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大帅

（周口师范学院图书馆　河南　周口　466001）

韦棣华研究述评*

程大帅

（周口师范学院图书馆河南周口466001）

韦棣华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位杰出女性，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目前对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其人、生平考辩、文华公书林、文华图专、图书馆精神、韦棣华基金、中华图书馆协会7个主题，并在核心著者群、基金项目资助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然而，这些研究在史料占有、研究方法及研究视角方面存在诸多局限性。只有克服局限、弥补不足，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尽可能全面地呈现韦棣华的真实面貌。

韦棣华文华图专文华公书林图书馆精神韦棣华基金会

1　引　言

适逢中美建交35周年，韦棣华女士来华115周年，2014年中国图书馆年会特地将“韦棣华与中美图书馆事业”作为主题论坛，这在年会史上实属首次。由此引发了笔者对这一曾颇受争议且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外国人的关注与研究。对韦棣华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历史人物，还有利于了解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史，并将对丰富与完善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精神、图书馆发展基金等方面有所助益。1980年3月，《图书馆学通讯》（后更名为《中国图书馆学报》）刊登了蔡元培在1930年发表的《裨补学界潜滋暗助——纪念美国友人韦棣华女士》一文，开启了对韦棣华研究的浪潮，迄今为止研究成果颇丰。本文以研究主题内容为视角，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明晰研究脉络，并查找不足，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2　研究主题综述

韦棣华（1861—1931），也作韦隶华，女，原名Mary Elizabeth Wood，美国人。笔者用“KY=韦隶华 OR KY=韦棣华 OR TI=韦隶华”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专业检索，共检索到有效文献297篇（检索时间为2015年2月20日），其中期刊论文293篇，学位论文3篇，会议论文1篇。目前，关于韦棣华的专门著作还没有问世，但与之密切相关的著作有2部①，论文集有3部②，这均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具有启发性和借鉴性的思想观点及方法论基础。据文献统计分析结果，可将他们归纳为如何评价其人、生平考辩、文华公书林、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图书馆精神、韦棣华基金、中华图书馆协会7个主题。其中文华图专这一主题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图书馆学教育、文华先驱、文华学子、文华研究者等多个方面，发文数量最多，占56.31%，其次为文华公书林，发文51篇，占17.41%。关于韦棣华生平考辩方面的论文最少，仅有4篇。

2.1对韦棣华的评价问题

纵观已有文献，对韦棣华的认识与评价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否定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主要有马启［1］等人。他们认为，韦棣华在中国所开展的图书馆工作及产生的影响违背了时代和人民的要求，不值得肯定。韦棣华来到中国很可能带有宗教任务，其目的是进行文化侵略。文华公书林及文华图专在图书管理及办学思想方面皆坚持美式近代图书馆的道路，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一部分，是一种历史的反动。（2）肯定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有蔡元培［2］、许有成［3］、吴则田［4］、徐全廉［5］等人。他们认为，韦棣华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殚精竭虑，积极促进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6］。直视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图书馆事业自诞生与发展以来，不可避免地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有自己的特色。文华公书林及文华图专的创建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并不冲突，并且有“裨补学界、潜滋暗助”之功。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对人物的评价，应该以他们的主要社会实践及由这种社会实践所产生的结果来衡量他们的功过。那么，对韦棣华的评价也应该遵循这一标准。韦棣华是一位基督教徒，其一生的活动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我们绝不能像“因有神就否定其科研，无神就肯定其弥撒”［5］一样，对其予以全盘否定。“学术本无国界，求知人性所同”［2］，我们要正视外来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只有用辩证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全面、准确地评价文华公书林、文华图专及退还庚子赔款等事，才能正确地评价韦棣华其人。

2.2韦棣华生平考辩研究

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弄清楚其真实身份有助于提高研究的可信度。然而，由于史料不足，在韦棣华出生日期、家庭状况、来华缘由与时间的研究方面，出现了诸多不严谨的表现。可喜的是，近年来陈希亮［7］、汲言斌［8］、陈碧香［9］、郑锦怀［10］等人在参考中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对韦棣华的生平进行了考辩，对以往研究进行了修正、补遗及完善。

（1）出生日期。关于韦棣华的出生日期，目前最有说服力的当属陈碧香的《韦棣华生平考辩》，她在韦棣华的父系族谱《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伍德家族族谱》与母系族谱《美国汉弗莱家族族谱》中找到了明确记载，证实韦棣华确实是出生在1861年8月22日。然而，得出这一正确结论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的观点认为韦棣华生于1862年（未及年月），这从裘开明1931年所作的《韦师棣华女士传略》中可以看到［11］。40年后，也就是在1971年，裘先生在获取了准确的资料后对该说进行了修正，重新确认韦棣华的生辰为1861年8月22日。2001年程焕文教授特别做出说明，支持此说［12］。此前还有以谢灼华为代表的1862年8月22日之说［13］，及以张树华和张久珍为代表的“存疑付阙”［14］。

（2）家庭状况。迄今为止，关于韦棣华家庭状况的权威研究者当属陈碧香。她对此前黄文宏［15］、温克尔曼［16］及程焕文［12］的介绍进行了考辩，最终以详实的史料阐述了韦棣华的家族血统问题、父母简历及其兄弟情况。这让我们进一步明晰了：韦棣华是英国后裔，其先辈只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积极参与者，而非名门望族；韦棣华兄弟姐妹共有7人长大成人，她本人排行第四，韦德生（Robert Wood）排行第七。

（3）来华缘由。关于韦棣华来华的缘由，主要有4种观点：①一种观点认为，“她是跟着侵略者的大炮一起开到中国土地上的”，“很可能带有宗教任务”［5］。该观点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与民族情绪。②另一种观点认为，她是“受美国图书馆协会派遣，来华从事图书馆事业及开办图书馆学教育”［17］。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出于个人亲情原因来华看望其弟——传教士韦德生，目前学界大多数人持此观点。④然而，郑锦怀通过搜集相关的英文新闻报道，却得出了与上述观点不一致的结论［10］。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真实缘由，仍需继续探讨。

（4）来华时间。关于韦氏来华的时间，学界也一直争论不休。陈希亮在2011年将学界的观点总结为6种说法：即1898年、1899年5月、1899年5月16日、1899年11月（到武昌）、1900年、1900年5月16日，他以史料为基础，确定韦氏是于1899年11月9日从美国旧金山乘轮船启程来华，从而推断出1899年底抵达武昌［7］。后来，程焕文先生在美国档案馆搜集到了一张韦棣华亲笔所写的明信片［18］，为该说提供了充分的论据，从而解开了韦氏来华日期这一谜团。

2.3对文华公书林的研究

文华公书林（Boone Library）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创建是社会所需，也是韦棣华努力的结果。笔者从以下3个方面对其进行概括与评价。

（1）文华公书林的性质。文华公书林初建于1901年，并于1910年正式落成，1938年被日寇侵占后，其馆藏消失殆尽，幸存的建筑也最终在1987年以危房的标准被拆除，至此文华公书林灰飞烟灭。但它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一座丰碑，至今人们对它的性质仍存在争议。目前学界主要有3种观点：一说为公共图书馆。主要代表有程焕文［19］、陈碧香［9］、查启森［20］、张云芳［21］、彭敏惠［22］等人。大多数学者持此观点。一说为带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学校图书馆。主要代表有汲言斌［8］等人。还有一说认为其兼具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的双重性质。主要代表有肖鹏［23］等人。笔者较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说它属于公共图书馆的范畴，主要是从服务宗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及管理模式上论述的。文华公书林以“智慧与服务”为宗旨，为广大民众提供免费服务，包括社区居民、学生、士兵、商人、店员等，实行开架借阅并建立了巡回文库，体现“开放与实用”的理念［24］。其在管理模式上仿照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方式来运营。

（2）创建前的准备工作。文华公书林的建立并非偶然，在具备良好社会环境的同时，韦棣华做出了很大努力。①理论知识：为了拓展图书馆学专业视野，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韦棣华在1906年8月—1908年1月返美期间，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学院进修图书馆学。②实践经验：1889—1899年韦棣华在纽约州巴达维亚理奇蒙德纪念图书馆（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 ，Batavia， New York）工作期间积累的实践经验为文华公书林的创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在普拉特学院进修期间，她一边学习理论知识，一边兼任该院职员，并四处参观图书馆，学习管理经验。③资金及书刊：在返美期间，韦棣华以游说、演讲的方式请求她的朋友及慈善人士进行募捐，到了最后，共筹到了约1万美元左右的款项［12］。这些资金为文华公书林的筹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此外，韦棣华通过积极宣传，获取了她的朋友及美国妇女援助会、圣公会期刊俱乐部等团体捐赠的书刊，极大地丰富了文华公书林的馆藏［12］。

（3）社会影响及意义。 ①文华公书林为我国新式公共图书馆的办理提供了基本模式，对近代中国新式公共图书馆的建立起到了示范、导引和促进作用［21］。它所宣传的开放、平等、共享的图书馆理念，对此后武汉地区图书馆的设立和民众对图书馆的利用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22］。②以文华公书林为依托建立的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专，为图书馆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华公书林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孵化器，她催生并壮大了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20］。③文华公书林的创办，也间接推动了我国高等学校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通过议案，请大学院通令全国各学校均须设置图书馆，并于每年全校经费提出百分之五以上为购书费，由此图书馆运动的空气弥漫全国［25］。④推进新式公共图书馆法律法规的出台。学部于1910年颁布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各省据此纷纷建立公共图书馆，是年“图书馆”一词正式确立，1910年被称为“图书馆年”［26］。 1915年，教育部公布《通俗图书馆规程》11条和《图书馆规程》11条，分别确认了图书馆供公众阅览的职能及确立私立图书馆的地位［27］。1930年的《图书馆规程》14条、1939年的《修正图书馆规程》33条和1947年的《图书馆规程》34条，明确了新式公共图书馆是开启民智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28］。

2.4对文华图专的研究

该方面经典文献的代表作者有黄宗忠［29］、彭斐章［30］、陈传夫［31］、彭敏惠［32］、刘美文［33］、韩绪芹［34］、程焕文［35］等，他们从文华图专的兴起背景、学科建制、人才培养、行政组织、学术风格、作用与启示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文华图专作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发源地，韦棣华是当之无愧的创立者，更是不遗余力的推动者［36］。

文华图专始建于1920年3月，历经几次搬迁，1953年并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共经历了33个春秋［37］。文华图专对我国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馆员继续教育、近代图书馆学思想传播等方面都有着深远影响。

（1）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1920—1953年，文华图专共培养了600余名图书馆学高级人才，受过短期培训的职工和学生更是不计其数［37］，以至于“文革前，我国各大图书馆的学术人才几乎都出自文华图专”［38］，如查修、桂质柏、王文山、徐家麟、毛坤、皮高品、钱亚新、于宸寰、吕绍虞、周连宽等人。美国各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也多由文华图专出国留学的学生开创，如裘开明、严文郁、沈宝环、童世刚、岳良木、李芳馥、吴元清、顾家杰等，蜚声海外［39］。他们为我国乃至世界的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华图专之所以能够享誉海内外，是与其办学特色分不开的。文华图专十分注重学术研究，表现出中西结合、注重实践及学生外语能力等特点［40］。

（2）注重馆员的继续教育。韦棣华先后派出沈祖荣和胡庆生前往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留学，二人学成归国后，助力韦棣华筹建文华图专。此外，韦棣华于1918年再次返美进修图书馆学。在美一年多的时间里，她除了在波士顿的西蒙斯学院图书馆学院进修外，还参观了纽约、波士顿、匹兹堡与克利夫兰等地的学校图书馆。通过此行，她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图书馆学课程，还学到了先进的教育模式与管理经验，这为文华图专的创办与运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者，在馆员的培训上，注重学校教育与业余教育相结合。在招生不足的情况下，文华图专通过短期培训、讲习班、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进行图书馆学教育，缓解图书馆员专业知识匮乏的现象。

（3）传播近代图书馆学思想。首先，文华图专的师资接受了西方的图书馆学思想，通过他们的大力宣传，外国近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和技术方法传入我国；其次，文华图专的出版物对我国图书馆学、档案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华图专的出版物以“文华图专季刊”和“文华图专丛书”声名最著。《文华图专季刊》（1929—1937），共出版9卷2期，刊登论文307篇，多为文华图专在校师生及校友的作品。“文华图专丛书”至今可考者有23种，较为著名的有《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及《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41］。

2.5对图书馆精神的研究

在检索到的文献中，对图书馆精神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公共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职业精神。这两种精神至今对图书馆的服务理念、行业准则、职业道德影响深远。

（1）倡导公共图书馆精神。这在文华公书林的创建及运营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①强调“开放”。韦棣华冒着丢书的风险，在文华公书林坚持实行开架借阅，韦女士认为，“公开制虽不免有书籍损失的事，可是对于阅读者的利益要大。”［42］②体现“平等”。“使凡有阅读之能力者，不问其年龄阶级与性别之如何，皆得有其适当之读物”［21］，为武汉地区各机构、学校及一般民众服务。③体现人文关怀。韦棣华认为，“图书馆之设立，所以谋当地人民之福利也。故一切经营方法之取舍，以视便利人民与否为转移。”［43］故其在武昌设立3处公共阅览室，以解决读者不便直接来馆借阅的困扰。1914年“又兴巡回文库，将各种书籍，每50册至100册，装箱分送到各个学校机关图书室陈列借阅，以便就近阅览”［43］。④开展宣传、导读工作。通过参观、交谈、演讲的方式大力宣传，不断提高文华公书林在读者心中的知名度，并帮助读者逐渐树立图书馆意识。同时注重开发潜在读者，不断扩大读者群，以“引起社会上人人读书之兴趣”［21］。

（2）倡导图书馆职业精神。“智慧与服务”作为文华图专的校训，是文华图专所倡导的图书馆职业精神。程焕文教授认为“智慧与服务”与“爱国、爱馆、爱人、爱书”的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44］，并在文华图专成立80周年的纪念会上谈到文华图专“创办人的精神，维持人的精神，学生的精神”归纳起来就是“图书馆精神”［36］。彭斐章教授在纪念文华图专90周年专栏中将文华精神拓展为“自强不息团结奋斗、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45］。这种职业精神不仅有助于图书馆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还有利于提高图书馆从业者的职业自信心、行业凝聚力及组织忠诚度。文华图专注重学生实践的经历培养了一些学生从事图书馆事业的志愿［46］，以至于解放前，文华图专九成以上的毕业生从事了图书馆事业。

2.6对图书馆发展基金的研究

韦棣华的另一大贡献是筹集图书馆发展基金，用来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发展基金主要包括两部分：前期的退还庚子赔款及后期的韦棣华基金。

（1）退还庚子赔款。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将超索庚款余额完全退还中国”，并明确限定了使用范围，即应用于能存续、惠及民众、福泽后人的教育文化事业［47］。因此，具有文化传承及社会教育职能的图书馆有可能成为被资助的对象之一。适逢良机，韦棣华多方宣传，为图书馆事业争取经费。“韦女士思图书馆为社会教育无上之利器，亦中国今日所极需；果能以庚款之一部分用于此，则教育前途之功效，未可限量。于是先行奔走中国各处，访晤名流学者，而后返美，与国会两院议员各个面洽，陈述理由，提出议案。卒得大多数之通过，蒙总统签许焉”［48］。此外，韦棣华还向美国图书馆协会建议专家来华考察，鲍士伟访华也积极促进了退还庚款用于中国图书馆事业［49］。1925年6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将兴建图书馆的内容纳入美国退还庚款的使用范围。由此民国图书馆事业有了经费资助，而得以较快发展，间接推进了西学东渐与社会进步［50］。

（2）韦棣华基金。为资助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30 年2月26日，韦棣华女士以捐款为基础在美国麻萨诸塞州波士顿成立了韦棣华基金会［51］。1930—1952年，基金会有限的收入全部用来资助文华图专。1953—1957年停止资助，1958—1985年，基金会历年的收入都转交纽约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1986年基金会设立了奖学金项目，资助旅美的中国学生，以表达基金会为中国培养图书馆专家的愿望。但效果不甚理想，遂于十年后停止。1996年，基金会进行改革，即直接在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设立奖学金，中国图书馆学会随即成立奖学金评审委员会；1997—2014年间，近30所院校的508位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品学兼优且生活贫困的本、硕、博学生获得该项奖学金［52］，此举使广大师生备受关怀与鼓舞，同时激发了人道价值与博爱精神，在中国大陆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2.7对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研究

中华图书馆协会是中国图书馆界第一个全国性学术机构，于1925年6月2日正式成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自行解散，其宗旨是“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求图书馆之协助”［53］。协会曾先后于1929年（南京）、1933年（北平）、1936年（青岛）、1938（重庆）、1942（重庆）、1946（重庆）召开了六次年会［54］，对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①促进了学术发展。编辑出版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948）、《图书馆季刊》（1926—1937），并引领地方图书馆协会编辑出版协会会报，同时在分类、编目、索引、馆际互借等方面均有所创新［55］。②培养了专业人才。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培养图书馆人才方面的主要成绩在于举办各类讲习班。1925年7月，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教育会在东南大学联合举办暑期学校，受此启发，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短期培训班［56］。抗战期间，继续以各种专修班的形式推动图书馆学人才的培养［57］。③加强了国际交流。1927年秋，韦棣华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出席英国图书馆协会50周年庆典，并在发起成立“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议案上签字。1929年6月，沈祖荣作为代表出席了在罗马及威尼斯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学会议［54］。1935年5月，汪长炳和冯陈祖怡作为代表参加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第二次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学大会［58］。中华图书馆协会加强了与国际图联、美国等国际及其他国家图书馆协会的学术交流，吸取了他们先进的图书馆经验、理论与方法。④开展了图书馆调查。中华图书馆协会注重调查研究，这不仅有利于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为后来图书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从1926年3月开始，对全国图书馆的发展情况以及书店、新书、期刊、善本、雕版印刷文献的版片等进行调查［59］；从1937年10月开始，就中国图书馆事业所蒙受的损失委托中外人士到各地访问调查，出版《中国图书被毁经过》，为战后索赔提供依据［58］；1944年，着手开始图书馆战后恢复重建计划调查、沦陷区图书被毁情况调查［60］。

中华图书馆协会作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史上不可跨越的一页，韦棣华功不可没。首先，韦棣华创办的文华公书林、文华图专及其产生的良性反应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创造了社会环境；其次，韦棣华为退还庚款事宜奔走呼吁，并在1924年6月召开的美国图书馆协会第46次年会上建议派一位图书馆专家到中国考察中国的图书馆事业，这使得美国图书馆协会后来决定派美国图书馆协会前主席、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馆长鲍士伟来华考察。而鲍士伟访华直接催生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诞生；再者，韦棣华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做了重要讲话，同时还是协会的名誉理事，不仅筹划具体工作，还亲自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凡此种种，我们不得不说韦女士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鞠躬尽瘁。

3　研究述评

3.1研究成果

（1）已形成核心著者群。如果将发表3篇或3篇以上论文的著者归为高产作者，据统计，目前有13位作者达到了这一标准：彭敏惠发文11篇，目前居于首位；其次是程焕文，发文8篇；张书美、吴年各发文7篇；刘劲松、杨子竞各发文5篇；谢灼华、彭斐章各发文4篇；何建初、陈璐、郑永田、汤旭岩、查启森分别发文3篇，已经形成核心著者群。此外，发文在10篇以上的机构有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大学，其中武汉大学发文38篇，排名第一。可见，学界对韦棣华的研究已形成核心研究团体。

（2）获得项目基金资助。韦棣华作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历史人物，对她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①获得韦棣华基金会的资助。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从事的研究及出版韦棣华女士的传记工作、武汉大学情报学院马费成教授主编的文华图专八十周年纪念文集均得到韦棣华基金会的经济支持。②获得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彭敏惠主持的课题“文华图专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的贡献研究”得到了教育部2012年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资助。③获取高等学校的资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特设专项基金用于文华图专及文华人物的研究。由此可见，对图书馆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家及图书情报界的重视。

3.2研究不足

（1）第一手史料占有不足。图书馆（学）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专门史，应强调史料先行。只有广泛搜集第一手史料，并对第二手史料与相关论述的真伪与信度进行鉴别与辨析，才能确保自身史述的可靠性与准确性［10］。就目前来看，学界因第一手史料不足或基于二手资料缺乏等原因，对韦棣华的论述出现了错漏之处，只有黄文宏、温克尔曼、程焕文、汲言斌、陈碧香等少数学者使用了一定数量的英文史料，多数研究者仅使用中文史料，有的甚至没有严谨地标注参考文献。这使得后来的研究者需对其重新进行修正补遗，加大了工作量。

（2）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学界对韦棣华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多为文献考证及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当事者的口述回忆，其内容不一定完全真实，但是仍然能反映和体现时代特色和历史亲历者们的认知与视角［61］。例如，《图书情报知识》自2007年开始，特设“文华情怀”专栏，并将该栏目发表的50篇回忆录结集出版。这些文章真实再现了图书馆事业的百年全景。然而，口述历史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①口述历史受个人主观意识的影响；②口述历史具有不稳定性；③口述历史只是事件的片段、细节或碎片，往往会出现不同的口述者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认识、同一口述者不同时间对同一事件表述不一致的现象。基于此，研究者必须对其持有适当的存疑态度，与其他史料相互对比考证后才能加以利用。

（3）研究视角的局限性。若因对史料掌握和发掘之迟早多寡暂时出现认识上的分歧或偏颇，实属平常事。然而，若因所持的阶级立场不同，所持观点就大相径庭了。韦棣华在清末与民国时期就受到密切关注与高度评价，但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误读甚至扭曲。文革以后，中外学界重新考察韦棣华的生平史实与历史贡献，21世纪以来，韦棣华更受重视。对韦棣华这一图情人物的研究，我们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克服研究视角上的局限。

3.3研究展望

（1）加强对英文史料的运用。韦棣华在美国出生、成长并工作多年，后来虽然基本上都在中国工作与生活，但仍然与美国的亲朋、教会社团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此，她留下了大量的英文史料，包括英文著述、讲演记录、往来书信、手稿，以及与之相关的英文档案、新闻报道等。因此，还需进一步加强对韦棣华家乡、美国圣公会档案馆、哈佛燕京图书馆、里奇蒙德图书馆、西蒙斯大学、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等相关地的考察，加强对英文史料的挖掘、整理与利用。在2014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上，韦棣华的曾侄外孙女Suzanne Wallbank Rowland女士及其丈夫Ellis Rowland先生向国家图书馆无偿捐赠了包括韦棣华书信手稿、照片、民国时期非正式出版物等3种、19件文献，这些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拓展了研究空间［52］。

（2）加强对中文原始资料的收集。要想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尽可能全面地呈现韦棣华的真实面貌，还需进一步加强对第一手材料的收集、整理与挖掘。对韦棣华生活过、工作过以及与之相关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如文华图专在武昌昙华林、崇福山街和重庆相国寺等地的校址，对健在的文华学子及文华学子的后人进行访谈，对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室、武汉大学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资料中心搜集第一手资料。例如，2014年5月，由程焕文教授及中山大学图书馆同仁整理制作的“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韦棣华女士生平图片展”得以成功展出，这为以后的系统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62］。

注释：

①相关著作两部：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 沈祖荣评传》（程焕文著，学生书局，1997）和《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化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周洪宇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②相关论文集3部： 《文华情怀： 文华图专九十周年纪念文集》（陈传夫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集》（程焕文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和《世代相传的智慧与服务精神——文华图专八十周年纪念文集》（马费成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1］马启. 评韦隶华［J］.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85（5）：83-88.

［2］蔡元培. 裨补学界 潜滋暗助：纪念美国友人韦棣华女士［J］. 图书馆学通讯， 1980（3）：85-86.

［3］许有成. 为中国图书馆事业贡献了一生的韦隶华［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0（3）：105-106.

［4］吴则田. 韦隶华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的活动［J］. 图书情报知识， 1983（4）：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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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Mary Elizabeth Wood

Mary Elizabeth Wood is an outstanding female indispensab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y，and known as ''the Queen of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f her has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seven topics： how to evaluate the person， the examination of her life， Boone Library， Boone Library School， the spirit of library，the Mary Elizabeth Wood foundation，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and has made achievements in the core authors and project funding. However， there are many limitations in the historical data，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maximize close to historical truth and present the true face of Mary Elizabeth Wood as comprehensive as possible， we have to overcome these limitations.

Mary Elizabeth Wood； Boone Library School； Boone Library； The spirit of library； Mary Elizabeth Wood foundation

G259.29

B

*本文系2015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信息弱势群体的公共图书馆文化志愿服务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5-zd-139。

程大帅女，1981年生，硕士，现工作于周口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已发表论文13篇。

2015-0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