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对皇家生活题材极度偏爱的白居易，对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九月，唐太宗放三千宫女出宫“任求伉俪”大加赞赏；对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十二月，唐太宗“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的做法更是击节长叹！

尽管，“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的结果，更像是专为“上皆赦之”做好的一个局。《新唐书》编撰者欧阳修，不但不像白居易那样点赞，反倒笑唐太宗“沽名钓誉”，因为“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认定“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不过，欧阳修笑唐太宗做秀，丝毫也不影响白居易的颂圣。本不搭界的两件事，被白居易上升到广施德政，教化黎民的政治层面。于是，就有了“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千古浪漫！有意思的是，同样两件事到了司马光笔下，载入《资治通鉴》则成了帝王驭民的范本。区别在于，大诗人白居易与史学家司马光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前者意在歌功颂德，讴歌统治的合理性；后者目的是为后世统治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典型，避免犯同样的错误。相对来讲，统治者更在意的，乃《资治通鉴》“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作用。

显然，读书人对前朝政局的讴歌与嘲笑，区别大都是做稳了奴才之后的帮闲亦或是帮忙而已。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宋神宗大赞“贞观之治”的理由自不必说，明神宗对唐太宗不屑的原因，是“唐太宗助父杀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言外之意，对唐太宗的道德水准很不感冒。为这个原因，彻底拒绝张居正在经筵侍讲课堂上，讲授有关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德政往事，再不能涉及《贞观政要》一书内容。其实，明神宗用道德绑架政治强人，跟政治强人拿需要胁迫黎民百姓就范一样可恶。这些自以为是的昏庸之主，不管是“志大而才疏”的宋神宗，还是“消极且怠工”的明神宗，无论是捧杀还是笑杀唐太宗，完全是出于一己之私，凭的是个人好恶。在百姓看来，统治者的自说自话，与《明史本纪》“明亡，实亡于神宗”之说，并无本质的不同。

有意思的是，明神宗笑唐太宗，清康熙同样也笑明思宗。在封建帝王的内心，除了刚愎自用就是色厉内荏，哪有包容和大度的藏身之处？明思宗的可笑之处，大抵指其“棍打巨石”和“鞭笞御马”那档子事儿。在我看来，这正是明思宗的高明之处。内廷重修需要大块石料事关政治，表面看，是因为宫门小石料大不得进入的矛盾。实际上，是在借“以棍击石”统一人们的思想。正所谓棍子“打在石上”，却是“痛在大臣心上”的御人之术耳！至于为鼓舞士气，明思宗想跟前辈皇帝一样骑在马上检阅部队，神气活现地也喊一声同志们好，结果被掀下马来。明思宗选择用“御鞭抽打”御马，做法看似乖张，谁又能保证那不是一次意在收买人心的假摔？

后世讲前世的笑话，进而否定前世所做的一切，是胜者对败者的不屑与嘲弄，也是传统文化中“一俊遮百丑”最卑劣的“赢者通吃”在现实生活中的泛滥。两千年的王朝更替，对百姓而言，只关心自己的生存状态有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至于皇帝姓“刘”，还是姓“李”抑或是姓“赵”姓“朱”姓“爱新觉罗”，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在于能否真正安居乐业，免于因争权利带来的恐惧。容纳追溯前朝的美好，允许异质思维在批判中探索，用百姓生活质量的实际提高来丈量胜者的历史长度。

然而，现实却经常是另一番景象。胜者只管满足于享受打碎一个旧世界的惬意，却无暇创造一个属于胜者的新世界。项羽这个曾经的“胜者”，除了洗劫秦朝皇宫的金钱美女，就是把秦朝皇宫连同世界上最豪华的阿房宫付之一炬。李自成也是曾经的“胜者”，进了北京先把明朝国库里的金子运出京城，带上倾国倾城的陈圆圆欲浪迹天涯。可惜，他们都还没来得及以胜者的身份，嘲笑前者的失败，自己就重蹈了前者的覆辙。看来，今天的胜者也不过是明天的败者而已。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袁世凯算一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之后，取消帝制恢复民国。他明白，打碎一个旧世界易，创造一个新世界难。袁世凯死后，民国总统如走马灯一样换了几任，都用更加无能的政绩嘲笑前任的无能，直到蒋介石当了总统，彻底恢复了专制统治。但蒋介石还没适应胜者的身份，就用实际行动再次验证，专制体制笑不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