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大 鸣



商代山东制盐家族考

李 大 鸣

商代山东制盐工人是聚族而居，共同劳作，制盐技术在家族内世代相传。制盐家族的聚居地在盐场之外。每年孟春时节，制盐工人就到盐场内居住，开始制盐。当夏天雨季来临时，制盐工人就停止制盐，撤离盐场，回到家族住地居住。秋冬时节，制盐工人要打柴割草，准备来年制盐所需的燃料。

商代；山东；制盐家族；制盐方法；燃料收集

商代山东的制盐工人是聚族而居，共同劳作，制盐工艺在家族内世代传习。春夏时节，工人制盐。秋冬时节，工人停止制盐，改为收割柴草，以备来年煮盐之用。

一、商代山东制盐工人聚族而居

商代山东的制盐工人来源于上古的制盐氏族，制盐氏族当是聚族而居，共同劳作，制盐技术在家族内部世代传承。

《世本·作篇》记载山东上古时就有“夙沙氏煮海为盐”的传说，宋衷注云：“夙沙氏，炎帝之诸侯。”①夙沙氏为世代以制盐为生的氏族，常用海盐与其他氏族交换物品。到商代时山东已经形成多个制盐家族，他们依旧是聚族而居，家族成员一起制盐。

商代时制盐家族在内的各手工家族，均以族为单位进行劳作，家族内世代传习一种技艺。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灭商后，分给鲁公伯禽“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杨伯峻注云：“（索氏）为绳索之工”，而“长勺氏、尾勺氏皆为酒器之工”。这些商代手工家族内的组织成分有宗氏、分族和类丑，杨伯峻注云：“宗氏，其大宗，即嫡长房之族。分族，其余小宗之族。辑，集合也。类丑，同义词连用，此谓附属此六族之奴隶。”②各族族长统领着本族的大宗和小宗一起工作。手工技艺在家族内世代传承，《周礼·冬官·考工记》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郑玄注云：“父子世以相教。”③同样，制盐技艺在制盐家族内也是世代传习，如夙沙氏的后裔有夙沙卫，在春秋时为齐灵公掌管制盐业，《广韵》云：“（夙沙为）复姓，……《左传》齐有夙沙卫，神农时夙沙氏之后。”④《世本·作篇》中宋衷注云：“宿沙卫，齐灵公臣。齐滨海，故卫为鱼盐之利。”⑤“宿沙”即为“夙沙”，如《说文解字》云：“古者夙沙初作煮海盐。”段玉裁注云：“夙，大徐作‘宿’，古‘宿’‘夙’通用。”①夙沙卫承袭了祖上的制盐技艺，精于制盐，所以才能为齐国主持制盐业。

上古时制盐家族是聚族而居，这可从以下文献推知。《通志·三皇纪》云：“民不粒食，未知耕稼，（神农）于是因天时、相地宜，始作耒耜，教民蓺五谷，……作都于陈，后徙鲁。……列廛于国，日中为市，……夙沙氏为诸侯，不用命，箕文谏而杀之，神农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来归。”②《太平寰宇记》云：“（曲阜县为）春秋之鲁国，伯禽所都之地。古炎帝之墟。”③神农氏即为炎帝，炎帝氏族迁到曲阜，在此地聚族而居，种植五谷，与此相应，当时的夙沙氏亦应是聚族而居，族内成员都精于制盐。炎帝氏族想用粮食换取夙沙氏的海盐，但是被夙沙氏的族长拒绝。这影响了夙沙氏族民的经济利益，他们在居地内起义，迅速而轻易地推翻了居于一地的族长。与夙沙氏相同，商代时制盐工人亦是聚族而居，山东阳信县李屋村就发掘出商代制盐工人家族聚居的遗址。该遗址位于山东阳信县水落坡乡李屋村东南1公里，东距现海岸40多公里。遗址东西长250米、南北宽200米，面积约5万平方米。遗址中部有两片缓坡台地，南台地遗址被破坏，北台地长65米、宽50多米，面积约3500平方米，台地顶面高出四周平地近1米。北台地可分出三片由房屋、院落等组成的聚落单元。每个聚落单元代表着当时最小的社群单位，其为大家庭。李屋遗址存在着三个层次的社会组织，遗址整体为一个统一的聚落组织，即一个大家族，南北台地为其下一级的两个社区组织，即为制盐大家族内分支出的两个小家族，北部台地的三个聚落单元为小家族内部分出的三个大家庭。制盐家族的聚居地在盐场之外，如李屋遗址东距同时期的沾化杨家、利津洋江的盐场群10~25公里④。以上资料说明商代制盐工人以族为单位，居住在一起，其居地规模相当于一个村落，家族内部又分化出大宗、小宗一类的同族分支。不同的分支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彼此间居于远近不同的位置。制盐家族的聚落距离盐场较远，工人若到盐场内长时间地制盐，就可能暂时住在盐场内，他们的家属会留在聚落内居住。

二、制盐家族在春夏两季煮盐

制盐工人在春夏两季煮盐，因为此时天气暖和、干燥，易于煮盐。夏季雨水来临后，严重影响制盐工作，故工人停止煮盐，撤离盐场，回到聚落。

（一）制盐时间：从孟春到雨季来临时

商代山东的制盐时间是从孟春到雨季来临时。制盐开始于孟春见于《管子·轻重甲》，其文云：“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⑤《管子·轻重》诸篇成书于战国时的齐国⑥，《轻重甲》讲述的是当时山东半岛的制盐时间。这就可与其他文献结合，来推测商代时山东制盐工作可能也是开始于孟春时节。《尸子》云：“纣纵欲长乐，以苦百姓。珍怪远味，必南海之荤，北海之盐，西海之菁，东海之鲸，此其祸天下亦厚矣。”①《尸子》说北海之地商代时已存在，且已开始出产海盐。北海就在山东，钱穆先生根据《史记·项羽本纪》所说的“项羽徇齐至北海”，而指出“《汉志》：‘北海郡，景帝中二年置。’盖文帝时属甾川国，景帝分置也。在秦当属齐郡。然此言‘徇齐至北海’，则似北海分置，不始于汉。其治所无考，或曰即首县营陵，今昌乐县东南”②。钱穆先生认为“北海”之地由来已久，在西汉之前就已存在，“北海”之地的治所可能设立在营陵，即今山东昌乐县。到西汉时在北海之地设立“北海郡”，营陵县依旧位于北海郡内，《汉书·地理志》说北海郡有“寿光，有盐官”③。那么，商代的“北海”很可能就包括寿光地区，寿光位于山东半岛北部的莱州湾南岸地区，自古就是重要的海盐产地。寿光双王城制盐遗址发掘出商代的盐灶，盐灶为煮制食盐的场所，考古资料表明，商代盐灶的灶棚进口和盐灶内烧火的工作间在东南方向，这说明煮盐的时候应盛行东南风④，因为顺风烧火煮盐，既可烧旺灶膛内的炉火，又可吹散烟气，使煮盐工人免遭烟气的熏呛。正如《熬波图》所记载，元代浙江下砂盐场的盐灶“前向容著灶丁执爨煎盐，夏月多起东南风，故其屋俱朝东南，风顺可烧火，灶丁则免烟薰火炙之患”⑤。盐灶的前方有一个位置，是工人料理灶台、煎制食盐的地方。夏季时多起东南风，所以在建造盐灶时，就使盐灶的入口和灶门均朝着东南方向，这样顺着风可以烧旺灶内的炉火，同时使烟气顺风飘走，让工人免于被烟熏火燎。夏季多刮东南风，商代寿光盐场在夏季时也应是多起东南风，所以其盐灶的入口和工作间均朝着东南方向，这样，可便于制盐，所以夏季应是商代山东的制盐时节。另外，春季也是多起东南风，也便于制盐。《管子·轻重甲》又载，战国时北海一带在孟春时开始制盐，这有可能是从商代时流传下来的制盐的时间规则，那么，由此可推知，商代山东的制盐活动可能开始于孟春，在春夏两季制盐。

商代山东制盐家族很可能在夏季雨水来临时就停止制盐，这从以下分析可知。上文已提及，商代盐灶上修建有灶棚，灶棚起到遮风挡雨的作用，但当夏季雨水来临时，频繁、大量的雨水会从灶棚渗漏进盐灶，影响盐灶生火煮盐。同时大量的雨水还会影响制盐原料的制取，因为商代山东盐场集中于莱州湾南岸一带，莱州湾位于渤海南部，山东半岛北部。莱州湾南岸富含地下卤水，可用于制盐。商代时在莱州湾南岸打井汲取卤水，如寿光双王城制盐遗址内就发掘出汲取卤水的坑井，当时汲出卤水后，将其排放到坑池内，利用日光和风力蒸发其水分，以提高卤水的含盐浓度，使其成为合格的制盐原料。但是，夏季大量的雨水会混入坑井与坑池内，影响卤水的汲取和提纯，所以制盐时间可能是从孟春到夏季雨水来临之间⑥。在这段时间内，制盐家族的工人们来到盐场内居住，开始制盐。当雨季来临后，工人就停止制盐，撤离盐场，回到聚落居住。

（二）制盐场所：盐灶的修建

盐的制取在盐灶内进行，盐灶内的设施一般有火门、烧火坑、烟囱等。火门为点燃烧火坑内柴薪的入口，柴薪燃烧产生的热量用来烘烤盐灶内的制盐容器，容器内装着制盐原料。古时各种炉灶一般都以柴薪为燃料，《汉书·霍光传》云：“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①可见当时以柴薪为日常燃料。柴薪燃烧产生的烟气顺着烟囱排出灶外，如《墨子·号令》云：“诸灶必为屏，火突高出屋四尺。”②“火突”指烟囱，烟囱要高出屋顶四尺，以便使排出的烟尘远离屋顶，随风飘向空中。为了更快地排放烟气，有的炉灶上安置了多个烟囱，《太平御览》引《鲁连子》云：“一灶五突，烹饪十倍，分烟者众。”③一个灶位上安置五个烟囱，能快速排放烟气，以便可以再加入燃料，这样就会加强火焰的力度，从而增加饭菜烹煮的数量。古代盐灶上还要修建房舍来遮挡风雨，以保障制盐工作的正常进行，如《熬波图》云：“必须于柈上盖造舍屋以庇风雨。”④“柈”即“盘”，在这里指铁锅，元代用大铁锅制盐。在铁柈所在的盐灶上修盖房屋来遮挡风雨，以确保灶内制盐工作的进行。

商代制盐家族在修建盐灶时，亦采取与上述文献相似的方式，如寿光双王城014A制盐遗址的盐灶从东向西依次修建工作间、烧火坑、火门、椭圆形灶室和长条形灶室，长条形灶室西端和南北两侧各有一窄长条形烟道和圆形烟囱，盐灶总长17.2米、宽8.3米⑤。灶室内用以摆放多个盔形器，即泥质头盔形瓦器⑥，其为制盐工具，盔形器中装满天然地下卤水，卤水含盐浓度高，是理想的制盐原料。当时是在盐灶上盖建灶棚来遮风挡雨，双王城制盐遗址灶棚的平面形状近于正方形，边长15.5米，面积230平方米。制盐期间，工人可能住在灶棚内的空地上，因为灶棚的“面积远远大于盐灶，且棚内有上百平方米空地，其上铺垫防潮、防水的灰绿色沙粘土，014A遗址灶棚内还保留30多平方米的烧土硬面和带有灰迹的活动面，盐工能在此避风挡雨遮阳，也可临时住宿”⑦。点火煮盐时，工人先进入工作间的最底层，向西部的烧火坑内堆放柴草，然后在烧火坑西侧的火门内点燃柴草。柴草燃烧产生的烟气携带着热量，由东向西依次经过烧火坑、椭圆形灶室、长条形灶室，用以烘烤盔形器中的卤水，使水分蒸发，析出食盐，最后烟气由三座烟囱排出灶外。三个烟囱一起排烟，在加速排烟的同时，又可加速燃料的填入，增强火焰的力度，使更多的热量传入灶室内，使卤水的水分尽快蒸发，从而加速食盐的析出。

（三）制盐方法：烘烤装满卤水的盔形器

商代山东的制盐原料为天然地下卤水，制盐工具为盔形器。盔形器为圜底无足的头盔形泥质瓦器，根据文献与考古资料可知，使用盔形器煮盐的方法是先在灶室内搭设网状架子，在网口处铺垫圜底状草拌泥红烧土，然后将装满卤水的盔形器放置在红烧土上，最后点火烘烤盔形器，使卤水的水分蒸发，从而析出食盐。

盔形器为商代的煮盐工具，上引《熬波图》说元代使用铁锅煮盐，铁锅也为圜底无足的器具，与盔形器的形状有相似之处。先秦时有用无足器具烧煮水或食物的记载，如炊器“镬”为无足容器，《淮南子·说山训》云：“尝一脔肉，知一镬之味”，高诱注云：“有足曰鼎，无足曰镬。”①因其无足，就被安置在炉灶上来烹煮食物。《周礼·天官·亨人》云：“亨人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职外内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郑玄注云：“爨，今之灶。”②镬应是安放于炉灶之上，炉灶将镬托起，然后进行烹饪。

与此类似，古时煮盐是用特殊装置将圜底的制盐工具牢固地架起，然后在灶坑内点燃柴薪，用火焰烧烤制盐容器的圜底。《熬波图》云：“装柈之时，每一柈先用大砖一千余片，向灶肚中间砌砖柱二行。昔者铸铁为柱。灶口前后各砌二砖柱为门，柈外周围用土墼叠为墙壁，从地高二尺余，坚固筑打。阁柈于上，三五日一次别换砌装。”③如同炊器镬一样，元代煮盐的大铁锅亦安装在炉灶上。安装铁锅时，先用一千多块大号砖头，在炉灶内的中间部分砌成二行砖柱，来支撑铁锅。灶口的前后也各自砌成两个砖柱为门，同时也是支撑铁锅，铁锅外围垒成土墙来稳固铁锅。

与此相似，考古发掘表明，商代双王城遗址的盐灶内放置盔形器制盐时，是在灶室内搭设网状架子，在网口处铺垫圜底状草拌泥红烧土，烧土上放置装满卤水的盔形器，烧土与盔形器底部的形状相适合，能使盔形器稳固地立于其上。工人们又在盔形器之间塞上碎陶片，便于盔形器能稳定地站立，然后再烧火煮盐，随着水分的蒸发，食盐就结晶析出，附着于盔形器的内壁上。待水分完全蒸发后，工人就取下盔形器，将其打碎，取出盐块④。

三、制盐家族在秋冬两季收割柴草

商代山东制盐工人在秋冬时打柴割草，作为来年煮盐的燃料。《管子·轻重丁》云：“北方萌者，衍处负海，煮泲水为盐，梁济取鱼之萌也。薪食。”⑤山东北部的百姓，除了煮盐，还在河流上设置河梁捕鱼，同时入山打柴来煮盐蒸鱼。商代时该地区的制盐工人亦应是自行打柴。打柴的时间可由《熬波图》所记和寿光、南河崖的考古遗迹来推知，其应在秋冬两季。《熬波图》所记元代下砂盐场工人的打柴时间是在立秋之后，其文云：“春首，柴苗方出，渐次长茂，雇人看守，不得人牛践踏，谓之看青。及过五月小暑，梅雨后，方可樵斫。”⑥在梅雨季节后，才能入林砍伐木柴。梅雨季节结束于七月的中旬，此时离立秋不远。引文说梅雨季节后才可打柴，说明此地可能是在立秋后开始伐薪。这符合自古以来的规则，古时都是在秋冬季节砍伐木柴，如《礼记·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孔颖达正义云：“谓十月时。按《月令》季秋‘草木黄落’，其零落芟折，则在十月也。故《毛诗传》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谓官民揔取林木。”⑦由此可知，古人多是在秋冬之时砍伐木柴。这样在获得木柴的同时，又利于林木恢复生长，如《孟子·梁惠王上》云：“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赵岐注云：“时谓草木零落之时，使材木茂畅故有余。”孙奭正义云：“斧斤以草木零落之时入山林，不以草木生长之时入之，则材木不可胜用也。”①上文《熬波图》的引文也主张保护林木的正常生长，所以下砂盐场的工人应是在立秋之后开始砍柴。商代制盐工人已经懂得这种合理开发自然的道理，如考古资料表明双王城的制盐工人是在秋冬季节收割柴草。商代燃料除了木柴外还有干草，作为燃料的草本植物，最佳收割时间应为秋末冬初。干草燃料中需求量最大的是芦苇，其除作为燃料外，还用于铺垫盐棚顶、编制井圈，井圈安置于汲取卤水的坑井内，以防止井壁塌陷。另外，只能在隆冬时节，待河水、湖水上冻后，人们才能进入那里收割芦苇。因此，在秋末冬初和隆冬季节，工人们从居住地返回盐场周围，收割柴草，为来年煮盐做准备②。同时，山东广饶县南河崖制盐遗址表明，商周时期的制盐工人确于秋冬季节回到过盐场附近。研究者采用西方生长线分析法，来考察南河崖遗址出土的工人当时收藏的文蛤，通过对这些文蛤生长线的分析，确定其死亡时间为入秋降温以后，这表明工人于秋季回到过盐场，在秋季进行过与煮盐相关的活动③。这些文蛤是工人在秋季回到盐场时收集的，可能想带回聚落食用，但忘在了盐场，盐场秋季不煮盐，引文说工人回到盐场是进行与煮盐相关的活动，那就只能是收割柴草了。

古时收割、剁碎木柴，多是用刀、斧等坚硬的利器，而收割干草就用镰刀一类的工具。《诗经·齐风·南山》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孔颖达正义云：“言析薪之法如之何乎，非用斧不能斫之。”④同理，同为利器的刀，亦可将木柴砍断，如李屋遗址就出土了收割工具石刀，还有石镰，两者共有6件。石刀应是收割木柴的，石镰应是收割苇草的。遗址内还有收割工具蚌镰和蚌刀，保存较好者有带齿蚌镰和弧刃蚌刀7件⑤。蚌镰、蚌刀质地较脆，应是用来收割苇草的。

商代时柴草的收割量应是非常大的，因为制盐时柴草的消耗量非常大，如双王城遗址的一个盐灶一次举火可制盐上千斤⑥，这就要耗费大量的柴草，其具体数量可由《熬波图》推知，其文云：“上则月分卤咸，每盐一引用柴百束，下则时月卤淡，用柴倍其数。”⑦“引”为重量单位，当时一引为四百斤，《元史》云：“太宗庚寅年，始行盐法，每盐一引重四百斤。”⑧《熬波图》意为，卤水浓厚时，每制出四百斤盐，就需要柴薪一百捆，如果卤水淡薄，每制出四百斤盐，就需要二百捆柴薪。因为年代、地点不同，木柴的消耗量会有不同，但大致上可用其来推算一下商代制盐时木柴的消耗量。以文献所记为准，如果用的卤水含盐浓度高，商代时一次举火制盐千斤，至少要用柴薪二百五十捆，数量是很庞大的。故工人打柴时应是非常繁忙而又疲惫的，恰似宋代柳永《煮海歌》所形容的，“卤浓盐淡未得间，采樵深入无穷山；……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⑨。工人为采伐足够的木柴，忙得不可开交。

古时工人砍伐的木柴量很大，不可能光用人力来运输，所以当时很可能使用牛车来运输柴草。《熬波图》中提到用牛车来运输木柴，其文云：“（柴薪）束缚成箇，……逐箇搬担堆沓……人夫牛车搬运。”①商代时也很可能是用牛车来运送干柴，因为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言，早在商朝建立前，商人的祖先王亥就已“托于有易、河伯仆牛”②，即借用有易、河伯水草丰美的地方驯养家牛。《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利为民，而天下化之。”③“服牛马”的目的如《周易·系辞下》云：“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孔颖达正义云：“服牛以引重，乘马以致远”④。即是说驯牛的目的是要用其拉运重物。商代时人们已用牛车来运送货物，如《尚书·酒诰》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伪孔传注云：“农功既毕，始牵车牛，载其所有，求易所无，远行贾卖，用其所得珍异，孝养其父母。”⑤商人使用牛车来运送货物，到别处去进行交换。既然牛车能用来运送货物，同样可用于拉运沉重的干柴，山东阳信县李屋遗址曾发现商代时牛的遗骸⑥，说明当时此地可能饲养着牛，这样工人就很可能赶着牛车运送大量的柴草。

综上，商代山东制盐工人是聚族而居，族内成员一起制盐，制盐工艺在家族内世代传习。制盐工人从孟春至夏天雨季来临之间，要到盐场内制盐。在夏季雨水来临时，工人就撤离盐场，返回聚落居住。秋冬两季工人回到盐场来收割柴草，作为来年煮盐的燃料。

（责任编辑：周 聪）

Textual Study on the Salt Making Famil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Shang Dynasty

Li Daming

In Shang Dynasty, the workers in Shandong, who produced salt, lived together as a family, worked together, and the technology of producing salt was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ithin the family. The settlement of the family was outside the workshop for producing salt. In the first month of every spring, workers came to the workshop, lived here and started to produce salt. When the rainy season came in summer, workers stopped their work, left the workshop and returned to the settlement. In autumn and winter, workers gathered firewood and grass, which were fuel for producing salt in the coming year.

Shang Dynasty; Shandong; family for producing salt; method for producing salt; fuel collection

A

1003—9864（2015）01—0023—007

K223

李大鸣（1978-），男，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研究生。

① 宋衷,注.世本八种(王谟辑本)[M].王谟,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 37.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1536.

③ 阮元.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05-906.

④ 周祖谟.广韵校本:卷二 [M].北京:中华书局,2004:170.

⑤ 宋衷,注.世本八种(雷学淇校辑本)[M].秦嘉谟,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 76.

①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86.

② 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2.

③ 乐史.太平寰宇记[M].王文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434.

④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滨州市文物管理处.山东阳信县李屋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J].考古,2010(3).

⑤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1423.

⑥ 容肇祖.驳马非百“关于管子轻重篇的著作年代问题”[J].历史研究,1958(1);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67-378;胡家聪.管子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6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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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钱穆.史记地名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58.

③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583.

④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寿光市文化局.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J].考古,2010(3).

⑤ 陈椿.熬波图·起盖灶舍[M].上海:上海通社,1935: 4.

① 班固.汉书·霍光传[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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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李昉.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0:903.

④ 陈椿.熬波图·起盖灶舍[M].上海:上海通社,1935: 4.

⑤⑦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寿光市文化局.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J].考古,2010(3).

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滨州市文物管理处.山东阳信县李屋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J].考古,2010(3).

①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157.

② 阮元.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662.

③ 陈椿.熬波图·砌柱承柈[M].上海:上海通社,1935:39.

④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寿光市文化局.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J].考古,2010(3).

⑤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1475.

⑥ 陈椿.熬波图·樵斫柴薪[M].上海:上海通社,1935:31.

⑦ 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1333.

① 阮元.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666.

②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寿光市文化局.山东寿光市双王城盐业遗址2008年的发掘[J].考古,2010(3).

③ 李慧冬,赵光国.从南河崖看鲁北商周海盐考古现状[J].管子学刊,2010(2).

④ 阮元.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353.

⑤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滨州市文物管理处.山东阳信县李屋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J].考古,2010(3).

⑦ 陈椿.熬波图·樵斫柴薪[M].上海:上海通社,1935:31.

⑧ 宋濂.元史:卷九十四·食货二[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6: 2386.

⑨ 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8.

① 陈椿.熬波图·束缚柴薪[M].上海:上海通社,1935:32.

②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M].成都:巴蜀书社,1985: 5.

③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1507.

④ 阮元.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87.

⑤ 阮元.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206.

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滨州市文物管理处.山东阳信县李屋遗址商代遗存发掘简报[J].考古,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