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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官员的“拟提拔期”事故

2015-12-24龚斯宇

领导文萃 2015年4期
关键词:举报人官员

龚斯宇

有专家对记者表示,升迁路上的“拟提拔期”,往往也是某些问题官员的“危险期”。对问题官员而言,“拟提拔期”是升迁路上的“事故多发期”,也成了他人眼中的“故事多发期”。官场生态在这一时期的投影,往往颇具戏剧性。

“身边人”实名举报的威力

“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这句话通常都会出现在各级干部的任前公示公告上。西部某市纪委信访室主任称,这就表示,除非是证据确凿的、且有人愿意为之负责的“猛料”,其余举报更可能的走向是“酌情处理”。在这段“危险期”内真正对官员产生影响的,正是那些“坐实”的材料。

而“证据”提供者,则是那些与被举报官员有利害关系、工作或生活上有来往的人手上。曾有举报人向记者表示,他们手中握有某官员多年前犯事的材料,但定要等到后者临上任前放出。在他看来,为避免“带病提拔”,“拟提拔期”的实名举报对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的意义不言而喻。

2011 年,被舆论称作“云南版王亚丽”的党煦燕事件也是“曝光”于其“拟提拔期”,据媒体报道,举报她的正是党煦燕的下属。举报以网贴的形式指向其个人履历存在造假嫌疑等问题。

其中关于“作风问题”的细节也颇为丰富。该材料称,因另一年轻女干部将被提拔,党煦燕曾公然在其上级张兴华的办公室哭闹,自称“陪睡七年”。这些来自“身边人”的细节,或许是“故事”的关注点。

有当地官员称,举报没有“扳倒”党煦燕,但却“影响”了她的提拔。在质疑声中,官方决定暂停对党煦燕的任命程序,并着手调查相关内容。从“东窗事发”到官方公布调查结果,不出一月。尽管最终官方认定,关于“履历造假”的举报不实,但党煦燕的任命没了下文。

有时举报其实是报复

虽然各地对官员在“拟提拔期”的举报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但越发严格的任前考察或将成为趋势。

2014 年年初,中组部发布《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提出“建立倒查机制”等意见。相关评论认为,“倒查”或将迫使组织部门在任命官员时更加谨慎。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个别举报人来说,在大力反腐环境下抓住“拟提拔期”的敏感期,举报者可能出于权力之争,也可能出于报复心理。这也折射出一些地方官场生态的另一面——或是“权力的游戏”,或是“复仇者联盟”。

而一些对任命决定不满而“举报”的人,则让人更多地看清了这个“拟提拔期”的“敏感”。2011 年,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书记胡健勇因为指使他人造谣中伤、干扰换届被调查。当时的知情者曾向媒体表示,胡健勇未能被列为拟提任副厅级干部人选,不满之下,他将矛头对准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让多人用短信、匿名信等方式“造谣污蔑”。

在与胡健勇同一批被通报的官员中,还有新余市林业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何筱勇。因对职务调整不满,何筱勇伙同他人两次发短信“举报”自己在生活作风、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匿名发送给有关领导,并诬告称该短信系他人恶意中伤,最终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记者还独家采访到,原河南周口市政法委书记朱家臣因经济问题被实名举报落马。其涉嫌“卖官”,多次安插人员进入政法系统,仅此一项“收益”就超过200 万元。不过,在这些“顾客”中,有人因花钱买到闲职而对其不满,“愤而举报”。

贪官落马前的“先兆”和“未兆”

记者搜集多方信息,发现多个在“拟提拔期”被举报后接受调查的,如党煦燕、阳姣莲,在“拟提拔”之前,舆论中没有太多“先兆”,至少没有公开的举报信息。

这样的官员,一旦在“拟提拔期”受到举报,往往却更引人注意。这也使得这一时期容易被人利用,一些官员即使没被查出什么问题,但其升迁之路也因此受阻,个人仕途受到一定影响。

但也有人称,上述二人不是主战线上的官员,为人关注相对较少。像靳瑞林、季建业这样的地方主官,长期受到民间诟病和举报的,却一度丝毫无恙,照样“升官”。

在媒体日前报道过的原河南安阳副市长郭建华一案中,郭长期被各种负面信息裹身,关于他篡改年龄、学历造假、插手工程建设的帖子在网络上不时出现。甚至还有人拉着横幅,到河南省委大门前下跪“鸣冤”举报。一名安阳市机关干部介绍,郭建华最后落马,肯定和这些举报有关。

据媒体报道,靳瑞林在朔州市任职期间,“其子女吃空饷”就为基层百姓诟病。然而靳瑞林带着“恶名”一路升迁,最终止步于当选太原市正职领导候选人之时。

眼看着靳瑞林在不长的时间里屡受提拔,举报人向纪委发出质疑。直到有知情者透露,早在2014 年1 月公示开始时,纪检机关就已经开始对靳瑞林的调查。4 月,正当举报群众认为诉求得不到满足时,网上有人透露“他去了某个限制一定自由的地方”。

一个月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靳瑞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

落马后,杨琨被“带病提拔”的过往也浮出水面。多年前,他就曾躲过一遭“危险期举报”。据媒体报道,早在1998 年,就曾有内部举报信称,杨琨没有把部门创收的上千万元的手续费入账,但该举报内容未被处理。风波过后,杨琨升迁,成为“农行副行长的后备干部”。

相关专家表示,没有先兆的“拟提拔对象”,可能因为一次举报或是轰然落马或是黯然躺枪;而多次被举报的“拟提拔对象”也许能顺利过坎。这两种结果,不禁引人反思,既要完善“拟提拔期”应对举报的措施,更应警惕“带病提拔”背后的种种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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