”在口述历史中的重要性，这也是口述历史与一般口述传统的不同之处，表明了口述历史对现代信息技术设备的依托。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新有的名词，它是对人类口头表达历史重要性的重申；现代信息技术使口述传统在当今社会“死灰复燃”，且赋予了它更为深远的意义，使历史的叙述者从精英阶层逐渐转向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对于图书馆史研究来说，思考口述历史方法在图书馆史研究中的运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图书馆史研究的新思路。

2　图书馆史研究运用口述历史的必要性

2.1图书馆史料亟待丰富

图书馆史料是图书馆史研究开展的基础和前提，有助于深化对图书馆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目前来看，有关图书馆史的研究资料还相对匮乏，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界对构建自身历史的意识还不是很强。当今，图书馆员致力于当前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更多地热衷于对新兴技术和时髦理论的追捧，而忽视了对自身发展历史资料的积累和收集[5]；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图书馆史中一些偶然、差异和凌乱的历史常被回避和掩盖，一些激变的特殊历史时期，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动荡期的图书馆史书面记录出现空缺，许多丰富的历史细节在已有史料著作中往往难以寻获，致使我们无法体察图书馆发展的真实状况。目前，图书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著作主要有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1840-1987）》（邹华享、施金炎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1978-1987）》（张白影、荀昌荣、沈继武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新近出版的有《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汇编》（王余光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版）和《近代图书馆史料汇编》（王强主编，凤凰出版社2014版）等。这些已有的史料著作，从数量上看，只有寥寥数本；从时间上看，则主要集中在近代及民国时期。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几种史料著作也因编纂年代限制缺乏对后续年代的史料记载，而近几年出版的史料著作也较多着眼于清末民国和近代图书馆史料的编纂，却疏于对当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料的梳理。从历史研究的意义来看，历史研究越接近当代，对当前和未来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发展意义越大，因此学者对当代图书馆史研究力度应该着力加强。口述历史不仅可以弥补书面记录的不足，同时在抢救历史记忆方面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目前来看，当代图书馆史研究资料比较容易获取和掌握，因为当代很多图书馆人正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对当代图书馆历史发展状况较为熟知，承载了许多有关当代图书馆史发展的记忆[6]。当前亟需努力将这些历史记忆保存下来，特别是对那些即将辞世的老者，运用口述历史方法及时记录下他们关于图书馆发展的记忆和感悟，不仅可以使当前图书馆研究史料得到极大丰富，同时对图书馆史未来研究将有所裨益。

2.2图书馆史研究方法亟待革新

长期以来，受传统史学研究“考据之风”的影响，我国图书馆史研究基本停留在对传统文献史料的爬梳上，封锁在日记、年鉴、统计资料等构筑的象牙塔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图书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图书馆史叙述主体也多以图书馆历史学家为主，基本上是图书馆历史学家书写的一元化的历史。然而，历史学家书写的图书馆史只是所持有史料在自我脑海中的主观反映，代表的只是图书馆史学家的立场和观点，并时常打上阶级的烙印。正如谢灼华先生对建国前图书馆史研究的评价：“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而得出的结论也是相仿的，都是为了赞颂古人，宣扬封建遗德，或赞颂洋人，宣扬资产阶级文明”，并认为其反映的是封建统治者的“正史”和封建世家大族的“族谱”，只是把历史事实解释为偶然现象的堆积[7]。又如，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一些图书馆研究者盲目追随企业的经济模式，提出“图书馆产业论”“有偿服务”等，暴露出了单纯、片面的历史观在时代推进和社会因素变革时期所体现的弊端[8]。图书馆历史学家的这种历史叙述的主观性不可避免地形成各种主观偏见和假设，这种研究方法始终存在着主观认识和客观历史之间的矛盾和差距[9]。口述历史通过收集口头证词，在历史研究中与传统书面文献进行相互补充和印证，使历史的书写更加接近客观事实。因此，在当前图书馆史研究中，学者应摆脱传统文献史料的束缚，充分认识理性的有限性，本着求真、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通过口述访谈搜集更为真实和丰富的历史资料，将书面记录与口述证词进行互相比对，还原图书馆史本来应有的面貌。

2.3图书馆史叙事模式亟待转变

在传统的图书馆史叙事方式中，更为强调时间的连续性及事件的因果性，基本上都是“建立－发展－成熟”的固有机械化模式，将图书馆的发展叙述为简单的线性模式，导致图书馆学者及从业人员在传统的历史观下盲目追赶时代，缺少反思和考证精神，致使在图书馆发展思路上做出不当选择[8]。这种预设的线性叙述方式使图书馆史毫无生机而言，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即是忽视了“人”在图书馆史中的作用。早在20世纪90年代，程焕文教授就从唯物史观出发，得出“全部图书馆的历史实质上是图书馆人本身的历史”[10]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图书馆实践活动中，人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忽视了对人的研究，忽视了人的作用，尤其是忽视了曾有所创造的人们的作用，实质上也就是抹杀了图书馆学术和图书馆事业。”[10]这也表明，“人”的问题是图书馆史研究中必须强调的问题。这里所谓的“图书馆人”，是指一切曾经或正在从事图书馆理论或实践活动的人。口述历史代表了一种新的理念：历史书写的重心从自上而下的精英历史逐渐转向自下而上的草根历史，使历史更加趋于多元化声音的表达。从该意义上讲，图书馆史是所有参与图书馆活动的群体记忆的集合。因此，当前图书馆史叙事方式有待于转变，应该摒弃传统的线性模式化的书史方式，让图书馆参与者讲述图书馆自己的故事，这样才能使图书馆历史画面变得丰富而生动。

3　口述历史对图书馆史研究的意义

3.1弥补图书馆史料的不足，抢救图书馆史社会记忆。

口述历史的精髓在于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声音。口述历史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主要是因其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具有其他形式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作用，是历史记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来源。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有些重要的历史史料，通常难以在官方文献记载中寻获，那么所缺失的这部分史料，便可以通过口述的方式进行获取，以弥补官方文献记录的不足。随着时间的流失，许多图书馆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已经进入了生命的晚期，而承载在他们身上的图书馆历史信息是不可逆、非再生的资源。学者阿马杜曾表示，“每一位老者的仙逝，都意味着一个图书馆的焚毁（Every elderly person who dies, represents a library going up in flames）。”[11]如果对这些图书馆历史记忆缺乏积极、有效的抢救，特别是对于那些文字记录缺失的图书馆历史时期不进行及时补救，那么图书馆发展的真实状况势必会成为历史盲点。如果当时及早意识到口述历史在收集史料中的重要作用，及时对“中国图书馆运动皇后”韦棣华女士的资料进行口述记忆的抢救，及时追寻并录下知情者的历史记忆，那么我们对那段文华公书林、文华图书科和新图书馆运动的历史就会知晓得更具体、更生动，也许今天就不会有研究上的遗憾[5]。而近些年来，黄宗忠、朱天俊等先生相继辞世，这对图书馆史研究而言是极大的损失，可以说通过口述史资料整理抢救图书馆史的社会记忆，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

3.2革新图书馆史研究方法

梁启超在谈到治史方法时曾言：“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此项史料之性质，可略分为三类：曰现存之实迹；曰传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12]这里的“传述之口碑”即是口述资料。获取和整理口述资料可以弥补官方文献记录的不足，从而起到保存史料的作用。传统的官方文献记录通常只是平淡的常识和条文，只是代表了官方记录的一种阶级立场，难以揭示事件发生背后的真正动机，而其可靠性也曾一度遭到质疑。美国口述历史学家霍夫曼（Alice Holfman）认为，“文献史料的作者也许是明确的，也许是不明确的，也许是一个，也许不止一个，而且死无对证，因此不易于考察史料的可靠性。”[13]实质上，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确切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14]。口述历史则可以摒弃历史学家的这种主观偏见，通过收集事件当事人的口述证词，并和文献进行互证，让历史研究更接近于客观事实。口述资料与文献的互证体现在：口述历史证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献史料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从而透析当时社会情境下文献记录者的立场及文献所表现出来的效力，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真正动因进行剖析重构历史。在《陕西省图书馆馆史》的编撰过程中，研究者就多次对老馆员桑杰进行口述访谈，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例如，在介绍解放前读者工作的情况时，桑杰回忆到：“我到图书馆工作以后，遇到亲友们问我干什么事（工作）？我答：‘图书馆。’继而又问，‘图书馆是什么机关？’”[15]通过当事者的亲身经历和亲口证词，有力地说明了当时社会情境下，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尚未充分发挥及民众对图书馆较为漠视的态度，使史料更为可靠和具体。这不仅较好地填补了现有资料中对解放前书刊借阅、流通情况记录的缺失，使历史画面更富有生动、鲜活之感，最重要的是通过对细节的描述，增添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3.3促进图书馆史阐释的多样性

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想，为传统的图书馆史观提供了一种批判精神，有助于对当前图书馆史研究进行追问和反思。它为图书馆史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视角，使图书馆史研究更注重人的重要性，可以使整个图书馆史呈现出更激进的历史意涵。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保尔·汤普森（Paul Thompson）在其著作《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的序言中写到：“口述历史最丰富的可能性就在于一种更有社会意识的、更民主的历史学的发展之中。”[16]从此意义上说，口述历史的产生是一种民主驱动的方式。这种民主驱动力表现在：转变以往历史研究中“精英历史”的主流历史观，将历史话语权交予普通民众。诚然，历史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表征。而对于图书馆史研究来说，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以“图书馆研究者”的主体视角去审视图书馆的历史，而图书馆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参与这种社会现象的不应仅是图书馆历史学家，更多地还要有普通馆员及其广大读者的感知。因为他们也是图书馆历史的见证者，具有图书馆史的历史话语权。口述历史研究特别关注的是社会意义、历史事件与受访者的生活关系以及其社会秩序的深层次关联。因此，若是要保持图书馆史研究的客观性，应该突破传统图书馆史研究中的权威判断标准，摒弃历史研究的“主观性”和“阶级性”，将图书馆史研究的视野逐渐地从单纯文献求证转向对口述资料的挖掘。也许我们更应该去听听那些当事者的声音，把图书馆史的话语权交予普通馆员和读者，通过倾听他们的心声，以他们的记忆来印证和诠释图书馆现象，从而更好地诠释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对公众社会文化生活的贡献，深化公众对图书馆史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口述历史方法赋予了图书馆史以崭新的维度：历史不再只是研究者的“专利”，而是将麦克风交予社会公众，共同书写公众自己的历史。综上，我们应重新正视图书馆史研究中社会复杂意识存在的客观性，探索和记载图书馆史的多元性，并深入探讨图书馆史对社会公众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所处的地位。

4　结　语

总之，口述历史为图书馆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口述历史在弥补史料不足、革新图书馆史研究方法、转变图书馆史研究理念方面均有较为深远的意义。借鉴、运用口述历史方法研究图书馆史，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使命。图书馆史研究者应本着求真的历史使命感，将真实的历史告知后人。对于图书馆口述记忆的抢救迫在眉睫，而保存图书馆口述史料则是一项造福于后学、功在千秋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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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云 女，1984年生，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现工作于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馆员。

Discuss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Oral History in Library History Research

Oral histor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library history.Reasons of using oral history in the study of library history are the lib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need to be enrich，the research methods need to be renovated and the narrative mode need to be shifted.The significance of oral history in the study of library history is embodied in making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lib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saving social memories of library history, renovating research methods, shifting the stereotyped concept into the study of library history and promoting diversity illustration of library history.

Oral History; Library History

G250.13

A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藏学文献数字化管理与共享服务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XTQ001。

2015-0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