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漳盐与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初探

2015-02-12赵世明张晓海仇新强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1期

赵世明，张晓海，仇新强

（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天水 741001）

甘肃主要产池盐和井盐，产盐地相对较多。史载：“甘肃省连蒙界，多系滩场沙漠，地质含卤，所以产盐富甲于他省，其经政府鉴定，准予捞取熬制盐。认为食盐者，以言池盐，则有小红沟、甘盐池、白墩子、哈家嘴、刘家湾、八盘、马莲泉、汤家海、苏武山、白土井、高台等处；以言井盐，则有漳县、西和等处。余如拉牌白塔寺皆为新近开放之区，产量不多，所谓自桧以下，无足称道。”[1]卷二由此可知，甘肃井盐产地仅在漳县、西和两地。漳盐由于储藏量大，质量上乘，因而经久不衰。目前，漳盐利用现代化生产手段，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同时漳盐盐疗馆、保健盐也在开发之中，漳盐资源的开发已呈现多样化态势。

明代为了军事边防的需要，沿北部边疆设立辽东、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固原、山西等九边军事重镇，加强北部边防，由此，大量的边饷需求产生了。于是，明政府仿照宋代旧法，实行“开中法”，这样九边地区军屯和商屯一同兴盛起来。九边重镇之一的甘肃，其主要的产盐地——漳县之漳盐和相关行业由此迅速繁盛起来。

一、漳盐与漳县

漳县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南部，处在兰州市与天水市之间，是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海拔1640～3941米，年平均气温7.2℃，无霜期155天，平均降雨量500毫米，属湿润、半湿润气候。据科学勘探，2.8亿年前，漳县一带是一个数百平方公里的内陆咸水湖，经过数十次反复干枯，积淀形成丰富的盐藏。漳县“有大小二池，其盐皆不假人力，自然结成”。[2]西周时，因先民掘井熬盐而得名盐井，东周时因盐业兴盛引起了周朝诸候国秦国的重视，所以，在盐井设置了盐川寨。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因有“西陲屏障”之誉，在盐川正式设置障县，其盐产归陇西郡盐官管理。北魏置彰县，唐代更名武阳县，北宋置盐川呰。元代为盐川镇，隶属定西州。[3]明洪武年间因“漳水潆洄润地、宝井便民裕国”而改名漳县。清代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裁撤，归陇西县管辖，民国二年复置，沿用至今。

漳县物产丰富，尤以产盐为盛，目前仍是甘肃最主要的产盐区，盐业仍是漳县的支柱产业之一，也是漳县的立县文化。换言之，漳县因盐而兴，因盐而显。因盐而立，因盐而盛。可以说，先有漳盐，后有漳县。

按照赵玉中先生对漳盐历史的分期，明清时期漳盐处于政府组织管理、以柴草为燃料的铁锅熬制阶段。[4]赵玉中《前言》自明代起，关于漳盐的记载相对要多一些，所以其概貌也逐渐清晰起来。漳盐出自于漳县盐井镇的两口卤水井，即人们常说的“盐井”。当地人习惯称上井和下井。离盐井镇东约五里的“小井沟”有一个“小井”。上下两井都是用枋木衬贴的，井口呈八角形。明初上井深大约七八米，下井深四五米。后来经历了反复淤塞和修复、衬贴。

二、明清时期漳盐的生产经营

元大德年间（1297～1308年），盐井镇因洪水冲毁，县治由盐井镇搬迁至古城峪，至此，盐井镇不再是县治所在，但明清时期，盐井镇几乎一直是漳县的经济文化中心。[5]汪普龙《漳县盐业史述略》

1.生产组织与管理

《甘肃通志》载：“漳县产盐井三孔，原设灶户六十五名，每名盐锅一口，共锅六十五口。每年请引3622道，共额征银以及遇闰加增银四千六百四两九钱余”。[6]

由于元大德年间盐井被冲毁，故明初就有六十五家刘姓民众“浚井甃木”之事。明初，在漳县盐井镇设立“盐井大使”，鼓励和支持盐井六十五家民众浚井甃木，扩充办理，公举出“盐头”四人，代表六十五家负担盐税。六十五家各有一灶熬盐，各出一人在井上轮流绞水、抬水，供各灶熬烧，灶户为县衙及有关方面免费供给食盐。这时，漳盐的生产经营逐步规范有序起来，形成诸如“柯寨”、“库承”、“盐卷”等制度。“柯寨”是指辘轳汲水至水槽，由水槽流入水桶，中间会有水洒出来，洒出的水会集中到井前的水池，这就叫“柯寨”，这些由刘姓族人轮流收取，自熬自销，应属于他们的特权。“库承”是指六十五家各出一人在井上轮流绞水、抬水，以每月十名为单位轮流绞抬，供各灶熬烧销售，国家承认纳款，故名“库承”。“盐卷”是指六十五家每月免费供盐给县衙等，其子侄应试时，训导免受“印红钱”240文，礼房免纳“卷钱”220文，将这部分免费考卷称为“盐卷”。

由此来看，六十五家的盐业生产既体现了管理的规范性，又包含着他们的某些特权。盐井商办后，六十五家的某些特权仍被保留下来。史载，六十五家子女应试者，“以帖书其先祖名”，后由盐商盖上“商号图记”，由此可以免去应试者的“印纳之费”，而只从商人之处收取食盐。光绪年间，有人建议裁革此规，但未能成功，故仍得以保留。[7]卷二《井规》

为了管理盐业的生产经营，洪武初，“诸产盐地次第设官”，设两浙等六个都转运盐使司，广东等七个盐课提举司，并设有陕西灵州盐课司。[8]漳县盐业归陕西灵州盐课司管辖。同时在漳县设盐井大使，对当地盐业进行直接管理。

明代灶户被定为灶籍，归盐官管理，与民户有差别，政府对灶籍管理非常严格，编入灶籍者须世代从业。他们自备生产资料生产盐卖给官府，得到工本钞，或从官府支取工本，余盐也必须入官。明后期更定盐法，不再发给灶户工本，盐由商人收取。官收制就此寿终正寝。

开中法实行后，盐引制度成为明政府对盐业管理的重要制度。如果想要合法贩盐，商人必须先向政府取得盐引。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支盐，又到指定销盐区卖盐。明代鼓励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并给商人贩盐权利，被称之为开中。明代多于边地开中，以吸引商人运粮到边防，充实边境军粮储备，这与九边制度不无关系。开中法大致分为报中、守支、市易三步。报中是盐商按政府要求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以换取盐引；守支是盐商凭所取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市易是盐商把得到的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因为长途运输粮食的耗费巨大，盐商便在各边雇人开垦田地，生产粮食，就地入仓换取盐引，由此形成了明朝屯垦的又一种形式——商屯。

换言之，引由官卖，纳米给引，凭引行商。漳盐盐帖名“漳宝贵”，三年赴户部换引一次。对盐引的分派和纳税额，政府也有详细的规定。

清承明制，各盐区自产自销，不许越界。清盐法条文中尚存留开中制的影子。清代盐业生产者的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只是接受官府的监督，而非官府出资参与生产过程，生产者有较大的自主权。

清初，户部负责盐务管理。道光以后，各省督抚皆带管理盐政的头衔，各地一般设有盐运司、下设分司，下属各盐场则设盐课司大使等。清代盐务管理机构和人员膨胀严重，各省各自为政的情况在后期也很严重，管理也很混乱。

道光时期对盐引进行改革，实行“票盐制”，即对持有盐引“窝本”的盐商与大户课以“重税”，价格随行就市，以此打破盐业的垄断与专营。同治八年（1869年）（一说同治九年），清政府设立地方盐局，管理地方盐务。按照时制，漳盐由甘肃督抚委员办理，“抽收课厘钱”。为了防止私盐活动，政府还设有缉私委员，专门督查私盐贩卖。光绪十一年（1885年）缉私委员被裁革，始分设各卡。[9]卷二《盐法》清末盐政体制再度进行改革，加强中央对盐务的管理。

2.生产状况

据《甘肃新通志》载：“灵州（今宁夏灵武）盐课司、西和县盐井（今礼县盐官）、漳县盐井，洪武间岁办，西和县131530斤，漳县515670斤，灵州2867407斤。弘治间岁办，灵州、西和、漳县共3514607斤。万历六年岁办12577668斤。岁解宁夏镇年例银13342两，延绥镇年例银13714两，固原镇客兵银2059两，固原军门犒赏银7120两。行盐地方：河东行西安、凤翔、汉中；陕西行巩昌、临洮、延安。”[10]

甘肃地方志等文献关于明代漳盐产量的记载，与《明史》基本一致。《明史·食货志四·盐法》记载：“陕西灵州有大小盐池，又有漳县盐井、西和盐井。洪武时，岁办盐，西和县131500斤有奇，漳县515600斤有奇，灵州则为2867400斤有奇。弘治时无变化。万历时，三处共办12577600斤有奇。盐行陕西之巩昌、临洮二府及河州。岁解宁夏、延绥、固原饷银36000余两。”[8]

《甘肃盐法志略》的记载明确说明来源于《明史》，其载：“《明史·盐法》较祥，设灵州盐课司，又有西和县盐井、漳县盐井大使。洪武年间岁办西和县131530斤，漳县515670斤，灵州则为2867407斤；孝宗弘治间岁办灵州、西和、漳县共盐3504607斤（洪武年间三个数据总和为3514607，此处有误），数如洪武时，而三处原额则多少增减有差。神宗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每岁增至12577668斤，岁解宁夏镇年例银13342两。”[1]卷一

只不过《甘肃新通志》等产量的记载要比《明史》记载更为精确，而这一数据也被广泛认可和使用。但是，弘治和万历时期的数据是陕西灵州盐课司属下灵州、漳县、西和三处的总和，并未单列出漳盐的年产量，故只能按照洪武年间比例进行推算。洪武年间三处盐总年产量为3514607斤，西和、漳县、灵州分别占比3.74%、14.67%、81.59%.如按此比推算，那么，万历时期三处相应年产量则约为470405斤、1845144斤、10262119斤，即万历时期，漳盐年产量约为184万余斤。大约一些学者言漳盐在万历时期的产量约180万斤，其根据就在于此。如果这一推测合理的话，那么，与明初相比，明后期漳盐产量已经翻了两番。

顺治九年（1652年），漳盐年产量2801引，课额3719两。[11]38清代康乾时期，政府对盐商进行打压，到道光时期对盐引进行改革，实行“票盐制”，盐业一本万利的时代基本结束，漳盐随之也开始衰落，产量下降。康熙初年，漳盐年产499900斤，较明万历时期已大为下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漳盐年产量仅为45.3万斤。[12]庚子赔款以后，盐井由盐务局统一管理，并允许食盐自由销售。官盐产量每天1000公斤左右，年产量340多吨。[5]李兴魁《神奇的漳盐》清代漳盐产量要比明洪武年间还低，原因在哪儿呢？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岷州抚民厅同知汪元絅到盐井镇调查食盐生产情况，发现食盐走私，通过盘查，当时漳盐实际年产量为69.8万余斤。由此来看，漳盐在清代初期统计产量的大幅下降跟盐业私贩有很大关系。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万历时期漳盐年产量推算失实。

3.销售经营

洪武四年（1371年）五月，因漳县、西和二处盐井积盐已多，“募商于延安、庆阳、平凉、宁夏临洮。巩昌，巩昌纳米七斗、兰县四斗、灵州六斗并于灵州给盐一引。临洮、兰州纳米一石五斗，漳县一石八斗，西和二石，并于漳县、西和给盐一引，由工部铸给铜板，盐课引目。”[13]可见，漳盐在洪武初年已经存在积压情况，故明政府招商在甘肃屯田，推行开中法。

明制，盐引有大、小引之分，大引400斤，小引200斤。纳米换引的数量各地不尽一致，起初“视入仓道里远近，定商人输米之数”而定。后来，米、盐的交换比例有所变动，其原则是以时势缓急、米值高下、道里远近险易以及中纳者是否有利为转移。明初，灵州纳米6斗、漳县纳米108斗、西和纳米二石给盐1引。正统三年（1438年），边军缺马，以盐易马，上马一匹给盐100引，中马一匹给盐80引。到成化、弘治间，盐不敷支，准许商人下场收买余盐。每盐一引改征银二钱五分，专供三边（延绥、宁夏、固原）军需。嘉靖八年（1529年），灵州大小盐池盐额共增56043引，每引三钱五分，征银19615两，送平凉府收贮，专供禄米。隆庆元年（1567年）每引征银增至五钱二分。万历六年（1578年）灵州、漳县、西和盐额增至1237600斤，每引200斤，年解边饷银36000两。[4]陈兆献《甘肃清代以前赋税制度的概述》

弘治年间，执行陕西各地每一引准销食盐200斤，并规定“西盐二分，搭配漳盐八分，俱听分守陇右道监理收银，年终解送花马池营管粮衙门防秋兵马支用”。[6]漳盐销售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这对于漳盐来说是一个福音。

明代的引地，“西至岷州、洮州，东至宁远、伏羌，东南至马坞、礼县界，北至陇西，皆各设卡分销”。[9]卷二《盐法》

清朝先实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后实行招商包课、私商专卖。康熙年间，随人口增加，销售范围也进一步缩小，仅限于13厅州县卫所。康熙三十八年，岷州抚民厅同知汪元絅按照调查的实际产量，对“引地”陇西、安定、会宁、宁远、伏羌、秦州、清水、秦安、通渭、漳县、靖远、洮岷、西固等十三州、县、卫、所、厅的盐引进行分配，缓解了当时食盐供给不足的矛盾。除本地额销售引851张外，陇西449张、安定200张、会宁200张、宁远403张、伏羌100张、秦州246张、清水110张、秦安120张、通渭150张、靖远117张、洮州卫（临潭）67张、岷州卫（岷县）500张、西固厅100张，共计3613张。[7]卷二《盐法》按每引200斤来算，应分销漳盐72.26万斤。但由于私盐活动的存在，实际产量和销量应比此数为多。

道光时期实行的“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引的垄断，取消了行盐地界，即“引岸”限制，“招贩行票，在局纳课，买盐领票，直运赴岸，较商运简捷。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

咸丰二年（1852年），银价腾贵，灶户罢乏，商初承办。给灶户每日上井水三桶，交盐80斤，下井水一桶，交盐10斤，商人按照柴价“低昂”，付给灶户薪资。除交给商户之外，余盐多少不等，留作灶户工钱，名曰“柴息盐”。[7]卷二《盐法》同治年间（1862～1875年），漳盐畅销，盐价由洪武时期的“一块”盐60文骤升至240文。光绪初年，商人仅于洮、岷、宁、陇四县设卡分销。庚子赔款以后，盐井由盐务局统一管理，并允许食盐自由销售，引地遂无。[12]

对于私盐活动，明朝政府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即“贩私盐者罪至死”，但私盐活动并没有杜绝。清代则进一步将盐的垄断权卖给商人，非商得到盐引的机会微乎其微。[11]30

三、明清时期漳盐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影响

南望盐川五里途，煮来双井水成珠。

朝朝集上薪如桂，六十余家买尽无。

这是《武阳志》卷五《艺文》中收录的一首诗，名曰《盐井》①之后所修《漳县志》和《重修漳县志》均未收录。（署名“前人”）。从该志中诗歌的编排顺序来讲，应属于明清时期。而且，“六十余家”之说也可以看出其内容应属明清时期。其诗主要说的是漳盐生产热火朝天的场面，以及与之相关的柴薪交易状况，其中反映出漳盐对当地集市的重要影响。

1.商业市镇的崛起和繁荣

明代是漳盐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漳盐盐引“漳宝贵”享誉秦陇，盐井镇商贾云集，百业兴旺，成为遐迩闻名的陇上名镇。[5]张克复《序二》

如前文所言，明清时期，盐井镇几乎一直是漳县的经济文化中心。在盐业的带动下，盐井镇变成了繁华的商业市镇，并形成相关的产业和市场链，相得益彰。其时，盐井镇形成五大专业市场，柴草市、人市（工匠劳动力）、旅店市、商市、盐市。其中“柴市”相当火爆。汪普龙先生依据当时漳盐的年产量估算，如一个一次背100斤柴火上市去卖，每天需要有七八十人上街卖柴。因此，集市上相当一部分人是卖柴禾的。在农闲季节，盐井街上卖柴禾和以柴换盐的农民多达三四百人。[5]汪普龙《漳县盐业史述略》所以，到集市上的柴火朝朝“买尽无”是可以相信的。

因此，盐井镇商贾云集，成为漳县最大的集镇。“以盐井产盐，运贩踵至。故每日为集，交易麦、豆，杂货，而以盐与薪为大宗。”[7]卷二《盐法》盐井镇之盐吸引了很多外地商人，豫西、晋北、陕南等商贾带来了各地的商品，甚至还有俄国的呢绒。连镇边的河滩也成了“银钱滩”。东西南北条条商道辐轼古镇，还有八省十几县的行商先后在盐井镇安家立业。[5]陈新民《话说漳盐》而漳县新县治所则“有土著，无客商”。从这一点而言，县城的繁华甚至在盐井镇之下。

另外一个较大的集镇是新寺镇，它位于漳县东南七十里。明嘉靖七年（1528年），生员成景修等，禀请岷州兵备道韩创设市镇，以每月四、八日为集，人们在此地交易粮食、食盐、杂货、药材、山货等物。在康熙年间，有人曾在此还私开盐厂。

明清时期漳盐的兴盛也带动起三岔、四族、西关、柯寨、草滩、马莲滩等农村集镇，其商业化程度也大为提升。

2.人口结构的变化

史载：“土著重农轻商，如新寺一镇商贾，山、陕客居多，居民列市廛厘者十无二三，大或药室杂货，小则菜麻负贩己耳。盐井、三岔、四族各镇作卖，客主参半。本城则有土著，无客商。若盐当各商皆是。总之，客商估本重而豪侈，土著俭约，而资亦微矣”。[9]卷二《物产》

在繁华的小镇上，由于外来商人的增多，盐井镇周边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直接的变化是商人结构变化，即客商比例大幅提高，在一些相对较小的集镇上，晋商、陕商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当地商人。

同时，随着行商变坐贾，人口结构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外来商人特别是较远的商人，如山陕商人则在当地较长时间居住也将成为不得已的选择。甚至有些客商索性选择定居，“八省十几县的行商先后在盐井镇安家立业”，使当地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行商坐贾化成为当地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较大。

3.漳盐文化的传承

前文已经提及盐井商办以后，灶户子女参加科举考试免除一些费用，这一事实是漳盐影响教育的

重要反映。另据史载：“盐井开始元明以来，办法各异。清初仅纳国课，张县以产盐认课，学额定为上中，每岁考文武入学二十四名之多。”[7]卷八《呈覆省长盐务情形疏》所以，漳盐与当地科举教育也有着密切联系。而民国以后，这种关系则更为直接，“自民国九年起，由烧户等每年捐助盐井高等小学校钱四五百串”。[7]卷八《呈覆省长盐务情形疏》

以客商为载体的外来文化，如“奢侈”等与当地文化的碰撞，对当地文化、风俗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因为明清时期漳盐对当地文化的影响非寥寥数语所能言尽，故此仅略而列举。

因盐而建寺：盐昌寺，俗称盐神庙，修建于明初，同治初兵毁，光绪二十年（1894年）复建，明清时期香火很旺盛。

因盐而成俗：盐神庙“春秋二祭，皆戊日祀仪，猪羊各一”；盐刮刮可以治疗胃胀痛，成为食疗品，甚至是馈赠礼品；盐还被用于祭祀，成为祭品之一。

因盐而命地：盐井镇之名自然来源于盐，另外如“盐厂河”、“小盐井河”、“大盐井”、“小盐井”、“盐桥”等，不一而足。

因盐而立名：由盐而催生了很多新概念的产生，如字头、灶户、烧户、库承、柯寨、盐卷、盐刮刮、盐圈子、打盐、盐税、盐头、盐客，等等。从古至今，因漳盐而产生的名词达上百个之多。

因盐而作文：自唐代杜甫作《盐井》之后，明清时人也作《盐井》；盐神庙复碑记成史成文；漳盐除妖降魔传说留传至今。

因盐而成景：宝井汲玉是漳县八景之一，另如以盐命名的盐川寨、盐山、盐昌寺也小有名气。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清道光九年，漳县裁撤，归陇西县管辖。同治二年，河南布政使王宪上《请复设漳县知县疏》，言：“且漳邑旧有盐井，课项攸关，利之所在，民即争之，约束催征，责任甚重，非县丞所能经理。”[9]卷五《奏疏》由此而言，漳盐已成为漳县复县的理由之一，亦可知漳盐对当地社会的重要影响力。

[1]沈敬铭.甘肃盐法志略：卷二[M].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2]陆应阳.广舆记·陕西·宁夏卫卷九[M].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3]仁宗敕，纂撰.大清嘉庆重修一统志：第16册·巩昌府一[M].四部丛刊续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