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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糖尿病预防临床试验研究进展*

2015-02-12周文龙黄宇虹张德芹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30093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天津30050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年5期
关键词:安慰剂受试者发病率

周文龙,黄宇虹,张德芹(.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30093;.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天津30050)

国内外糖尿病预防临床试验研究进展*

周文龙1,黄宇虹2,张德芹1
(1.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300193;2.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天津300150)

通过对近15年来国内外干预糖尿病高危人群临床试验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分析目前糖尿病高危人群流行病学现状,干预措施。对今后开展干预糖尿病高危人群临床试验方案的设计,推进循证医学研究,控制糖尿病和冠心病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糖尿病高危人群;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低减;临床试验;研究进展

糖尿病高危人群,又称糖尿病前期,是指血糖高于正常水平,而尚未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的人群。根据美国糖尿病协会(ADA)2014年修正的诊断标准,糖尿病高危人群包含单纯空腹血糖受损(IFG)、单纯糖耐量受损(IGT)以及IFG合并IGT,共3种形式。IFG是指空腹静脉血糖为5.6~6.9 mmol/L,经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测得的服用75 g葡萄糖2 h后静脉血糖值低于7.8 mmol/L,反映基础状态下的血糖调节功能受损。IGT是指OGTT 2 h静脉血浆血糖值在7.8~11.0 mmol/L,反映负荷状态下机体处理葡萄糖能力受损。同时ADA还将糖化血红蛋白在5.7%~6.4%列为判定糖尿病高危人群的指标之一[1]。其中糖化血红蛋白小于6.5%但是大于等于6%被认为有采取干预措施预防糖尿病发生的必要[2]。IFG和IGT既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合并存在。两者都是血糖正常和糖尿病之间的中间状态,也是发展为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3]。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患病率已增至9.7%[4]。因此对糖尿病前期的干预有重要的意义。糖尿病前期的干预目标是使血糖恢复至正常水平,防止和延缓糖尿病及大血管疾病的发生[5]。有研究显示血糖存在“代谢记忆效应”,若患者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即使血糖水平降低,仍易发生糖尿病相关并发症;而在高血糖发生的早期即给予强化降糖,血糖降至较低水平时所产生的疗效,似乎在血糖回升后一定程度内仍继续存在。因而,早期积极干预,控制血糖达标,可以保护胰岛细胞功能,延缓并发症的出现[6]。

1 流行病学资料

目前已有一些大型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可以反映糖尿病高危人群在总人口中的分布情况和未来发病的趋势。中国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在全国共计14个省级行政单位调查46 239名20岁以上的受试者,在禁食10 h后进行空腹血糖和OGTT 2 h血糖监测。发现单纯的IFG、单纯的IGT、IFG合并IGT在男性中分别占3.2%、11.0%和6.5%;在女性中分别占2.2%、10.9%、1.7%。研究还发现,年龄、家族史、中央肥胖、超重、肥胖、心动过速、收缩压升高,血清甘油三酯水平升高,和教育水平低于大学水平,都与发生IFG或IGT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7]。

Gerstein等[8]依据1979—2004年发表的糖尿病预防试验结果进行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发现糖尿病前期人群的年度糖尿病发病率为5%~10%。其中单纯的IGT人群年发病率约为4.4%~6.4%,与血糖正常人群相比,相对风险值为5.52(95%CI,3.13~7.19);单纯的IFG人群年发病率约为6.1%~9.2%,相对风险值为7.54(95%CI,4.63~10.45)。IFG合并IGT人群的年发病率约为10%~15%,相对风险值12.13(95%CI,4.27~20.00)。

2 临床试验研究

对糖尿病高危人群的预防和控制对控制糖尿病和冠心病的发生有重要意义。笔者将国内外依据循证医学进行的干预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研究进行综述,并重点关注其研究方法。

2.1现代医学研究现代医学对糖尿病高危人群的干预手段主要包括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干预两大方面。其中以生活方式干预为基础。如果单纯生活方式干预不能达到满意效果,则在此基础上应用药物干预。

2.1.1大庆研究大庆研究是国际上第一个大型糖尿病干预研究。共有577例IGT受试者被随机分为对照组、饮食控制、运动控制、饮食加运动控制4组。对照组能从电视及宣传手册得到关于糖尿病、IGT的一般知识,随访期间不鼓励他们控制饮食或增加体力活动;饮食干预组则通过医生教育,鼓励本组患者限制饮食摄入,对肥胖者则鼓励他们减少饮食并逐渐减轻体质量,对运动干预组则鼓励本组患者根据工作性质及身体健康的具体情况适当增加业余体力活动;对饮食加运动干预组则鼓励本组患者像饮食组那样控制饮食,像运动组那样增加体力活动[9]。经6年干预后发现上述4组的糖尿病每百人年发病率分别为15.7%、10.0%、8.3%、9.6%。在以Cox成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调整初访时的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MI)和空腹血糖水平影响后,发现饮食、运动及饮食加运动治疗组的糖尿病发病率较对照组分别下降35%、28%、18%(P<0.05,P<0.001,P<0.001)。在发表观察6 a的研究结果后,98%的受试者接受随访直至2006年(试验开始后20 a)。发现对照组93%的受试者发展为糖尿病,干预组为80%。糖尿病每百人年发病率干预组为7%,对照组为11%;干预组人群比对照组人群平均晚发生糖尿病3.6 a。表明为期6 a的生活方式干预可以大大降低IGT患者发生2型糖尿病的概率,并且受试者养成的生活习惯可以使其效果持续到强化干预结束后14 a之久。在干预结束后14 a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首次心血管事件风险下降8%,调整基线年龄和分组随机因素影响后干预组心血管事件病死率降低27%[10-11]。2009年对参研人群进行第23年的随访。结果IGT未干预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和病死率分别为44.44%及20.00%,糖耐量正常组分别为29.59%及7.52%,IGT干预组为37.84%及12.53%,居两者之间。多因素分析调整基线年龄、性别、BMI、血压、吸烟和既往心血管事件的影响后,IGT未干预组的心血管病病死率和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为正常糖耐量(NGT)人群的1.89和1.38倍(HR=1.89,95% CI:1.11~3.22;HR=1.38,95%CI:1.01~1.90)(风险比,HR)。而IGT干预组的心血管病病死率和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HR=1.39,95%CI:0.89~2.18及HR=1.25,95% CI:0.98~1.59)。证明IGT者心血管事件和死亡风险均显著高于NGT人群。数年生活方式干预可以减少长期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和心血管病病死率[12]。

2.1.2美国糖尿病预防计划和糖尿病预防计划转归研究美国糖尿病预防计划(DPP)共招募3234名受试者。具体入选条件为:年龄≥25岁;BMI≥24 kg/m2、IGT、IFG等。本研究共分3组:1)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组1 079例。2)二甲双胍干预组1 073例(850 mg,每日2次)。3)安慰剂对照组1 082例(安慰剂,每日2次)。原计划另有一应用曲格列酮,后因此药有肝毒性而被终止。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组受试者通过健康饮食,每日30 min常规体力活动,和健康教育等手段进行干预,不使用药物。体质量目标定为达到并保持比初始体质量降低7%。运动目标达到并保持每周进行至少150 min体力活动的水平。干预结果通过每年1次的OGTT试验或每半年1次的空腹血糖检测判断,平均干预2.8 a。发现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组糖尿病发病率比安慰剂组降低58%,比二甲双胍组降低39%。尤其适用于年老或BMI较低者。二甲双胍组与安慰剂对照组相比,发现两组年发病率分别为7.8%和11.0%。本研究发现二甲双胍对不同民族或性别的人群疗效没有统计学差异,但更适用于年龄低于60岁或者BMI大于35 kg/m2的人群[13-14]。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延长随访,以评估上述干预的远期效应,此即糖尿病计划转归研究(DPPOS)。随访期内原安慰剂和二甲双胍组患者亦接受生活方式干预,并允许进展为糖尿病的患者接受任何相关治疗。对其中2 766例患者10 a随访表明,延长期内二甲双胍组和安慰剂组糖尿病每百人年发生率(4.9%和5.6%)降至与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组(5.9%)相当。10 a累积发病率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组较安慰剂组降低34%,二甲双胍组较安慰剂组降低18%[15]。研究者推测组间差异减小的原因可能为:1)随访期内3组患者都接受了有效的强化生活方式干预。2)“易罹患者”(仅通过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即可推迟糖尿病发生的患者)在DPP阶段已经“耗尽”[16]。另外,如果依据HbA1c水平诊断糖尿病(HbA1c≥6.5%),在DPP研究期间,二甲双胍组比安慰剂组糖尿病发病减少44%;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组比安慰剂组糖尿病发病减少49%。在DPPOS研究期间,二甲双胍组比安慰剂组糖尿病发病减少38%;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组比安慰剂组糖尿病发病减少29%[17]。以上两个研究还对糖尿病发病与抑郁症的发病或抗抑郁药物使用的相关性进行了考察。在3 234名受试者中,有1 285人确诊为糖尿病。确诊为糖尿病后,抑郁症发病率或抗抑郁药的使用均无明显增加,但是在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组,高空腹血糖与大剂量的抗抑郁药使用相关。经白氏抑郁症量表检测发现,在所有3个组中,高空腹血糖和高糖化血红蛋白的受试者抑郁症评分都更高,空腹血糖每升高100 mg/L,白氏量表评分会升高0.07;糖化血红蛋白每升高1%,白氏量表评分会升高0.21[18]。针对女性慢性尿失禁,DPPOS研究也进行了考察。发现在研究开始时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组、二甲双胍组、安慰剂组的慢性尿失禁患病率分别为44.2%、51.8%和48.0%;随访6 a后,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组、二甲双胍组、安慰剂组的慢性尿失禁患病率分别为46.7%、53.1%和49.9%。分组因素和糖尿病发病情况对出组患病率没有显著影响。对尿失禁比较重要的保护因素有低BMI(优势比0.988,95%CI:0.982~0.994)(优势比,OR)、大量运动(OR 0.999,95%CI:0.998~1.000)和在随访期间BMI(OR 0.75,95%CI:0.60~0.94)和腰围(OR 0.998,95%CI:0.996~1.0)的减低,证明处在IGT状态的女性为预防慢性尿失禁应努力减轻体质量[19]。DPPOS研究还分析了干预手段对有妊娠期糖尿病(GD)病史的妇女发生糖尿病的时间的影响。研究开始时共有350名受试者有GD病史,另有1 416名受试者已经生育但是没有GD病史。随访10 a后发现安慰剂组中有GD病史的受试者糖尿病发病率比无GD病史者高48%;在有GD病史的受试者中,与安慰剂组相比,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组的糖尿病累积发病率降低了45%,二甲双胍组的糖尿病累积发病率降低了40%。在没有GD病史的受试者中,与安慰剂组相比,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组的糖尿病累积发病率降低了30%,二甲双胍组的糖尿病累积发病率未明显降低[20]。

2.1.3瑞典Malmo研究瑞典Malmo研究是使用生活方式干预影响早期糖尿病患者和糖尿病高危人群的前瞻性研究。其中一个分支针对181名IGT受试者,共干预5 a。对干预组要求减少糖和脂肪摄入,鼓励增加运动,对照组不进行干预。结果发现75.8%的干预组受试者的糖耐量得到改善,52.2%的受试者的2 h血糖已经低于7.0 mmol/L。相反67.1%的安慰剂组受试者的病情恶化,28.6%的受试者已经发展为糖尿病[21]。

2.1.4芬兰糖尿病研究芬兰糖尿病预防研究(FDPS)的一个分支,共筛选IGT并且超重中年受试者522例,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共265例,进行饮食、运动疗法等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对照组共257例,仅接受一般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建议,共干预4 a,结果生活方式干预组糖尿病的发生风险降低了58%,后续研究显示,在停止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辅导后3 a,糖尿病的发生风险仍降低了38%[22]。该研究还发现在开始干预第1年就减重不少于5%的受试者2型糖尿病发病率可以降低65%[23]。干预结束后经过平均9 a的随访发现,干预组糖尿病发病率4.5%,对照组糖尿病发病率为7.2%,HR为0.614,绝对风险下降了19.4%[24]。在研究期间,对受试者进行了阿兹海默症认知水平测试,发现干预并未改善认知状况[25]。

2.1.5STOP-NIDDM研究STOP-NIDDM研究是一项关于应用阿卡波糖片对IGT受试者影响的随机双盲、多中心、安慰剂对照研究,共有9个国家参加。共入选1 429例超重的IGT受试者随机分入安慰剂组或阿卡波糖组。阿卡波糖的剂量由50 mg,每日1次逐渐增加到100 mg,每日3次。入选时,研究者指导所有入选者采用降低体质量或维持体质量的饮食方案,鼓励其积极参加运动,以后每年随访1次。平均干预3.3 a。阿卡波糖组累计32.4%发生糖尿病,安慰剂组41.5%发生糖尿病,3.3 a的风险相差9.1%。停药3个月后两组糖尿病发病率趋于接近,提示为维持阿卡波糖的疗效,需持续服药。随着餐后血糖的下降,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也相应减少。无论年龄、性别和体质量如何,阿卡波糖均可有效降低其糖尿病的发生风险而无明显的毒性作用[26]。在最初入组时,有666名受试者血压正常,出组时其中96名受试者发展为高血压病。与高血压病发病时间关系最大的危险因素是基线检查时腹部肥胖(HR=1.91,95%CI:1.19~3.05,P<0.01)和糖耐量恶化(HR=1.54,95%CI:1.02~2.32,P<0.05)。应用阿卡波糖后可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HR=0.59,95%CI:0.39~0.90,P<0.05)[27]。阿卡波糖干预还能使每年的颈动脉内膜增厚减少50%[28]。

2.1.6NAVIGATOR研究NAVIGATOR研究是一项关于那格列奈和缬沙坦对IGT患者预后影响的大型前瞻性研究。采用国际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2×2析因设计,共有来自39个国家的9 036例IGT受试者参加。在常规治疗和严格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患者被随机分为4组:缬沙坦加那格列奈安慰剂组,缬沙坦安慰剂加那格列奈组,缬沙坦加那格列奈组,以及缬沙坦安慰剂加那格列奈安慰剂组。平均干预6.5 a。第1项终点是进展为糖尿病,主要心血管终点包括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卒中或因心力衰竭住院。扩展的心血管终点包括所有主要心血管终点事件加上血管重建术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那格列奈使空腹血糖降低(均差0.03 mmol/L,P= 0.03),餐后2 h血糖升高(均差0.24 mmol/L,P<0.001),腰围(均差0.35 cm,P<0.001)及体质量(均差0.33 kg,P<0.01)均增加。与非那格列奈治疗组相比未能降低病情进展为糖尿病的风险(HR=1.07,P= 0.05),未能显著降低主要心血管终点(HR=0.94,P= 0.22)和扩展的心血管终点(HR=0.93,P=0.08)。此种结果可能与其刺激胰岛素持续分泌,导致胰岛细胞凋亡有关[29]。研究同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缬沙坦显著降低IGT患者空腹及餐后2h血糖,降低新发糖尿病风险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R=0.86,P<0.001),缬沙坦对主要心血管终点(HR=0.99,P=0.42)和扩展的心血管终点(相对风险系数0.96,P=0.22)事件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证明缬沙坦降低胰岛素抵抗的作用能改善IGT向糖尿病演进的趋势[29-30]。

2.1.7DREAM研究DREAM研究是一项关于应用罗格列酮和雷米普利对糖尿病高危人群预后影响的临床试验,采用2×2析因设计的随机双盲试验,共纳入5 269名没有心血管疾病但是有IFG或者IGT症状的受试者。分别给予雷米普利加罗格列酮、雷米普利加罗格列酮模拟剂、雷米普利模拟剂加罗格列酮、雷米普利模拟剂加罗格列特模拟剂,平均随访3 a。以糖尿病发病和死亡为主要终点事件。罗格列酮的稳定剂量为8 mg,每日1次。雷米普利的稳定剂量为15 mg,每日1次。研究发现罗格列酮组有11.6%的受试者发生终点事件,安慰剂组有26%的受试者发生终点事件(P<0.000 1)。50.5%的罗格列酮组受试者和30.3%的安慰剂组受试者血糖回复正常水平。罗格列酮组有0.5%的受试者发生心力衰竭,对照组仅有0.1%的受试者发生心力衰竭(P= 0.01)[31-33]。雷米普利组糖尿病发病率为17.1%,病死率为1.2%,血糖复常率为42.5%。安慰剂组糖尿病发病率为18.5%,病死率为1.2%,血糖复常率为38.2%。主要终点事件(糖尿病发病和死亡)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5)。血糖复常率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雷米普利组出组OGTT2h血糖为7.5mmol/L,安慰剂组出组OGTT2h血糖为7.8 mmol/L(P=0.01)[32-34]。

2.2中医药研究近年来对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中医药干预越来越受到重视。糖尿病属中医消渴病范畴,病机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糖尿病高危人群处在糖尿病前期,属中医“脾瘅”范畴[35]。病机是阴虚阳亢或气阴两虚。治疗上主要以养阴益气、润燥生津为法。目前中医药干预糖尿病高危人群在小规模临床试验中已取得一定进展。

近年中医药干预糖尿病高危人群的成果主要有:吴倩等[36]应用参术调脾颗粒干预脾虚湿盛证IGT,持续1 a,与单纯生活方式干预比较,发现对照组总有效率为31.0%,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7.8%;治疗组治疗后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LDL-C)均明显降低。刘晓辉[37]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使用金芪降糖片干预糖尿病前期受试者,两组受试者每组115例,持续1a后发现,治疗组有111例受试者空腹血糖和餐后2 h血糖均恢复正常,仅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对照组有48例受试者血糖水平恢复正常,治疗后空腹血糖和2 h血糖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葛胜杰等[38]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应用金芪益气降糖汤干预糖尿病前期患者,两组共计234例,持续1 a,发现治疗组糖尿病发病率为2.7%,血糖复常率为33.6%,对照组糖尿病发病率为9.3%,血糖复常率为16.8%,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P=0.004)。龚敏等[39]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应用知柏地黄丸干预IGT患者,治疗组59例,对照组62例,观察12周,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空腹血糖、2 h血糖下降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陈欣燕等[40]观察420例IGT气阴两虚兼热证患者,随机分为天芪降糖胶囊(主要成分为天花粉、黄芪、黄连等)联合一般生活方式干预组及安慰剂联合一般生活方式干预组,持续12个月。发现治疗组糖尿病发病率为22.22%,对照组糖尿病发病率为44.07%。应用天芪降糖胶囊可使发生糖尿病的风险降低55.6%。

另外,还有一些中药制剂在治疗2型糖尿病方面表现出比较好的疗效,从中医辨证论治的角度讲也可能适合糖尿病高危人群的干预,如生脉散[41]和糖利平胶囊[42]。但是目前尚没有较大规模、较高质量的临床试验结果发表。

3 总结

通过对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干预治疗,可明显降低2型糖尿病发生的危险,这是对2型糖尿病进行一级预防的主要措施。目前有关的高质量大型临床试验还比较少,但是依然能从中总结出以下成功经验。1)要有足够大的样本量,这样才有望在统计学上验证某种干预措施是否有效;为保证正式纳入的病例数,在筛选阶段要做好筛查4~5倍的潜在受试人群的准备。为此需要考虑进行大规模多中心研究。2)为充分了解发生糖尿病和各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必须有足够长的干预时间,以3~6 a较为多见。3)在随访期间应充分考虑患者的依从性问题,避免大量脱落。在获取可靠数据基础上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采血,特别是注意不要反复进行OGTT试验,减少对受试者的高糖刺激。4)糖尿病高危人群的代谢情况受到生活方式的明显影响,因此在观察过程中应尽可能安排营养师、研究护士、健身教练参与工作,共同规范受试者的饮食起居,可以考虑发放标准的宣传材料或者组织教育课程。5)大型临床试验往往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在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是否可以同时观察干预手段对糖尿病的相关疾病的影响情况。6)研究过程中可能经常使用调查量表,应组织专门的培训使研究人员和受试者能够正确理解和使用量表。7)糖尿病病情复杂,相关的疾病种类繁多。因此在访视期间要经常了解受试者的病史。对脱落的病例应尽量明确其去向,特别是要了解该病例是否已患某种疾病正在进行治疗或已死亡。8)已有研究证明糖尿病发病率受多种药物的影响,因此必须经常了解受试者的合并用药情况,并在数据处理时纳入考察范围。9)由于糖代谢异常和与之相关的血管病变都是慢性甚至终身性疾病,因此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应尽量争取进行较长时间的后续随访,明确干预手段是不是在停用后依然有效,或可能存在某种潜在的安全问题。如果有可能应开始第2阶段的研究。10)在数据处理阶段,应注意受试者民族、性别、年龄、体质量(或BMI)、病史、治疗史的分析和挖掘。11)为达成以上所有要求,需要足够大的经费和人力资源支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应考虑和有资质的合同研究组织合作,对整个研究进行科学高效的管理。

综上所述,在糖尿病高危人群的干预试验中,在科研设计阶段并不突出特别复杂的技巧,但是在执行阶段需要进行大量繁琐和艰苦的工作。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得到确切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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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diabetes prevention clinical trials at home and abroad

ZHOU Wen-long1,HUANG Yu-hong2,ZHANG De-qin1
(1.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0193,China;2.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ianjin 300193,China)

This paper is a summary about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diabetes prevention clinical trials at home and abroad over the past 15 years,which analyzes the epidemiological status quo and the ntervening measure to the categories of increased risk for diabetes.I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to carry out the design of clinical trial intervene in categories of categories of increased risk for diabetes,developing evidence-based medicine research,control the occurrence of diabetes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the future.

categories of increased risk for diabetes;impaired fasting glucose;impaired glucose tolerance;clinical trial;the research progress

R285.5

A

1673-9043(2015)05-0314-07

10.11656/j.issn.1673-9043.2015.05.15

国家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项目(2012 ZX09101212)。

周文龙(1986-),男,硕士研究生,从事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研究。

黄宇虹,E-mail:hyh101@126.com。

(2015-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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