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 文 龙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清代的帝王学术与经学
——论康乾学术思想的嬗变与汉学之兴盛*

蔺 文 龙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清廷为了取得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一方面推崇程朱理学，塑造朱子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认识到其弊端潜在地威胁着清廷政权的稳定。清代帝王学术在艰难的反省和抉择中，经历由尊崇朱子到疏离宋学，再到倡导经学的嬗变过程，肯定了民间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新路向，完成了由理学回归经学的学术转型。在经学自身继传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清代经学向深度发展。而在此转型过程中，康乾经学思想的嬗变，无疑会对主流学术价值取向的移易，产生非常关键的作用。

帝王经学；理学；乾嘉汉学

清建国之初，政治、社会动荡不安，思想界更是波诡云谲，引发了士人的不适与困惑。清廷为了取得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消弭因社会政权更迭所产生的潜在危机，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培养人才，充实官员队伍，同时控制汉人思想，很清楚利用儒家思想作为教化工具的价值。理学尽管承明末以来空疏虚言之弊病，其式微之势亦为必然，但因其将五经伦理化、纲常化，通过对五经阐发明确圣人之义，对规范人们的言行，维护刚刚建立的政权以及等级制序，君臣之礼有重要意义，在清初相当长一段的时期,统治者高举理学大旗。但因清廷统治者以理学塑造知识系统实践的缺失与沦落,开始吸纳知识界以经学弥补理学之不足的观念,经过顺康雍三位帝王的躬身实践，业已折射出融理学于经学的发展趋势。乾隆时开始有意识疏离宋学，不断加意经学，经学地位日益突显，并逐渐占居学术主流。

一、康熙之汉宋兼采与朱子尤尊

顺治帝即位之后，曾拜孔庙，崇孔学，行祀孔大典，把尊孔崇儒之事推向高潮。康熙帝即位之后，遵循乃父顺治的遗志，仍奉儒学为宗。他受众多汉族知识分子影响，上尊孔孟，下崇理学，并以朱子之学能注释群经，阐发道理，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遂为立身治国之本。朱子注《四书》“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始成内圣外王之学”[1](卷一二六P336)。所以康熙九年始，举行“经筵日讲”，笃守朱子之教，阐发朱子之学。程朱理学具有维护现存纲常秩序的功能，作为正统意识形态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为了确立朱子之学统治地位,康熙四十五年下召编纂《御纂朱子全书》，这一举措不惟体现出朱子之学的价值，也印证了朱子内圣外王之学在康熙心中的位置。清政府规定各级学校以《四书》、《五经》为必修课程，科举考试必以《四书》为本，以朱熹的注释为准则，朱子之书成为清代学校教育的内容首选，以至于出现“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的局面[2](卷三十五P435)。以陆陇其、李光地、熊赐履、吕留良为代表的理学名臣因自觉维护朱程学的正统地位而位至极品，深得康熙赏识。清廷对理学的倡导与扶持，为士子跻身仕进提供了契机，于是津津乐道制义之学，标榜程朱。章学诚尝论康熙中期世风之时说：“学者专攻制义，间有讲求经史，撰述词章之类，老师宿儒，皆名之为杂学。”[3](P695)朱子之学的地位不断深化，且进一步得到巩固，大有形成独尊之势。然而这种表面繁荣之下，是清廷统治者以理学塑造知识系统实践的缺失与沦落。面对理学的种种困境，清廷吸纳了知识界以经学弥补理学之不足的观念。

康熙帝一方面强化朱子的绝对权威，“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另一方面康熙也意识到理学的空言无益，于是开始黜虚崇实，提倡经学。“若以理学自任，必至执滞己见，所累者多。”[1](卷三六六P613)他曾言不通《五经》、《四书》，如何能讲性理。经学可以正人心，厚风俗。与康熙之此意向相应，许多儒臣一方面以理学相尚，一方面则于经学亦颇有研究。御纂《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日讲礼记解义》和《周易折中》等书，关注儒家经典，塑造朱子的正统地位，取汉宋以后诸家之说有裨益经旨者，荟萃折中，不拘守汉宋之门户，正是其“以经学为法治”[4](P31)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他礼遇和褒奖汉学先驱如胡渭、阎若璩等人，则推动了经学的发展。雍正时，将《孝经》列为考试用书，并简化顺治时的《孝经衍义》，劝导臣下崇尚实政，屏去浮器奔弃之习，身践其事。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谕对于崇尚经学风气的推动与形成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康雍二朝，统治者表现出对经学的推崇，对汉学家褒扬，就证明他们重视汉学，汉学之势已经一片光明了，那就错了。《钦定书经汇纂》、《钦定诗经汇纂》，于《尚书》、《诗经》各篇之下，参酌汉、宋各家之言，虽未显明表现出专守，也未有任何形式的攻驳，这恰恰说明康熙帝的编书原则。他不轻意评论古人，不批评汉学，并不意味着他就主张大兴汉学。钱穆先生云：“顺治、康熙、雍正三代那时候的人不分汉学、宋学的，而且比较上看重宋学，不过也兼采汉学”[5](P571)。康熙尊崇朱子，而兼重汉人之义，则完全为其以作君师的皇极观服务的。与之相应的社会上兴起的辨伪、疑古思潮，也并非意在汉宋之辨，而仅在考察文本之真伪；并非攻伐朱子，相反，还刻意回护朱子。

二、乾隆回护程朱与理学趋向衰微

乾隆少时，他师承朱轼、蔡世远、福敏三位理学家，又受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的影响，以朱子之书未尝离手，“日取先圣贤所言者以内治其身心，义以身心所得者措之于文”[6](P1～2)。亲政之后，承乃祖之遗绪，尊奉宋学，服膺宋儒，推崇朱子，一以朱子之学为准的。他认为汉以后道统沦丧，宋代理学家竭力恢复道统，功在千秋。乾隆回护程朱一是体现在经筵讲学中，阐发朱子之学，笃守朱子之教，君臣唱和，俨然形成唯朱学独尊的气象。道统学术，而无所不到，亦无往不贯，而“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7](卷一二八P876)乾隆五年，他在批评诸臣漠视宋儒之书后，全面深刻分析了宋儒著述对恢复世道人心之功用，并殷切希望诸臣读宋儒之书，研精理学，他说：

夫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 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途辙也。学者精察而力行之，则蕴之为德行，学皆实学；行之为事业，治皆实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朕愿诸臣研精宋儒之书，以上溯六经之阃奥，涵咏从容，优游渐渍，知为灼知，得为实得。明体达用，以为启沃之资；治心修身，以端教化之本。将国家收端人正士之用，而儒先性命道德之旨有功于世道人心者，显著于家国天下。朕于诸臣有厚望焉。[7](卷一二八P875～876)

乾隆认为宋儒之书不仅是文人士子修养之所由，而且阐发圣人之微言大义，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有功于世道人心，显著于国家天下，所以乾隆执政之初极力回护宋儒之学，尊崇朱子。可见，程朱理学至乾隆时，已被提到何等崇高的地位。《御制文初集》、《二集》及《御制诗初集》、《二集》、《三集》中的许多诗文正是体现了乾隆扬宋抑汉，一以朱子为准的思想，也是他前期对程朱理学的基本态度。《跋朱子〈大学章句〉注》则要求群臣及文人士子当深研程朱之道，服膺理学，他说：“非程、朱无以传孔子之道……，尧舜之道不外不乎是，而朱子所以解释此书，又理明词达，得历圣传心之要，尤学者所当体验而服膺也。”[6](卷八P19～21)在这一时期，很难找到乾隆批评宋儒的言论，他反而对近年究心理学的大臣日益减少而忧虑：“近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以求圣贤之道，以致造成“究心理学者盖鲜”的不良局面。对于理学日趋衰微之势，高宗深知若欲挽回实非易事，他还是无奈地希望“诸臣精宋儒之书，以上溯六经之阃奥。”[7](卷一二八P875～876)

另一方面，乾隆帝对与朱子立异，自逞己说者，严加惩处，以此向世人表明重塑理学独尊地位，维护朱子权威的决心。乾隆元年御史谢济世恭呈自撰《大学注》、《中庸疏》，谢氏主张尊古本而不尊程朱，自逞己见，并请以自著易《朱熹章句》。诸臣诘责谢氏之举为谬妄无稽，乾隆帝责令湖广总督将谢氏所注经书中，“有显与程朱违悖牴牾，或标榜他人之年，令其查明是非，即行销毁，毌得存留”[7](卷一五一P1165)。乾隆极力反对士子借题发挥，干预政事。乾隆八年翰林院因论经史以涉时事，受到乾隆严厉斥责，“朕令翰林科道轮进经史讲解，原以阐发经义，考订史学也。而年来诸臣所进，往往借经史以牵引时事，甚失朕降旨之本意。”[7](卷一八四P374)借经史论事，本在清初极为普遍，文人士子早已习以为常。然乾隆一反常态，对臣下所为强烈不满，并接二连三地加以训斥，从更深层面表明，乾隆对儒者借经义以经世思想的愤怒，并极力想掐断这一苗头。但也从另一方面彰显出汉学的发展在朝廷大臣、地方官吏及文人士子中已经产生重要影向。乾隆时，下诏广为刊印《御纂四书》、《朱子全书》、《性理精义》等书，并御纂《礼经》，成《乐善学全集》，加大了《四书》在科举考试中的比重以及在日常交往的地位，借以维护程朱思想的统治地位，然成效甚微，理学的统治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不但民间的反朱浪潮方兴未艾，经学思潮风起云涌，朝廷中众多儒学之士也表现尊古书而废朱程的倾向，即便在朱子的故里徽歙之间，朱子之学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无论以治朱子学闻名的方苞，以陆王学著称的李绂，还是以理学为门面的斯盛，都言不顾行。这恰恰说明乾隆在回护理学时，所面临的尷尬处境。程朱理学这架老式马车的衰败之势已不可逆转。

三、乾隆的经学思想的转变与汉学走向定型

随着理学作为统治思想有效性的被质疑和渐趋衰微，清初，在民间日趋高潮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声浪中，经过顺康雍三位帝王的躬身实践，业已折射出融理学于经学的发展趋势。不断加意经学日益突显，并逐渐占居学术主流。经学之所以在此时能势如破竹，迅速占领学术中心，汉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固然重要，而乾隆皇帝有意疏离宋儒，偏向汉学的心迹也不容忽视。正如陈祖武所说一方面是理学的不振和对理学诸臣的失望，另一方面是民间经学稽古之风的方兴未艾。[8](P14)加之对圣宗皇帝“崇儒重道”理念的贯彻执行，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使乾隆的学术理路正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开始有意识疏离宋学，重视经学。

乾隆三年，他训士子留心经学时说：“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各省学臣当令学子“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7](卷七九P243～244)在《御制日讲礼记解义序》中明确提出“因言以求其义，因义以达其用”学术倾向，这种“依文立训，以存旧说”[9]编写原则正体现其疏离宋儒，渐趋于汉、唐诸儒之经学的学术转向。乾隆经学思想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是改革科举考试內容，扩大经义的比重。自乾隆倡导首重经学的家法，以经学考试生员后，各地学政闻风而动。各级考试相应增加了经学內容，对于能背诵五经，通讲经义者，优先录取；对注疏经典，平妥明顺者，颁谕嘉奖。科举取士內容的变化，透露出汉学复苏的迹象。乾隆九年：

“上谕：今日文风未见振起，且内容专意头场，而不重后场。头场之中，又专意《四书》，而不重经文。自今以后，司文衡者务思设立三场之本意，于经策逐一详加校阅，毋得轩桎其间。若尚积习相沿，傥经九卿磨堪，或科道指参，或被朕查出，将主司与房官从重议处。如此，则数科之后，趋向自定，实学其勉，真才可得，于国家设科取士之事，庶有裨益矣。将此永著为例。”[7](P1206)

这道上谕突出了经策、经文等实学的重要性，对学风演变起着关键作用。文廷式认为：“乾隆间鸿才硕学，升冕古今，实由上之主持风气也。”[10](卷七P1165～104)乾隆二十二年(1757)，朝廷对乡试、会试进行改革。正在崛起的汉学备受重视，五经文句科目从第三场升至第二场，成为该场核心。就策论而言，文字、音韵、训诂等汉学问题，在乾隆之际成为不少省份常考的主题。在会试中，从乾隆中叶以降，汉学问题在策论中也经常出现。由于乾隆十年之后，钦定考官多为汉学家，其所出《四书》题及答题不能不沾染汉学精神。乾隆五十一年年，朱珪曲试江南，以《过位章》命题，凡用汉学大师江永说者乃褒录焉。[11](卷四P145～29)这种汉学内容浸渍科举考中，加深宋学的危机。

其二是荐举经学名家。此是各地经学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乾隆帝经学思想嬗变的一个重要表现。乾隆十四年，乾隆下谕鼓励内外大臣，慎重遴访，举荐潜心经学，各地纷纷响应，一时纯朴淹通之士待诏阙下。据载各地举荐数四十九人，出乎高宗意料。后经吏部核定，有八人不合格，保举诸臣被问责。[7](卷三七九)这一结果，表面上是大臣保举之失，其实际是乾隆对经学发展良好形势的误判所致。此时的江南，学子穷经考古，领四方风气，汉学复彰，如火如荼。不仅有赵氏小山堂、户氏抱经堂、汪氏振绮堂、吴氏瓶花斋、孙氏寿松堂、郁氏东啸轩、吴氏拜经楼、郑氏二老阁、金氏桐华馆等十几家著名藏书楼，而且出现了众多以经学著称的儒学世家。如吴派惠氏、嘉定钱氏、安徽绩溪胡氏、常州臧氏。焦循在当时就指出：“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首补苴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12](卷十三P89～90)随着国家藏书的不断丰富和各地藏书楼对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些地方性儒学世家也从这种社会风气中受益，经学研究的气氛更加浓厚。乾隆南巡时，有感于江南经学稽古之风的浓厚，感慨宣称：“经术昌明，无过今日。”[7](卷三八八P97)这前后迥异的态度，微妙地透露了乾隆对经学发展态势的认可。

其三是三礼馆诏开及《三礼义疏》的编纂，彰显出清廷“以礼治国”的政治方向，同时也显现出清初学术开始向乾嘉治学方法和取向的转变。由乾隆初下诏纂修《三礼义疏》的抉择，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清代最高统治者在理学意识形态下对传统经学的加意和张扬，也是乾隆学术理路由理学向经学转向的重要关节点。大批儒学名家汇集京师，既有理学大家张廷玉、朱轼、方苞，又有汉学家杭世骏、李绂等人，郑、王之异同和程朱之精义在这里得以互相撞击与交融。杭世骏因其博综广览，精通经史，长于治《礼》，而被委以重任，并在编纂《三礼义疏》时获取足够的发言权。在遵循《三礼义疏》纂修原则以程朱义理为指归，广采博取，汉宋兼收的前提下，采录了许多郑、孔之说，坚持多闻阙疑的治学方法。这不仅解决了文献阙如的问题，而且汉、唐注疏及治学方向得到同僚的默认，乾隆也未提出疑异。统治者的这一学术取向虽然是以理学为导向的意识形态，朱子的影响也颇为浓厚，然汉唐注疏之学日益受到关注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情况无疑鼓励了如杭氏般浸身汉学的学士，《续礼记集说》宗主郑、孔，务求其是；李绂主张治《三礼》，当亦悉遵郑、孔都反映出当时学者归依汉学的强烈诉求，从而为清代学术由理学转向经学提供了契机。

其四是开设四库馆和对《四库全书》征书以考据和汉学为编纂体例的默许与认可。以四库馆的开设为标志，在学术领域，汉学走向中心。据学者统计，从乾隆十四年到嘉庆二十四年，乾隆帝笼络的汉学精锐数十人，乾嘉时期著名学者几乎囊括殆尽[13](P126～127)。其中朱筠、王昶、纪昀、毕沅、阮元等不仅经学造诣精湛，而且还仕途显达，内辅朝政外督政事，成为推动当时经学研究的领袖人物。这一决策，标志着最高统治者的学术风尚，从清初的尊宋移至崇汉；也标志着此前一直活跃于民间的汉学从边缘走向学术舞台的中心，宋学则退归边缘。四库馆开馆前后，乾隆对宋儒，对朱子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改往日维护，而是直言不讳的批评。《题毛公祠》自注云：“毛《传》《诗序》自汉相传，至唐、宋诸儒俱无异词。惟朱子作《诗经集传》，以为毛苌始引《诗序》入经，齐鲁韩三家之《传》绝，而毛诗孤行，读者相传尊信，无敢尊信，无敢拟议，有所不通，则为之委曲迁就云云。于是別立解说，如《郑风》则自《缁衣》以下，惟六篇与旧廉相仿，余十五篇悉以淫奔斥之。盖泥于‘郑声淫’之一语，以致拘而过当，遂与汉、唐诸儒历传旧说显相抵牾，亦不得云有得无失也。”[6](卷二P26)《毛传》、《诗序》为汉学家所推崇，在汉唐经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朱熹主张废《序》，并以“郑声淫”一语，而否定全部《郑诗》，这种武断的作法引发乾隆的强烈不满，继之尖锐的批评，认为他“拘而过当，遂与汉、唐诸儒历传旧说显相抵牾，亦不得云有得无失也。”乾隆对朱子前后迥然不同的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内心对汉学的看法正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从纪昀编纂《四库全书》的原则和引书中可以找到。纪昀是汉学风气转变的直接推动人物。纪昀从小就尊汉抑宋，他喜好“汉唐训诂。”[14](卷十五P324)余嘉锡说他“自名汉学，深恶性理，遂峻词丑诋，攻击宋儒。”[15](P51)纪昀对待汉学的学术态度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以乾隆为代表清廷此时文化取向。乾隆在《题朱彝尊〈经义考〉》自注云：“自汉迄今，说经诸书，存亡可考，文献足征。编辑之萵勤，考据之审，网罗之富，实有裨于经学。其义在尊经，不惟汲古之助，并昭示釆兹也。”[6](卷四三P26)乾隆不只是高度赞扬了朱氏《经义考》在经学史上的贡献，更主要的是他肯定了汉儒传经之功。乾隆思想的这一变化向学者传递出汉学彰显的信息，纪昀正是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变化，并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具体实施，并得到乾隆帝的默许。钱穆先生云：“四库馆臣做《四库全书提要》对程朱宋学均滥肆谩骂。此非敢背朝廷功令，实是逆探朝廷意志，而为奉迎。”[16](P862)四库馆臣尊汉抑宋的学术分化，对于经史考据之学的繁荣具有推动作用，并一度占据学术的主导地位。

总之，从乾隆中期至嘉庆一朝，汉学达于鼎盛，而程朱理学日渐衰敝。昭梿：“近日士大夫皆不尚友宋儒，虽江、浙文士之薮，其仕朝者无一人以理学著”，于是“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他自己想在书坊中购求几种理学著作，书贾答曰：“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赀本耳。”[17](卷十P317)书商不愿刻印、兜售宋儒之书，显系没有读者而无利可图之故。这是清代在明代王学极盛而衰后，转变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垠”的学风之后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乾隆帝疏离宋儒，提倡汉学思想变化的结果。

[1]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朱彝尊.道传录序[A].曝书亭集[C].上海涵芬楼影印.

[3]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讲易经讲义提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

[5]钱穆.经学大要[M].台北：兰台出版社，2000.

[6]乾隆.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M].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

[7]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

[9]乾隆.御制日讲礼记解义序[A].日讲礼记解义[M].续修四库全书本.

[10]文廷式.纯常子枝语[M].续修四库全书本.

[11]姚鼎.乡党文择雅序[A].惜抱轩文集[C].续修四库全书本.

[12]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A].雕菰集[C].江氏聚珍版藏书.

[13]陈居源.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

[14]纪昀.怡轩老人传[A].纪晓岚文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5]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7]昭梿.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 张 伟〕

Imperial Academic Ideas and Confucian Classics in Qing Dynasty:On the Evolution of Kangxi and Qianlong Academic Ideas and the Prosperity of Sinology

LIN Wen-l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In order to obtain legitimacy and legality of domination, Qing Dynasty rulers, respected Cheng Zhu Neo Confucianism domination, while realized its threats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Qing regime. In reflecting and choosing, the academic ideas of Qing emperor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respecting Zhu Xi to separating from Song Doctrine, and then advocating Confucian classic. Qing emperors completed the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from Neo-confucianism to Confucian classic, meanwhile promo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i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t has a undoubtedly crucial role in transporting the mainstream academic values.

imperial academic ideas; Neo-confucianism; Qianjia Sinology

2014-12-01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日韩《诗经》百家汇注”(10&ZD101)；国家社科青年项目“清代文学地理与文人流布研究”(12CZW041)阶段性研究成果。

蔺文龙(1976-)，男，山西洪洞人，山西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清代经学与文学研究。

K207.8

A

1004-1869(2015)03-00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