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存史观变：图书馆史领域的“十七年史”研究*

谢 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目前，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重心还是在民国图书馆史领域，对于现代图书馆史，特别是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的历史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1949年以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体现的核心思想是“自由主义”，而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逐渐被“苏联式的国家主义”所取代。从保存史料、探究历史演变规律的角度出发，学界应该重视图书馆史领域的“十七年史”研究。

图书馆史 十七年史 图书馆事业

1 引 言

近几年，我国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事业史（为行文方便，下文统称图书馆史）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不管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还是地方或学校资助的项目，关于图书馆史的课题数量都有显著增长。尤其值得高兴的是，2013年“中国图书馆学史”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界对图书馆史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及图书馆史研究的发展。然而，从这些立项的图书馆史项目来看，现有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民国图书馆史领域。以图书馆学领域设立图书馆史专门栏目的两本专刊《大学图书馆学报》和《国家图书馆学刊》近5年发文情况为例，据笔者统计，《大学图书馆学报》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史”栏目2009—2013年共刊发论文52篇，其中大部分为民国图书馆史论文，也有一部分为古代及外国图书馆史论文，现代图书馆史的论文则没有涉及；《国家图书馆学刊》的“史海撷英”和“图书馆史研究”栏目2009—2013年共刊发图书馆史论文50篇，其中大部分论文主题同样也是民国图书馆史，此外兼及部分古代及国外图书馆史，对于现代图书馆史亦未涉及。

毋庸置疑，民国图书馆史的确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然而，笔者认为在加强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同时也应该开始重视现代图书馆史的研究，尤其是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的历史。史学界对1949—1966年这一时间段的研究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十七年史学，十七年史学已成为史学史重要研究领域，然而图书馆学界对于这十七年的历史尚缺乏足够的重视，笔者希望通过此文，呼吁图书馆学界尤其是图书馆史研究人员能加强对“十七年史”的关注与研究，而这也有助于深化与拓展图书馆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2 图书馆史领域“十七年史”现有研究概述

图书馆史领域虽然对“十七年史”研究不多，但并不代表没有研究，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学界就有学者开始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1979年黄宗忠发表《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三十年》一文，将这十七年划分为两个时期，即1949—1957年的稳健发展时期及1958—1965年的波浪式前进时期，文章整体而言相对客观，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对于一些问题也未回避［1］。不过黄氏此文一出还是引起了争议，不少学者认为黄氏评价不符合实际，这十七年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并不像其论述的那么积极正面［2］。该文章发表后的1980—1981年期间，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界围绕“三十年”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讨论，而对“十七年”评价的发难是这场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3］，这场讨论虽然激烈，但是持续时间却不长，最后结果当然也是没有得出一个定论。此后虽然也常有文章提及这段时期，但是对于“十七年”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完满地解决。

除去论文之外，有几部相关图书也是值得一提的。

1991年12月，吴仲强等人所著的《中国图书馆学史》一书由湖南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以“中国图书馆学史”命名的著作，书中设有“中国当代图书馆学史”一节，该节主要是从图书馆学、图书学、藏书学、图书分类学、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图书馆学教育8个方面简要论述了1949年以后至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概况［4］，由于该书是以专题的形式布局，所以这些内容的叙述也就比较分散，且论述过简，而内容也是侧重学科史的角度，不够全面。

2004年6月，范并思等人的《20世纪西方和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一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图书馆学重建”为题，有选择地从“《全国图书协调方案》”、“《什么是图书馆学》及其讨论”以及“图书分类理论与实践”3个方面探讨了1949—1966年这段时期我国图书馆学发展概况［5］，属于专题研究范畴。

2008年8月，张树华、张久珍编著的《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专设“1949—1979年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一章，从“历史回顾、《全国图书馆协调方案》及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组成、各类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业务基础工作的发展、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发展”［6］5个方面对这三十年（重点还是在1949—1966年这段时间）图书馆事业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从内容看，该书偏重于事业史角度，对于学术史有所忽视，且在论述这三十年事业发展时采用的是纲领性的梳理方法，很多内容未能深入展开。

2011年3月，周文骏等人主编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1949年10月至1979年12月）》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记述1949年以后三十年内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发展概况的著作。全书共分“革命导师与图书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事业建设：方针任务、系统与类型、图书馆网”等12章内容，汇集了1949—1979年这三十年内重要的著作、观点、事件、人物，以及由此归结而成的记述问题和记述成果［7］。虽然该书是一部带有资料汇编性质的纲领性图书，对于许多问题都未进行深入的展开与研究，但是该书对于研究“十七年史”乃至当代图书馆学史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除此之外，像王宗忠的《图书馆学导论》、王子舟的《图书馆学基础教程》、李刚等人的《制度与范式：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考察（1909-2009）》、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等著作中也都有一些相关的内容。从上述简要的回顾来看，图书馆学界虽然出版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1949年10月至1979年12月）》一书，但是总体而言，图书馆学界目前对于“十七年史”的研究是零散的、不够深入的。

3 存其史—— 十七年图书馆史研究基本动因

3.1 保存史料

关于当代人是否该治当代史这一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有争论，笔者认为，当代人还是应开展当代史的研究。梁启超先生曾经就“清人不作清史”而批评道“史学以记述现代为最重，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侪所最乐闻，而不幸兹事乃大令吾侪失望。……故清人不独无清史专书，并其留诒吾曹之史料书亦极贫乏”［8］，很显然梁启超先生主要是从“存史”特别是“存史料”的角度提出当代人治当代史的重要性的，笔者此处首先也是从“存史料”的角度来谈十七年图书馆史研究的重要性的。

就史料角度而言，虽然说时间离得越近其史料不一定就越真实，但“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9］则是肯定的。近几年来，图书馆界对于史料建设非常重视，影印出版了大量的民国文献资料，如所谓的“民国三大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图书馆学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民国图书馆馆刊系列、民国图书馆学报刊分类资料汇编系列等。但是其对于现代图书馆史料，特别是十七年间的史料缺乏必要的重视，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素，这一段时期内很多资料或是存世时间短、或是以内部印刷的方式出版，后世学者很难获得，这为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笔者认为，从保存史料的角度而言，大概可以从如下几部分入手：（1）直接文献的重新整理、出版或数字化。具体而言，就是十七年间与图书馆事业发展有关的政策、法令（特别是已经公开的内部文献）、专业期刊（《文物参考资料》、《图书馆工作》、《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浙江图书馆通讯》等）、著作（特别是内部讲义）、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的重新整理出版，或者将其数字化，现在“读秀”、“CNKI”等虽然也能检索部分十七年间的文献，但是数量总体偏少。（2）间接文献的重新整理、出版或数字化。1949—1966年，与图书馆相关的许多文献都不是刊登在专业报刊上的，以“1956年图书馆向科学进军”这一事件为例，当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等媒体上刊登了大量的图书馆界人士及非图书馆界人士的文章，尤其是《光明日报》数篇社论，对后来图书馆方针政策的制定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这些文献也是需要加以重视并整理的。（3）十七年图书馆史资料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这段历史见证者的口述史资料整理，而这是民国资料整理不可能进行的一项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批见证者越来越少，如近年来黄宗忠、朱天俊等先生相继辞世，这对图书馆学界而言是很大的损失，可以说口述史资料整理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

3.2 了解历史真实面貌

史学研究的最基本目的就是了解历史真相、恢复历史本来面貌，这同样适用于十七年图书馆史研究。从第二部分列举的相关研究来看，我们目前对于1949—1956年这十七年的历史似乎有一种“语焉不详”、“模糊朦胧”之感。同样以“1956年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这一方针来看，当下许多论著对于这一段历史都只是简单的论述，对该方针制定前后的背景、该方针执行过程中的问题等很少涉及。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这一方针对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该方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与之前确立的图书馆“为工农兵服务”方针不够协调；许多图书馆过分地强调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对读者开始进行鲜明的等级划分，科学工作者成为图书馆的“头等读者”，而普通的群众则日趋“受冷落”，以致当时图书馆界广泛地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论调和现象：“儿童阅读工作搞不搞无所谓，我们只要搞好科学研究服务工作就行了”；在选购图书比例上，盲目追求珍本图书，花大钱，对选购通俗图书、了解工农群众的阅读需要很冷淡……［10］。上述只是个案，可以说十七年间诸多问题，我们现在对其了解的不够清楚，或者是认识有偏差，因此，从了解历史真实面貌的角度出发，我们也需要加强十七年图书馆史的研究。

4 观其变——十七年图书馆史研究核心动因

如果说加强十七年图书馆史研究的基本动因是为了“存其史”，那么核心目的则是为了“观其变”。近世著名学者钱穆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承平之际，学尚因袭。……变乱之际，学尚创辟。其时学者，内本于性格之激荡，外感于时势之需要，常能从自性自格创辟一种新学问，走上一条新路径，以救时代之穷乏。而对于前人学术成规，往往有所不守。此种新学术，常常粗枝大叶猛厉生动之概”［11］。钱氏门生、当代著名史家余英时先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曾提及：“我研究中国文化、社会、思想史，一向比较重视那些突破性转变的阶段，所以上下两千年都得一一涉及，但重点还是在观其变。……因为我更有兴趣的是寻找两千年中的种种变动，……中国的历史自有它变化的步调，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剧烈的突破或者说断裂，但你要是拉开时间来看，在几十年或者一百年内，就会发现变动很大，有的时候恍若隔世”［12］。1949—1966年这十七年不管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图书馆事业也不例外，因此研究这十七年史学的核心动因就是“观其变”。在笔者看来，这十七年最根本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面，即由1949年以前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变为1949年以后的国家主义（statism）。

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轫于清末，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沈祖荣、胡庆生、杜定友、李小缘、刘国钧等一大批留美学者（杜定友虽留学菲律宾，但学的也是“美式图书馆学”）相继归国，中国大地上萌发的图书馆运动进入了高潮期，而这同样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这次高潮也逐渐奠定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自由主义”指导思想。所谓的“自由主义”，其核心在于强调个人的权利及其保障，表现在当时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上，就是强调图书馆对于普通民众读书、教育权利的保障，这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中提到图书馆性质时大多将其定位为“社会教育机构”，提及图书馆职能时大都先提“社会教育职能”就能有所反映，如1923年杨昭在《图书馆学》（该书是中国第一部以“图书馆学”为书名的著作）中花大量的篇幅讨论“图书馆与教育”的关系［13］；而像刘国钧［14］、李小缘［15］、杜定友［16］等人的著作中同样对此都有相当篇幅的论述，由此可见一斑。而在图书馆学的研究中，1949年以前也是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这从各种分类法、排检法、图书馆学通论性著作的出版等方面同样也能看出。20世纪30年代之后，虽然“三民主义”逐渐统一中国，但是在图书馆学的研究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主要遵循的还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

1949年10月，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各行各业的根本指导思想，1949年以前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呈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逐渐被改造、批判直至最后的清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指导思想，尤其是伴随着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这种“国家主义”确切地说是“苏联式的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核心是强调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其价值的归依是国家。在“国家主义”思想下，图书馆工作更多的是强调与国家利益相结合，图书馆也更多地沦为一种为政治、为国家服务的工具。作为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图书馆学通论著作——1960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很好地揭橥了这一情况，该书指出“图书馆事业是文化事业，图书馆工作是思想工作，它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思想准备，为生产开路”，“图书馆事业的方针也变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17］。稍后的1961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联合编写的《图书馆学引论（初稿）》一书中强调的也是图书馆工作“是一项文化服务事业性质的工作”、“是文化工作的一部分”，图书馆的首要性质变成“思想阵地”，强调向“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18］。“国家主义”，特别是“苏联式的国家主义”，另一个特点便是强调“整齐划一”。以图书馆学教育领域为例，1949年以前图书馆学课程方案、教材编写等都由教师自主设置；1949年以后，由于学习苏联，因此强调“整齐划一”，各专业使用一种培养方案，使用统编教材，甚至连考试大纲都一致，所有的概念、属性、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都加以统一［19］。1949—1966年这十七年间图书馆学正规教育主要是由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承担，而两所院系使用的教材基本都是由两校合作编写之后统一使用的，上文提及的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合编的《图书馆学引论》便是很好的一例。除图书馆学教育领域，其他工作（如统一分类法等）也都很好地反映了“国家主义”的影响。笔者此处并非否定“国家主义”，因为“国家主义”在强调合作、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方面有着“自由主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如馆际合作、《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的制定与出台、联合目录的编制（许多当时编撰的联合目录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图书馆网的建设等方面成绩也是非常喜人的。

所以说，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在特定的环境下，二者都有其各自的优势或不足，而图书馆学史领域的十七年史学研究就是要探求“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的具体演变路径、内在机理（包括图书馆人的思想演变过程）、 “国家主义”指导下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对后来（1978年以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等，从而为今后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借鉴。

5 结 语

只有理解了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从而更好地发展未来。1966年至今已快一个甲子了，然而图书馆界对于1949 —1966年这十七年图书馆史尚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尤其是面对一位又一位见证或亲历“十七年”的图林前辈相继辞世，我们必须警醒，如今学界的“空气”较之以前更加开放、自由，我们是时候重新审视、研究这十七年的历史了！

［1］黄宗忠.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三十年［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9（5）:70-71.

［2］黄文虎. 正确认识建国以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黄宗忠同志商榷［J］. 江苏社联通讯， 1980（11）:27.

［3］范并思. 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观念与思潮［J］. 图书馆，1987（1）:2-3.

［4］吴仲强. 中国图书馆学史［M］. 长沙:湖南出版社， 1991:39-43，126-128，148-150，179-185，222-223，264-265，309-310，321-327.

［5］范并思. 20世纪西方和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252-260.

［6］张树华， 张久珍.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31-164.

［7］周文骏， 王红元. 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史稿［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前言.

［8］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新校本. 夏晓虹， 陆 胤，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331-332.

［9］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54.

［10］子 其. 公共图书馆不能忽视普及工作［J］. 图书馆工作，1957 （3）:40.

［11］钱 穆. 文化与教育［M］. 北京:三联书店， 2009:50.

［12］陈 致. 余英时访谈录［M］. 北京:中华书局， 2012:27-28.

［14］刘国钧. 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J］. 新教育， 1923，7（1）:2.

［15］李小缘. 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J］. 图书馆学季刊， 1926，1（3）: 378.

［16］杜定友. 图书馆学概论［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7:60.

［17］文化学院图书馆研究班第一期学员.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M］. 北京:文化学院， 1960:13，16.

［18］《图书馆学引论》编写小组. 图书馆学引论（初稿）［M］. 武汉:武汉大学印刷厂， 1963:1-2，11.

［19］李 刚. 制度与范式: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考察（1909-2009）［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226.

Preserving History Data and Observe the Change: Study on the 17-Year （1949-1966） History in the Field of the Library History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library history in China still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the library histo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and for the modern library history， especially during 17 years from 1949 to 1966， there is lack of sufficient and thorough research. Before 1949， the core id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cause was ''liberalism''， but after 1949， ''liberalism'' was gradually replaced by "Soviet style statism". From the view of preserving historical data and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regularity， the academic circl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on the 17-year history in the field of the library history.

Library history； 17-Year （1949-1966） history； Library cause

G259.20

A

谢 欢 男，1988年生，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2014-11-12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西学东渐’与‘文化反哺’：中美图书馆事业交流史研究（1903-1949）”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4YJA87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