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盼玲 李诗茵

（1.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

一、性别歧视的疑问

汉语中有一些为女性描摹出一幅可怕形象的词句，如“红颜祸水”“最毒妇人心”；招聘时用人单位常因担忧女性生理期和生殖期带来的问题而优先录用男性；2015年4月28日下午，中山大学东校区保卫办在学生强烈的舆论压力下，迅速撤下了两条宣传预防扒窃的横幅，原因是“屁股这么翘，还要用手机诱惑我，我会犯罪的”和“拒绝使用手机、钱包、女朋友等贵重物品占座”，这两条横幅的内容被质疑传播了“物化女性”以及“谴责被害者”的意识。

19世纪美国著名医生爱德华·克拉克提出能量封闭体系理论，认为“人体内的能量是固定的，女人体内的能量产生于子宫，其能量也囿守于子宫，是封建固定的，所以她们没有足够的能量进行脑力活动，这造成了妇女智力低下。”2014年11月18日[1]，印度尼西亚警察部门因对应聘警察岗位的女性进行具有歧视性的处女检查而遭谴责；2014年11月24日，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埃尔多安发表了一场关键词为男女平等有违自然规律的演说，引起女权组织不满。

显然，性别歧视的触角已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性别歧视的发展或消亡。那么，到底是什么在维护着性别歧视？它们又是怎么达到目的的？为了弄清这两个问题，本文将以教育为例，运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对性别歧视的原因进行分析。

二、相关概念：性别歧视与女性主义

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具有客观实在性，不管是否被感知。换言之，很多确实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并不会因为我们意识不到而消失，性别歧视问题亦然。在几百年前，这个问题并未被认识和广泛关注，但只要反观历史，就不难发现其实女性一直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只是经过人类的不断进化，经验和知识的不断积累，我们才逐渐发现了性别歧视这种被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社会运行的工具。

性别歧视，指基于人的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而产生的歧视与偏见[2]。它分为男性性别歧视和女性性别歧视。由于女性性别歧视问题突出，且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较大，因此，本文仅对女性性别歧视作探讨。

众所周知，对性别歧视这一现象的探讨离不开一个名词：女性主义[3]。社会上的许多性别歧视现象，如教育性别歧视、就业性别歧视、政治性别歧视等，是女性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根本原因[4]，而女性主义的不断发展使得性别歧视问题越来越被公众广泛认知与重视。

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发表的《女性与女性公民权宣言》认为社工系“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利”。女性主义由此拉开帷幕，并走过了几百年的艰苦发展历程。然而，时至今日，尽管女性主义越发受到社会的认可，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但不得不承认距离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仍然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三、理论基础：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在研究性别社会化问题领域中的代表人物是塔而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贝尔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系统的四种需要的功能先决条件是：适应(A)，即系统在环境中获取资源并在内部分配；目标达成(G)，即制定系统的总目标和分目标，并调动资源去实现；整合(I)，即把系统内的各部分整合为一个有效整体；潜在模式维系(L)，即建立和维系价值观的共同模式，并使系统保持制度化，帕森斯把这简称为“AGIL”图式[5]。可见，结构功能主义十分强调秩序、均衡和共同价值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而这正是性别社会化理论展开的背景。

结构功能主义关于性别社会化的论述，主要包括社会分工和家庭分工。关于社会分工，在人类社会早期，男人由于体力上的优势，负责狩猎和防卫等任务，大部分时间在家庭之外度过，在社会担当起统治者的角色，而女性由于有生育功能，担当起生养孩子照顾家庭的任务，很少参与家庭以外的社会生产活动。因此，这种以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分工逐渐形成定性；关于家庭分工，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一个有效的小群体为了实现目标，必须有促使成员遵守纪律的工具性领袖和负责解决内部冲突的表意性领袖。由于男人出外挣钱，满足家庭的物质需要，扮演工具性领袖，而女人负责照料家人，协调家庭内部关系，扮演表意性领袖[6]。

四、维护性别歧视的“功臣”

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所适应的应该是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原始社会，因为在原始社会，生理条件几乎是一切事物的主导因素。然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信息快速流通的社会，不论男女，都可以依靠脑力而不是体力来获得生存和发展。尽管在当今社会里，男性依然占有体力优势，但是如果仅以体力作为竞争资本的话，男性就可能难以居于在女性之上的优势位置。那么，当现代社会把主要的竞争资本由体力变为脑力时，女性似乎获得了实现性别平等的契机，因为已有不少的科学研究证明，男女先天的平均智力水平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既然先天条件和社会需求都给男女平等提供了机会，为什么女性在后天的社会竞争中依然处于劣势位置呢？很明确的答案之一，就是教育性别歧视。

早在古代，教育的性别歧视就已经显现。卢梭认为，男女有别，应受不同的教育，对女性而言，教育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使其懂得持家，其他的如政治、经济等女性都不必学习。柏拉图则认为，女性应受到和男性一样的教育，和男性从事一样的职业。看上去似乎柏拉图的教育观是在提倡男女平等，其实并不然。柏拉图用男性的标准要求女性，忽视了女性教育经验，其实质是树立男性权威，维护性别歧视[7]。然而，卢梭的教育观中的性别歧视更是明显，其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宗旨可谓一脉相承，都在试图通过规定对女性地位不利的社会分工来维护男性的统治地位，从而实现社会控制。

至于现代，虽说我国实行了多年的义务教育，但时至今日，中国的失学儿童数量依然庞大，特别是在广大的山区。而且，在这个群体中，女童占大多数。家经济困难时，大多数父母会选择让女孩辍学，让男孩去读书。类似的例证不少，究其原因，主要有家庭的影响、就业性别歧视的存在、大众传媒的误导。

（一）家庭的影响

家庭是最重要的首属群体，对人的早期社会化有不可替代的影响。人们意识中的性别歧视、男尊女卑的观念首先是由家人传达的。譬如，一位女性从小就看着母亲操持家务，而父亲则无需分担，话语权又都属于父亲，那么当她成家后，也会像母亲一样全职照顾家庭，并认为是理所当然。而如果母亲热爱学习和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收获幸福的家庭、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其他社会资源，那么她的女儿更可能会认同受教育、参加工作和独立自主。

家庭是人们一生中亲密接触到的第一个重要群体，家庭成员的态度行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分工等，都会对其社会化造成重大影响。通过家庭教育，人们了解、学习、认同性别角色，掌握社会性别规范，并逐渐将其内化和强化到自己的生活中[8]。因此，一种过于强调秩序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家庭分工，将会成为性别歧视的首号“功臣”。

（二）就业性别歧视的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尽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现实生活中仍存在着大量的就业性别歧视现象：部分用人单位因为担心女性的生理期和生殖期以及对家庭的照顾会影响工作效率，而在招聘时优先录用男性[9]；在招聘条件中就明确列出男性优先，而用“潜规则”将女性淘汰掉等。

因此，就业性别歧视是造成和维护教育性别歧视的又一重要因素，因为它的存在直接影响了家庭对女性人力资本的投入[10]。无疑，教育是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的重要投入之一，而就业是衡量该投入是否获得良好收益的重要指标。因此，如果在同等的投入下，男孩的投资预期收益率比女孩高，那么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父母都会选择将人力资本的投入向男孩倾斜[11]。就像上文提到的情况一样，在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全部孩子上学时，父母会选择牺牲女孩的受教育机会而支持男孩上学。甚至，即使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时，很多父母仍会有意无意地倾向于对男孩投入更高层次、更正规的学校教育。因此，就业性别歧视为教育性别歧视提供“滋长的土壤”。

（三）大众传媒的误导

大众传媒是指信息传播过程中在大众与专业信息发出者之间的媒介体，主要有广播、电视、杂志、报纸等，它们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社会里充当着重要角色，并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整形美容广告充斥在电视、电脑、报纸、杂志等各种大众传媒中，告诉我们外在美的标准，夸大外在美的重要性，导致部分女性对自己的形体和衣饰吹毛求疵，甚至不惜为此付出健康和金钱的沉重代价。再者，当下不少电视节目都在传播和植入这样一些观念——是否能依附于一位具有社会地位和财富的男性生活，成为评判女性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而且，美貌比良好的个人修养往往更能取悦男性。

在现代生活里，我们都长期接触大众传媒，潜移默化地，这些观念会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信念。迎合人的惰性，部分女性会更愿意相信俗话说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与其付出青春为事业打拼，不如改善衣饰和外貌，依附于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男性，让自己以较少的付出换得较多的物质和虚荣心的满足。

深究发现，这种“女性应依附男性获得更佳生活质量”的观念其实潜藏着“物化女性”的意识倾向。诚然，从启蒙运动倡导至今，大部分人都认同“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无论是权利、义务还是地位、尊严。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应该是合作、共赢，而不是依附和隶属。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出现与自由平等之普世价值相悖的宣传。譬如，2015年4月28日发生在中山大学东校区的宣传横幅备受谴责事件。该校区保卫办在宣传预防扒窃的横幅上使用“拒绝使用手机、钱包、女朋友等贵重物品占座！”这一句标语，即使其本意为希望借助看似幽默新颖的表达作宣传，但该保卫办对“无意间”宣扬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是责无旁贷的。这种把女性当作与手机和钱包一样的物品—— “物化女性”的意识倾向，不仅体现了大众传媒对受众的性别意识之误导、为性别歧视提供“滋长的土壤”，还暴露了我国性别教育的缺失。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观念和做法都在间接影响教育资源对女性的投入，维护教育领域对女性的性别歧视[12]。在当今社会，知识技术是重要的生产力之一，受教育则是获取知识技术的主要途径。在性别歧视问题下，如果社会不加大对女性的教育资源投入，或如果作为利益受损群体的女性群体自身不重视教育，那么女性便很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的知识技术竞争中获得与男性同等的位置。然而，在这个仍处在结构功能主义者极力维护的以性别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分工和家庭分工的社会里，女性因后天受教育不足而造成的无知、无能和顺从，更加巩固了男性的统治地位和权威。因此，如果女性不自我觉醒和积极争权，作为利益既得群体的男性当然不会轻易动摇现有的分工模式和社会秩序。

结语

减少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提高女性福祉是刻不容缓的，因为它直接关系着家庭稳定与社会和谐。然而，当今性别歧视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些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就教育性别歧视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就有家庭的影响、就业性别歧视的存在、大众传媒的误导这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当然，这还不是全部。因此，这需要我们运用更多样的理论视角，对性别歧视问题的成因进行更深刻的分析和研究。最重要的是，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与更多支持两性平等的同行者一起，在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建构中寻求解决性别歧视问题的有效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