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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判死刑,救不救

2015-02-12

南方周末 2015-02-12
关键词:武生小惠配型

一个尿毒症患者贩毒,母亲捐肾、手术成功后,法院一审判了死刑。

两种声音:先救再杀,会不会太残酷?即使可能判死刑,难道就不该救吗?

南方周末记者 任重远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阿梅

发自包头

被尿毒症折磨了五年多后,26岁的王保保终于把肾换了。此时,他正面临法院的审判。

为了筹措换肾费用,王保保三次贩毒被抓。母亲刘丽丽说,法官的一句“能换”,让她决心捐出了自己的一颗肾。家里还借了二十万的债。

手术很成功。但十个月后,2014年9月16日,包头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王保保死刑。

此事引发了激烈争议:先救再杀,会不会太残酷了?也有另一种声音:即使可能判死刑,难道就不该救吗?

2015年2月5日,内蒙古高级法院二审开庭,公诉方以有立功表现等理由建议改判死缓。

“别管我了”

疾病突袭。2008年5月,21岁的王保保被查出慢性肾炎,百分之七十的肾细胞已经坏死。作出诊断的包头医学院一附院医生说,这个病最终可能发展成尿毒症,到时候除了透析和换肾,没有别的办法。

这让父亲王武生很不甘心,他信赖中医,带着王保保离开医院,跑了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和北京的几家中医院,还拜访了包头一位据说给首长看病的医生。

但各种中西医结合的疗法没任何效果。2009年12月的一天,王保保的病情突然恶化,送回包头医学院一附院抢救,两天后才脱离危险。此后,王保保每月要进行十次常规透析,才能维持生命。

家里最初没做换肾的打算。最主要的原因是没钱。之前看中医折腾了一年半,基本花光了家中积蓄,还借了十来万。

“再说换肾也不是一定就能治好。就想先透析,观察着再说。有的人透析了好多年都没恶化。”王武生说。

王家2001年从土默特右旗的农村搬到了包头市城乡接合部的北沙梁村。王武生做小包工头,盖平房之类的小工程,母亲刘丽丽就打些零工,帮人擦玻璃,洗酒瓶。

王保保到包头后成绩一直不好。初中读了几年,换过一次学校,还是没能毕业,2005年最终辍学。短暂做过几个月服务员后,跟着二姨夫到工地上做了电工。

据王武生介绍,患病后的儿子情绪很低落,除了定期去医院透析,基本每天在家躺着玩手机。“他本来就内向,生病后又自卑,不大愿意和别人接触。一说就是,‘我快死的人了,别管我了。”

但在父母眼中,王保保是个长大懂事的孩子,2012年以前,一直没提过换肾。在他与病魔搏斗期间,母亲刘丽丽又怀孕了,并于2010年3月又生了一个儿子。

对于弟弟的出生,王保保似乎也没有过于敏感。他曾很坦然地跟母亲说,就算将来自己不在了,他们还有一个孩子“也挺好的”。

“我开始怀孕的时候,王保保正在外面治病,就没有告诉他。后来他回来也开始问,妈妈你为什么又怀孕了啊?我怕他多心,就说妈妈喜欢女孩儿,想再要个女儿。他又问,要还是男孩儿呢?我就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男孩女孩都可以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是儿子了。”刘丽丽说。

“怎么都是个死”

从2012年开始,事情有了变化。

这年3月28日,王保保因贩毒在家里被抓,当场从其身上搜出冰毒2.5克,海洛因0.2克。因为患病,他第二天就被取保候审。王武生说,这时他才知道儿子在贩毒。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公安局回去的路上,王保保跟他大吵了一架。他也劝儿子别干了,说这个有风险,像这次被抓了,就赚不到钱还赔了。

“他很生气,说这次是被人害了。我反正要死的人了,怎么都是个死。你别管我。我现在这个身体,干不了营生,不干这个怎么赚钱。你又没钱给我换肾。”王武生回忆说。

或许是不愿面对父母,或者怕连累家人。王保保开始很少回家,有时在外面租房,有时住宾馆或朋友家。

5月21日,王保保在宾馆第二次被抓,警方搜出冰毒23.7克。同样因为患病,他很快又出来了。

此后,王保保有时打电话回家,慢慢开始提及换肾,比如一起透析的谁谁谁换了肾治好了呀,妈妈你要不给我配下型吧等等。

刘丽丽则告诉他,现在不合适,“你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得挣钱养家,不能换给你,要换只能换我的。但妈妈现在还在哺乳期(小儿子两岁多才断奶),等弟弟大一点儿了,再去给你配型。而且现在也没有钱。”

王保保的回答是,钱的事我看能不能想点儿办法,你们只要给我配型就行了。

王保保的女朋友崔小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保保应该是为了维持透析才贩毒的,那时还没想到换肾。

当时包头的新农合医保覆盖范围有限,每次透析只给报销80元。王保保每周需要做两次血液透析,一次460元。每两周还要加一次1380元的环流。加上药品和检查,每个月自费的范围得五六千。

“他跟我说,那时候家里没钱,有一次明天要透析了,今天晚上他爸出去借钱还没借到,就少做了一次,但实在受不了。他就怕了,得自己想办法。”崔小惠说。

王武生则不记得有过这种情况,他说确实有一次少做了,是因为经济压力太大,王保保想试试,如果少喝点儿水,每两周少做一次行不行,结果发现果然不行,后来又改回去了。

但他同时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大约从2012年开始,王保保透析的费用都是自己出的。“偶尔几次跟家里要钱。”他也知道这应该是贩毒得来的钱,但表示孩子大了,就没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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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活”

2013年初,王保保的病友润蛋去世,让他受到很大刺激。于是开始焦急地催促父母,希望能给他配型换肾。

“当时还没过年,他给我打电话,显得特别害怕,说我不想死,我想活。那一年他自己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春天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不说也看不出来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走路上楼什么的都没事儿。后来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没多少时间了,必须换肾。”崔小惠说。

这一次,母亲刘丽丽终于答应给王保保配型,检查结果显示可以移植。

看到希望的王保保决定,“干票大的”。他和四川省一名自称“黑子”的毒贩联系,想通过物流的方式购买冰毒500克。如果顺利转手,预计能赚10万到15万。

由于自己的身份证遗失后一直未补,2013年3月6日,王保保把11万现金交给王武生,让他通过邮政储蓄寄给一个账户。

3天后,王保保和崔小惠到物流公司取货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除了邮寄过来的500克冰毒,还在他身上搜出了10克冰毒。

这一次,虽然依然很快保外就医,王武生等人也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再这样下去,恐怕真的要判死刑了”。

于是,在王保保三叔的召集下,亲戚们又凑了22万。

2013年12月,手术在包钢医院顺利进行,一个月后,王保保出院。手术的费用远远低于预期,新农合报销55%后,王家只需支付八万不到。此前,王武生一直以为会要三十万,“后来才知道那是北京,包头便宜得多。因为一直没敢想,就没仔细打听。”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2014年9月26日,一审法官宣布的会是死刑。

在此之前,王保保一直积极配合警方检举毒贩,以争取立功。他记得有一次去检察院交材料,检察官还拍着肩膀说,下次可不能再犯了,再犯就死刑了。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肯定死不了。考虑到自己的病情,估计无期也能很快保外就医。

白救了?

2月5日下午,内蒙古高院选择在羁押地附近的达茂旗人民法院开庭。当法官和检察官一行人走进来时,王武生一下子认出一审法官,并冲到了他面前愤怒地喊为什么判死刑,刘丽丽则扑通一声跪在台阶上,抱住一审法官的腿。这一阵骚乱,在二审法官的调解下得到解决。

王武生说,手术之前,他曾两次找到法官沟通,问能不能换肾,答案都是能换。特别是第二次过去时一审已经开完庭,他明确问,“王保保犯的事儿挺严重的,现在医院让做肾移植手术,如果判了死刑,他妈就不用给他换肾了。”法官还是说“能换”。

一审判决后,刘丽丽跑去问法官,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说过不判死刑,还有:母亲给儿子换肾本来也是应该的。这让她完全无法接受,“从来都是死人给活人换肾,哪有活人给死人换的?医疗费用又这么高,现在等于把我们全家都判了死刑。”

王武生也觉得判得重了,“他贩毒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治病活命,换完肾就不干了。之前的都比较少,最后这次500克,没卖出去就被抓了,社会危害没那么大。”他到北京找了律师回来打二审。

一点四十左右,二审庭审开始。王保保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辩护律师谢通祥主要强调了其立功表现。公诉方认可王保保有“一般立功表现”,考虑其今后可能继续辅助公安局侦破毒品案件,给出了改判死缓的建议。法官宣布择日宣判。

在最后的自我陈述中,王保保作了忏悔:“母亲把一颗肾捐给了自己,我希望法官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孝敬和报答我的父母,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也有人对王保保并不同情。得知此事后,一附院的一名医生表现得义愤填膺,“早知道就不救他了。救了这么多年,结果他去害人。这么多年,比他条件更差的我们也见得多,怎么人家没去贩毒?”

2015年2月10日,腊月二十二,王武生又跑了一趟公安局,问那几个人抓住了没有。“现在是年底,正好是毒贩子们活动比较频繁的时候。”

(为不影响当事人生活,王保保、崔小惠、王武生、刘丽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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