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自然进化<br/>——熊彼特的政治思想及其启示

精英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自然进化
——熊彼特的政治思想及其启示

2015-02-12

探索 2015年1期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重庆 400041)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熊彼特(1883—1950),其经济思想在国内学界研究颇多,但对其政治思想的研究并不多见,而且有失之偏颇之嫌。熊彼特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但颇有意思的是,他自认为“不是一本政治书籍”[1]14的这部经典著作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远不及“硬挤进”该书的“民主问题”[1]9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以至于这本书“常常被看作是民主的精英主义主要的智慧源泉”[2]239。熊彼特关于民主的政治思想被称之为“精英民主理论”,它“对于战后民主理论的发展,尤其对于正处于萌发状态的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民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特殊的影响”[3]224。在西方学术界,拉斯维尔、萨托利、波普尔、李普塞特、亨廷顿以及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这些大名鼎鼎的学者都曾坦言受到了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重要影响。亨廷顿就认为,熊彼特的“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这一观念“是民主概念最重要的现代内涵”[4]4。作为西方精英民主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熊彼特的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全面评析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以期进一步推动对他的政治思想的研究。

1 理论的背景:精英主义的扬弃与大众民主时代的释惑

熊彼特的织布厂主家庭出生、贵族家庭生活(其继父为贵族)、贵族学校教育经历,映衬在奥匈帝国每况愈下直至崩溃之际的历史背景下,使熊彼特崇尚贵族(精英)治国。这是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产生的重要背景因素。但作为一位影响至深的思想家,其政治理论的形成还多源于对前人政治思想的扬弃和对时代问题的深思与回应。

从思想渊源与承袭来看,西方世界的精英治国思想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那里就可以明确地寻找到它的踪迹,而精英政治的历史传承与现实的普遍性更是使一些政治思想家对精英民主政治予以肯定。以帕雷托、莫斯卡、韦伯、米歇尔斯为代表的近现代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既为精英民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马克斯·韦伯把政治精英(职业政治家)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让民主制度成为政治领袖藉以维护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赋予民主更多的是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的观念直接影响了熊彼特对民主的界定[5]。

从时代背景来看,一是随着“大众时代”的到来,民主权利向更多的人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大众民主的观念与要求开始兴起。在这个时代,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大众组织的涌现使得西方各国民主化程度不断加深,而官僚体制则随着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多而不断扩张,国家的权力也在不断扩大。如何解决好大众参与化与官僚体制化、政治管理专业化之间的冲突关系困惑着西方学术界。不同学派的政治思想家们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与释惑。其中,很多知识精英对于大众时代的到来十分反感,他们提出各种理论批判这一现象。一方面,受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对普罗大众的智识与理性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历历在目的法国大革命、欧洲三大工人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以及纳粹德国的群众集会等各种形式的大众性政治参与使得他们认为“过分的”动员参与会给政治秩序带来极大的危险。因此,作为保守主义代表的这些知识精英,蔑视大众,对大众民主进行批评。精英民主政治思潮的泛起,使贵族情结浓厚的熊彼特深受影响,对大众时代的认知同样倾向于用精英民主来加以抗拒和调节。

二是与大众时代同来的还有一种政治思想洪流——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时,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苏联与处于经济萧条、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导致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越来越成为政治上的风尚,冠之以“社会主义”的主张或流派异彩纷呈[6]。面对这股可以毁灭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潮流,资本主义民主向何方发展成为当时的西方政治思想家们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坚持资本主义民主的思想家们迫切需要有新的理论支撑他们对抗社会主义思想。在大众民主浪潮与社会主义运动交汇中,他们需要重新界定民主的定义,把民主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熊彼特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在肯定“社会主义形式的社会将不可避免地从同样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中出现”[1]10的趋势下,一方面将“民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并把它变成一个与实质平等无关的程序性概念,使之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称为“极权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定性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是资本主义通过自然进化而来的。他极力通过竞争性程序民主的论证来实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重生”,从而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现。他对“民主”这一基础概念的价值定性,一个结果就是使得深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影响的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与民主是渐行渐远,最终把“竞争性民主选举”作为单筒镜来观察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

2 研究的方法:西方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与实证化

从熊彼特时代的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来看,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在19世纪中后期逐渐渗入政治学研究,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以及稍后兴起的现实主义,强调了科学技术对政治的重要作用以及民主中价值与事实的分离。在很大程度上说,这些政治学研究方法及其思想流派都有意识地论证着精英民主政治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一种政治现实的存在与需要。

熊彼特在受这些研究方法及其政治思想影响的同时,一方面他从美国、英国、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和二战期间)、法国(大革命时期)、苏联的民主事实出发研究民主。“他的主要任务是解释性的:说明实际的民主是如何运行的。”[3]224另一方面他将经济科学的研究方法用于政治研究,认为政治活动也是一种交易行为——如同商业一样,选举更是如此,就是选民与政治家之间的一种交易。由于“比市场更民主的制度是不存在的”[1]280,因此在民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中,市场交易的成本与效率评价方法也可以用于政治交易行为衡量中。这种类比的结果是,精英民主变成了一种有效的政治民主方式,自然也就比大众民主要有理性和效率得多。他把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等同起来,认为选民就像消费者,他的“货币”就是选票,用以购买合意的“商品”——政治家及其政策。政治家就像企业主,他们的政纲或许诺就像企业的产品,通过“政治市场”出售来换取人们的选票,从而得到做出政治决定的权力。这种政治与市场关系的比喻是熊彼特最先提出来的,后来由安东尼·唐斯在其《经济民主论》一书中加以进一步的阐释,在西方政治学界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7]475。因此,在经济学上建树颇丰的熊彼特对政治问题用科学的、经济的、实证的、现实的研究方法构筑起了他的精英民主理论。

3 理论的建构:对古典民主的批判和程序民主的偏爱

在熊彼特时代,众多的西方学者发现,他们的民主制度正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如果严格遵循源自古希腊的古典民主理论,那么民主应该是人民的亲自统治或是人民中的大多数人统治。但西方民主的事实却是统治的权力始终为少数具有高素质和管理才能的政治人才所掌握,广大民众普遍处于无权的地位。这样一来,如果按照古典民主理论的标准与模式来衡量的话,那么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只会沦为民主的赝品。显而易见,西方的民主出现了事实与价值的相互背离。熊彼特摆脱民主的这种困境的方法在于对古典民主予以批判,并“力图发展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民主模式”[3]223-224。他认为,古典民主理论过于理想化,而“代之以人批准的治理”[1]364更加合适。因此,抛却古典民主理论而从民主事实出发来“创立一个重视集体行动现实和公众思想现实的民主过程的理论是可能的”[1]369。对此,熊彼特从两个方面对古典民主加以批判。

一是理论预设上的大众政治参与的“原始人”状态。熊彼特认为,大众在民主政治中是从属地位,大众的参政能力及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堪忧。因为绝大多数人不具有较强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对本行业之外的知识和技能几乎一无所知,普遍缺乏责任心和确定的意志,而且易受“群集心理”的影响,在存在着众多的政客、党派、集团利用各种媒介手段企图操纵控制的情形下,公民更会轻易地听从这些政客和团体的摆布。即使是典型的公民,一旦进入政治领域,特别容易受非理性情绪的支配,以致造成责任感和思考力的急剧下降,他的精神状态也会跌落到较低水平上,他辩论和分析的方法是幼稚的,局限于他实际利益的范围,从而退回到“原始状态”变成“原始人”了[1]386。此外,撇开暴民骚动的特殊情况不论,即使在一种正常状态下,重大政治问题在公民心目中的位置也和业余时间的爱好与闲扯差不多。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政治中的人性的客观真实的表现;而且,古典民主理论也掩饰了历史的事实——“人民实际上从未统治过,但他们总是能被定义弄得像在进行统治”[1]365-366,而这正是政治历史的真实景象。因此,熊彼特认为大众民主是不可行的,人民没有能力进行自我统治。

二是理论论证上的全体人民的共同福利与共同意志的证伪。在熊彼特看来,首先,古典民主理论中的为现实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和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来执行人民意志的民主方式,根本就是无法理喻的虚构,由于共同福利与人民意志经受不起验证而意味着“古典学说的两根支柱不可避免地崩溃了”[1]373。其次,古典民主学说所想象的民有政府由于有个人意志的广泛存在也常常经不起检验。再次,政治中的人性决定了共同福利、人民意志等古典民主的理想在事实上难以存在,“人民意志”只是一件镶嵌工艺品,既不是多数人的意志,也会被歪曲与捏造。因此,人民意志与共同福利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沦为一种神话。如果一定要说古典民主有接近于现实的可能性的话,那它也只是停留在观念形态之中——民主信仰、民主意识与政客辞令中,要么就在那种“没有重大决策要作”的瑞士型的小国寡民或现代民主成熟的美国式的大国的某个特定片刻能够见到它的一鳞半爪。在这个意义上说,熊彼特没有否定古典民主,他要阐明的是古典民主不会是现代大工业社会的常态。

熊彼特对古典民主的批判,一方面在于否定人民主权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将人民主权变为选举权,凸显政党与精英的作用,从而为精英民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作铺垫与辩护。既然大众的直接参与与人民意志都存在缺陷,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与政治秩序的无序,那么用什么样的民主方式来解决呢?熊彼特提出,应将古典民主理论里的次序颠倒过来,以“选举作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第一位目标来代替“选民决定政治问题”的最初目标,人民的任务就是“产生政府,或产生用以建立全国执行委员会或政府的一种中介体”[1]395。在这个过程中,民主既是一种政治方法——竞争性选举产生政治领导人与政府,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的程序。换言之,政治精英必须通过对领导权进行公平的竞争,从而在获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过程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才能踏入政治领导阶层。这样,“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1]359。因此,在熊彼特看来,民主是一种手段和方法,本身不足以构成目的,它是政治家获取领导权的过程;而且,“任何人要为民主下定义必须以此为出发点”[1]359。这就是他所谓的“程序民主”。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所认定的民主也就缩小为一套制度性的程序,一种选择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方法;民主原则仅仅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应交给那些获得了更多选票的人。为此,熊彼特将“民主政治”的定义简化为“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来使人更简明扼要地理解他的精英民主理论,并认为“清楚地理解这句话所含的意义是极端重要的”[1]415。如此一来,熊彼特就实现了“精英”与“民主”、“人民”与“统治”在形式上统合起来的目的——虽然民主政治只能是政治家的统治,但人民却控制着政治家,有接受或拒绝由谁来统治他们的权力。

虽然熊彼特对“程序民主”十分偏爱,但认为它并非完美无缺,也存在着政治家“经营选票”所导致的短期行为、政治斗争导致的民主效率下降、政治家的智慧与品质缺陷等问题。为了保证程序民主的有效进行,熊彼特设定了救治程序民主缺陷的四个文化条件:足够优秀的政治家阶层、政治决定的范围有限、训练有素的官僚队伍、民主自制能力的提高。这表明,熊彼特看到了即使是现代民主成熟程度最高的美英等国也存在着民主的缺陷,他设想社会主义民主的运行也离不开这些条件的支撑。

熊彼特通过程序民主及其缺陷救治的四个民主文化条件的阐释也就构建起了他的精英民主理论。从他的理论来看,一是精英是指那些经过选举程序竞争出来的政治精英而非其他方式产生的精英,因而精英统治本身并不是民主,而是说民主是产生精英的制度。二是熊彼特并没有对精英表现出过分推崇的价值判断。他对民主的事实与价值进行分离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更客观地研究精英民主,而并不表明他一定是反民主的。他之所以强调了程序性、竞争性与精英性,一方面在于赋予民主新的涵义,使之更加能解释民主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在于论证这是现代大工业社会的有效民主方式,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民主也应该是这种方式而不是古典民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说,程序民主的缺陷及其救治的民主文化条件,恰恰反映了熊彼特对政治精英的另一种价值判断——体现欧洲贵族精神:文化教养、社会责任、自由精神与自律品行,这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民主文化条件。在他看来,民主就是通过竞争程序将具备这些素质的精英选举出来作为政治领导阶层来治理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如此。

以精英作为民主理论的核心,还在于熊彼特时代国家职能重心从统治向管理的位移趋势。一方面国家管理职能的范围开始扩大化与复杂化,另一方面国家制度结构的分化与专业化及其官僚职业化的开始出现(熊彼特出生年刚好也是美国“彭德尔顿法案”确立文官制度的这年),使得熊彼特认识到管理经济社会政治事务需要专门的才能和技术,政治管理是一项高级职业,因此政治权力应该交给那些掌握专业技能并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的人来行使,也即实行政治精英治国。

4 理论的目的:社会主义的自然进化与精英民主的延续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的中心思想是:资本主义由于内在的“产业突变”会自然进化到社会主义,而不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尽管“熊彼特完全不欢迎社会主义的到来,他似乎和马克斯·韦伯一样,以同样阴郁的忧虑心情对这个问题作过沉思”[1]8。但他还是以一个学者的沉静心态分析社会主义到来的可能趋势。那么,这种可能到来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才是熊彼特关心的中心问题。他要用“已经证明是对民主过程一些事实的令人满意的解释”的“竞争领导地位的理论”来“阐明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制度间的关系”[1]414。因此,他一方面通过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定义构建他的“自然进化”的社会主义理论来确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通过对民主的定义来确定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在熊彼特的笔下,“社会主义”一词有着不同的指向: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苏联式的极权社会主义、英国工党或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及他自己界说的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熊彼特归纳了三种形式: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他极力主张的是成熟状态下的自然进化而来的社会主义,极力反对的是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因为它依靠暴力革命来实现,由此可能造成极权社会主义的形成。他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1]146。也即是,资本主义在自己的母体里通过“创造性破坏”而进化到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的过程。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形式。因而熊彼特在定义“社会主义”时把它视为一种“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1]25社会组织,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化的过程也就表现为“把人民经济事务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共有领域”。因此“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不是宣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煽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类人”[1]214。因此,在认为熊彼特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在反社会主义或去社会主义化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他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

熊彼特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是正确的,但马克思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论证是错误的,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熊彼特看到了生产力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化大生产在“两个必然”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他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斗争)。这主要源于熊彼特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比马克思要狭隘得多——他仅仅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生产与组织方式,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自然进化的结果,而不涉及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国家政权的变革。因而他认为,不能用不民主(即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达到真正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如果用不民主的手段建立的社会主义会走向极权式社会主义或“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或者说由此产生的制度势必崩溃”[1]334,最终导致真正民主的丧失而成为“一场可笑的起义”;而用民主(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性程序民主)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则符合社会主义自然进化而来的规律。这就是熊彼特说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存在”[1]414的原因所在。那么,在哪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才与民主发生关联呢?那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在用民主方法有可能成功的时候,才是可望实际成功的时候”[1]352。换言之,只有在“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并坚持程序性竞争性的民主相结合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和谐共存[1]20。

因此,熊彼特要论证的是:社会主义的建成不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资本主义的自然进化而实现的,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民主与社会主义形态下的民主就保持一种延续性。由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是经济生产组织形态发生变化,又由于民主只是一种选举政治领导人的程序,“民主政体看来是指导竞争的公认方法,而选举方法实际上是任何规模社会唯一可行的方法”[1]398,所以,“从确立合法领袖的制度的角度来定义民主,那么,民主就是处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秩序的政治事务的最合适和最方便的工具”[1]230;再者,虽然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但是它运行得良好且有效率,因此未来的社会主义需要保留资本主义社会里形成的民主制度与民主形式,如“大选、政党、议会内阁和总理可能依旧证明是社会主义制度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可以保留下来以处理议事日程的最为方便的工具”[1]436。如此一来,熊彼特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通过程序民主及其民主文化条件来实现大众对政治精英的选举与制衡,从而使民主政治有效率,达到政治秩序的平衡稳定。在这个意义上,竞争性程序民主是一种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因此,熊彼特的程序民主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线,在剥离了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强调了程序意义上的民主,这就使民主具有了更广泛的适应性。从这个角度看,在祛除民主的价值判断之后,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可以视为一种发展的理论而非固守资本主义民主的辩护词。

熊彼特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问题,其目的可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主张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种自然进化而不是一种暴力革命的结果,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二是未来的社会主义里的民主依然是竞争性的、程序性的精英民主,即社会主义要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民主制度。熊彼特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是把它与“社会主义”放在一起的,也就主要在于论证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精英(程序)民主而非大众民主(古典民主、人民民主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正因为他固守这个理念而排除了民主的丰富性,从而否定了其他社会主义模式存在民主的可能性。

5 理论的评价:熊彼特精英民主思想的缺陷与启示

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提出后,在西方政治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褒贬不一、毁誉参半。对他进行严厉批评的学者认为,精英民主理论支持和拥护人类的不平等,把少数人的统治看作永恒不变的合理现象,对人民大众则抱有深刻的不信任感;把政治囿于一种政治程序,而否认了民主政治的伟大理想,从而沦为价值虚无主义。但由于缺乏经验事实的有力验证,他们的批判往往是情感多于理性,规范多于描述,价值多于事实,不能从根本上驳倒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8]。尽管如此,熊彼特苦心孤诣建构起来的精英民主理论也存在缺陷的嫌疑。

从论证逻辑缺陷来看,熊彼特的理论只是对现代社会民主经验的总结,是不能以此去衡量古典民主的合理性的,反过来,基于对古典民主的批判来证明精英民主的合理性也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与正当性。正如贡斯当所说,不能用古代人的自由来衡量现代人的自由,也不能用现代人的自由去衡量古代人的自由,因为“对古代人而言,当他们为了政治权利牺牲个人独立时,他们是以较小的牺牲换取较大的所得;而我们如果作出同样的牺牲,我们便是以较大的损失换取较小的所得”[9]39-40。因此,现代精英民主的合理性不能建立在批判古典民主为代价的基础上。事实上熊彼特已经看到了这点,即现代社会生产力进步所导致的社会分工趋势和政治的领导、管理与决策的专业化科学化趋势的加剧,需要通过竞争性与程序性的方式把政治精英阶层推向领导位置。但他为了去定义社会主义及其民主而置之不顾,其结果他的精英民主理论失去了古典民主所规范的民主价值色彩,剩下的仅是政治精英阶层的民主,是以“较大的损失(多数人的权力)换取较小的所得(少数人的权力)”。因此,他对古典民主的批判是建立在“一种范畴性错误”基础上的,“他错误地假定,关于当代民主本质的经验性证据,可以直接用来作为基础,反驳古典模式奉为神圣的规范性理想,如政治平等和平等参与的理想”[3]242。熊彼特的逻辑错误或许就在于他用民主的现象(大众的选举、程序民主的过程、政治精英的领导)去否定民主的本质(人民主权)。

从民主认识缺陷来看,由于存在“原始人”与“政治家”的划分,这样大众的绝对多数与精英的相对少数使得熊彼特所谓的政治市场处于“求大于供”的状态。其后果就是在民主制度中,唯一的充分参与者是政党和政治精英而民众则成为选举的工具。而且“因为人民也能用全然不民主的方式来接受或拒绝”政治精英的领导权,因而人民又被置于一个被动的位置——政治精英来争取选民而不是选民来甄别与推选政治精英。因此,“熊彼特对于民主的看法,充其量也只能是支持最起码的政治参与:一种能够被认为足以使竞争性的政治精英的统治权合法化的参与”[3]228。这种把民众的政治参与仅限在很小范围内也就阻碍了民众对于民主内涵的理解。由于民众在程序民主之中的作用降低到一个仅仅是选举精英的位置,“民主”的自身特性也就大大降低了,其结果可能仅仅只剩下“程序”这一修饰语了。因此,当熊彼特对程序民主采取一种在最小限度内进行描述时,程序民主的其他一些形式就被省略了。实际上在保证自由选举的基础上民主有多种制度体现形式,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可以用其他方式替代选举[10]。

从价值判断缺陷来看,熊彼特倾向于政治精英而不是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在民主的事实与价值之间持价值中立的立场是无疑的。由于受到勒庞政治心理学的影响,他同样将大众视为“乌合之众”。如果认为大众的理性与智识是低下的,是媒体、政党、精英人物的“玩偶”,不能对政治问题形成合理的判断,那么人民怎样选择合适的政治家呢?又怎能在竞争中的政治家中选择那些能作出正确决策的人呢?熊彼特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民主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熊彼特更偏爱事实。应该说,分离民主的事实与价值是为了更客观更准确地解释与研究民主的运行与规则而不是否定其中的任何一方。民主的事实与价值不能绝对分离,为了事实而否定价值或为了价值而否定事实都是对民主的巨大伤害。正如精英民主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萨托利所说:一方面,民主的理想(价值)与现实(事实)是相互分离的,但另一方面“民主是从其理想和现实的相互作用中,从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形成的”[11]9,极端的现实主义者和极端的理想主义者都会对民主造成破坏。此外,在古典民主与精英民主之间,熊彼特作出了非此即彼的判断,而且此外就无其他民主模式了,这就显得过于武断与草率。“他的批评过分自信地提出了一系列偏好于‘竞争性精英主义’模式而排斥其它模式的理由,因此值得深入探讨。”[3]233

客观而论,熊彼特时代的一些政治经济思想家们接触到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只有苏联,因此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恐惧与批判也更多地是建立在对苏联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认知上,以及从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的立场来反对多数“左派”政党所鼓吹的那个“社会主义理想”。熊彼特与他们的共同点也在于对苏联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否定。不同的是,熊彼特虽然认为“斯大林政权本质上是军国主义专制政权”[1]573,但也认为不能把俄国问题与社会主义问题混淆在一起。尽管他承认自己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由于坚持了马克思的一些分析方法和两个“必然”的结论,因而认为他是“一名勉强的社会主义者”[3]229也说得过去。

熊彼特花费了近40年的研究心血来陈述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政府的民主方法之间关系的看法”[1]P9,其见解也确实有较多的独到之处。他对“社会主义”建成所需的物质条件极其重视,这一点对于跨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进程,在与资本主义共存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也应该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学习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取长补短,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终成燎原之势取代资本主义[6]。因此他的理论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得到了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引用和阐发,被战后社会民主党人奉为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策略的理论基础[12]338。

单就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而言,它对西方民主理论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有着启示意义。首先,熊彼特分离了民主的制度与价值,剔除了民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成分,避开了纠缠不清的价值选择,长出了民主的共性特征,从而使民主更加具有可操作性[13]626。在另一面,熊彼特强调了程序民主得以良好运行的民主文化条件。他通过对古典民主理论的批判祛除了长期笼罩在民主头上的乌托邦光环,还民主以实践和制度选择的真实面目,有助于在民众中树立起对民主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对自身权利的明确认识。同时,熊彼特充分肯定了选举领导人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最根本条件,他还特别强调领导人的重要性,这是他提倡的政治分工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他作为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分工带来了生产力进步的一种解释[14]。正因为熊彼特重视民主的程序性与竞争性,使得民主政治的可操作性、公开性和规范性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所以熊彼特的精英民主论对当代民主价值观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5]。其次,熊彼特揭示了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在祛除对精英民主理论的一些偏见和大众民主的偏爱外,我们发现,精英与大众存在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里都依然存在,救治程序民主的民主文化条件与提升人民大众的民主素质对每个国家的民主运行与发展均为重要。此外,从法律与制度的规范与价值追求来看,社会主义民主确实比资本主义民主更胜一筹,但在程序的可操作性上也确实存在很多缺陷,需要借鉴一些资本主义的民主经验与做法。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熊彼特的程序民主也许对我们如何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具有启示意义。再次,从政治现实来看,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都受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限制,均存在精英与大众的分化、人民的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分离、民主的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等客观现象,并且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如何对作为政治精英的政治领导层的权力进行限制与制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保障人民大众对权力的最终所有权,程序的民主性与竞争性可能是目前相对较好的制度安排之一。那么,熊彼特从民主事实出发所得出的程序民主结论也许对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观念具有启示意义:一方面,当前人民民主的生命力主要在于人民民主的事实而不是价值;另一方面,用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来不断改进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与程序也是必需的;同时,培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所需的民主文化条件也是当务之急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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