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泉

1924年，所谓“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成为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人。《时代周刊》创刊于1923年，如果早创个十年八载，想必这个第一不会是吴总司令。至少在1916年，有两个人可能成为这个“第一”，一个是袁世凯，一个是蔡锷。1916年中国的主角无疑就是这两个人。说袁世凯是主角应该无人反对，而说蔡锷是主角恐怕会有人质疑：难道唐继尧不是吗？孙中山不是吗？梁启超不是吗？

他们可以入围，但都不能获选。唐继尧是护国主将之一，可他不曾和袁世凯面对面地斗智斗勇、周旋腾挪。梁启超作为一代文豪敢赴凶险，殊为可贵，但毕竟缺少金戈铁马、月小云低的壮景。而斗智斗勇、周旋腾挪，万里间关、冒死犯难，金戈铁马、月小云低，这些却全部被蔡锷集于一身。更重要的是，他抱病作战，视死如归，这种舍己为国的精神令时人感佩景仰。他在困境中奋起，在胜利中永诀，这份感动与遗憾又为他增添了传奇和悲壮色彩。

蔡锷与袁世凯，一个清癯儒雅，一个粗壮雄武;一个劲气内敛，一个虎视鹰扬;一个高洁自守，一个黑白通吃;一个捐生纾难，一个窃国自为。这两个强势男人的较量对决绝对有看点，够分量。

有论者说，袁世凯在戊戌年出卖过维新派，蔡锷视之为“仇人”。此言过于绝对。

从历史方面说，至今也没有任何史料确凿的证明，在谭嗣同夜访袁世凯，鼓动其“围园劫后（慈禧）”之后，袁向后党告了密。袁世凯背上这个黑锅，主要是因为他虽然在谭嗣同面前信誓旦旦，实际上却按兵不动。本来就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知识分子，又缺少援手，维新人士当然只能束手待毙了。袁世凯关键时刻的明哲保身间接导致维新派罹难，再加上袁世凯晚年闹了一幕帝制丑剧，成了个大反派，在万人唾骂中再给他多抹点黑，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从政治方面说，过去的维新守旧之争已不存在，现实的任务是建设民主共和，这时再怀揣旧怨，那就是匹夫意气了。在政治家的字典里是没有“仇”和“恨”的，在抱负和大局面前，它们微不足道，这是期成大事者必备的风范和局量。蔡锷是这样的人，袁世凯亦然。

关于蔡锷入京，过去的说法是，蔡锷在“二次革命”时组织联军，遭袁世凯疑忌，遂调进京。此说已被后世论者否定，因为他们认为蔡锷是反对“二次革命”的。但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岂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就能说清的？其实蔡锷离滇和“二次革命”并无关系。很简单，蔡锷和梁启超商讨调任的通信在“革命”之前就有了。梁启超发给蔡锷的“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的电报首见于1913年6月17日的《亚细亚日报》，此时距李烈均在湖口发难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既然蔡锷不是被迫离职，他又为什么要离开云南呢？梁启超说：“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这种解释是合理而可信的。关键一点是：蔡锷的理想并非割据一方，做土霸王，他是想有益于国的，他需要更大的舞台，云南一隅终究留不住他。

当然，这中间也有权利斗争。部分滇籍军官有排外心理，想赶走蔡锷这个外籍人士，也是事实。但此时的蔡锷已经不是广西时期那个夹缝中求生存的新军首领，他坐云南第一把交椅，军政大权在握，而且已经在军民中间树立起威信，如果凭借这样有利的条件还维持不住局面，他还能指望在哪里发展呢？京师更是北洋老巢，虎穴龙潭，自己没本事，能立得住吗？

所以，蔡锷进京，在袁世凯一边，是想调用人才;在蔡锷一边，是想谋求更大的发展。不管袁世凯是什么“雄”，爱才是肯定的，而蔡锷不仅精通军事，而且胸怀政治局量，更重要的是他拥护中央集权，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不用？

这时袁世凯已有改造北洋军的念头，他的左膀右臂段祺瑞和冯国璋都不听他使唤，一个暮气沉沉疏于职事，一个在南京独享清福，晚上玩乐白天睡觉。袁世凯打算建一个模范军，训练20个旅的军官，建立10个师以取代老北洋军。在袁世凯的建军计划中，蔡锷是一枚重要棋子。他希望由蔡锷来训练新式部队，继而调任参谋总长，再出任陆军总长，以顶替他越看越不顺眼的段祺瑞。但北洋老人们当然不干，徐世昌说兹事体大，不可操之过急。于是袁世凯只好把一场酝酿已久的“军界大地震”压了下来。由于计划暂时搁浅，也就只能先把蔡锷“挂”起来。蔡锷不会不知道到中央后跻身军界的难度。带兵跟当一般的官不一样，在军队，最重要的资源是人，他们是权力和威信的基础，如果手下的官兵不服从，多大的“长”也是白当。光杆司令，蔡锷肯定不愿做。但蔡锷还是有信心的，以他的资历和才干，不愁没有用武之地，即使在袁世凯治下出不了头，年龄优势也使他有理由期待未来。而且，位居中央也便于参与国是，递交国防计划，一旦边境有事，他即可请缨参战。所以，他并不计较暂时的闲置。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袁世凯和蔡锷并非一般描述中呈现给人的那种强势对弱势的关系。如果袁世凯能适时地委蔡锷以大任，如果这两个能人可以充分合作，发挥各自的优长，或许近代中国将会发生一些令人振奋的事。但历史没有给袁世凯和蔡锷这个机会，因为某种势力的强行介入，意外地也是必然地改变了袁蔡关系。

（摘自《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