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见楠

晚唐诗坛不仅咏物诗盛行，怀古诗、园林诗的创作也很活跃。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晚唐诗人大多具有很深的怀古、隐逸情结，热衷于以追思古人、悠游林泉的方式安顿身心。于是，与古人相关的各种园林景物往往成为晚唐诗人抒发幽思的载体，并以咏物诗的形式呈现出来，造成了晚唐咏物诗与怀古诗、园林诗在题材内容、审美意识等方面的勾连。

一、 晚唐咏物诗中的怀古情味

怀古诗*怀古诗往往被归为咏史，或以“咏史怀古诗”的概念并提。笔者认为“怀古诗”与“咏史诗”两个概念难以相互涵盖，关于二者的定义则认同降大任先生的观点，即“怀古诗是通过历史遗迹，或某一地点、地域间接歌咏与之有关的古人古事。咏史则是直接由古人古事的有关材料发端来歌咏的。”(见降大任《咏史诗与怀古诗有别》一文，《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的大量创作是晚唐诗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不同于初盛唐时期怀古诗中较为宏阔的时空架构以及苍凉悲壮的精神气格，晚唐怀古诗承续了大历以来清冷落寞的调子，并注入了更为浓厚的感伤与悲情色彩。从文化心理来看，怀古诗的兴盛体现了晚唐诗人强烈的怀旧和感伤意识，是朝政艰危、前途无望的乱世现实投向诗人心灵的浓重暮色。对于晚唐诗人来说，怀古不仅体现在登临古迹时的有感而发，更形成了一种内化于心理结构的情感反应，影响到各类诗歌的创作。“怀古”之“怀”，是对历史、人事、古迹风物的追怀，与眷恋、惋惜、忧伤、怅然等情感自然联系在一起，而触发这类情感的，是物是人非的“物”、触景生情的“景”，或是带有历史积淀意味的文化意象。当诗人将怀古视线从古旧的都城、庙宇、宫殿等宏阔之地移开，选择以古迹周边景物中某一具体而微的物象展开吟咏时，那么咏物诗便与怀古诗有了切近的亲缘关系。先看以下二诗：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韦庄《台城》)*彭定求等编纂：《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021页。注：本文所引唐诗皆出自此本，不一一出注。

夹路依依千里遥，路人回首认隋朝。春风未借宣华意，犹费工夫长绿条。(罗隐《隋堤柳》)

一般来说，韦庄的《台城》被视为怀古诗，而罗隐的《隋堤柳》被视为咏物诗，尽管二诗中咏物与怀古的内蕴并不截然分明。韦庄凭吊台城，选择“柳”这一典型物象作为六朝兴亡的见证，以写景切入；首二句虽言不及“柳”，但草长莺飞的烟雨意境令人不难想见“柳”的在场，后二句随即也就点明了。若诗人以《台城柳》作为诗题，那么这首诗视为以怀古为主题的咏物诗也不为过。而罗隐《隋堤柳》一诗，从诗题到内容皆符合咏物诗的定义，但“隋堤柳”这一意象自中唐以来已经成为感慨亡国兴替的文化符号，故诗中咏史怀古的内蕴不言自明。

怀古与咏物两种题材的互渗，反映了晚唐诗人审美视野的收缩和心态的内敛。经过晚唐诗人的开掘，月云花鸟等日常细微之物担负起了原本宏阔的怀古题材功能，并且其中的情感指向更趋悲观、消沉，完全失去了对功业理想的期许和时代使命的担当，只剩下触物起情、向隅而泣的哀伤。这一倾向在带有怀古情味的咏物诗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比如许浑《金谷桃花》：

花在舞楼空，年年依旧红。泪光停晓露，愁态倚春风。开处妾先死，落时君亦终。东流两三片，应在夜泉中。

许浑是一位以咏史怀古诗著称的诗人，他的《咸阳城东楼》、《金陵怀古》等代表作中不乏深刻的历史认知和现实忧患意识，有着深厚的思想底蕴。而在这首以咏物题材抒发怀古之意的诗歌中，诗人凝情咏物、句句言愁，“空”“泪”“愁”“死”“终”等带有浓重悲感的字眼更是渲染了诗歌冷寂悲凉的气氛，但在浓烈的悲情之外并无多少余味。杜牧是晚唐又一位长于咏史怀古的大家，他擅长选取典型物象，以怀古意图咏物，置换咏物诗的情感内涵。比如以下二诗：

三十六宫秋夜深，昭阳歌断信沈沈。唯应独伴陈皇后，照见长门望幸心。(杜牧《月》)

血染斑斑成锦纹，昔年遗恨至今存。分明知是湘妃泣，何忍将身卧泪痕。(杜牧《斑竹筒簟》)

月是自然景物，斑竹筒簟是生活物品，二者皆是常见的咏物诗题材。但杜牧没有从普通的咏物思路着笔，而是以它们为标志物，将之与历史上失宠的陈皇后、痴情的湘妃相联系，引发怀古幽思。杜牧的怀古诗原以笔锋犀利、立意高绝见长，而其咏物诗中的怀古之笔显然转向一种哀婉、伤悼的情绪抒写，表现了诗人怀旧感伤的情调。

如果说上述许浑、杜牧的咏物诗有着怀古的创作动机，那么晚唐还有一类自伤身世的咏物诗，诗人本无意怀古，只是借古人事迹抒写襟怀，却也使得咏物之作沾染上历史的悲情与沧桑感。这在喜爱用典的李商隐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虎踞龙蹲纵复横，星光渐减雨痕生。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

这首《乱石》诗借咏石寄慨，感叹时事险恶、人生多艰。诗人称阮籍为“厨头”，暗含对自身才志不得其所之恨，又写阮籍穷途之哭，表达了精神上的深沉痛苦。

晚唐咏物诗中的怀古之笔，其共性在于深染悲情、伤悼不已，如“若是有情争不哭，夜来风雨葬西施”(韩偓《哭花》)、“一种有冤犹可报，不如衔石叠沧溟”(罗隐《子规》)、“李白已亡工部死，何人堪伴玉山颓”(韦庄《漳亭驿小樱桃》)等等诗句，直如末世的挽歌。如果说晚唐的咏史怀古诗尚存几分透辟犀利的批判力量、托古刺时的现实用心以及安顿身心的用意，那么咏物诗中的怀古之笔受限于题材的表现力，只余下悲悲戚戚的情感宣泄了。

由于怀古与思乡遵循同一条心理逻辑，因此有必要对晚唐咏物诗中弥散的怀乡之思略作探讨。“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李商隐《无题》)当身心无所依凭时，人们总是渴望回归过去的经验世界，回到精神的家园和文化的来处，而欲归不得的状态总是牵动着人性最深处的隐痛。这里不讨论由吟咏典型乡愁象征物如“雁”“蝉”等引起的模式化怀乡思路，而关注诗人在创作咏物诗时无意中漾起的思乡情绪微尘。以许浑《鸂鶒》一诗为例：

池寒柳复凋，独宿夜迢迢。雨顶冠应冷，风毛剑欲飘。故巢迷碧水，旧侣越丹霄。不是无归处，心高多寂寥。

比背井离乡更令人痛苦的，是在末世环境中找不到一个精神上的皈依之所。诗人处在远离故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失落之中，故园尚可归，而心之寂寥却难以排遣。因此，由“鸂鶒”这一物象中介生发出来的，不仅是怀乡之思，更是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渴求。怀乡与怀古，都是一种基于生命体验的心理现象，无论是指向现实层面的故园，还是指向历史层面的人事、古迹，都需要一个相对鲜明的标的物，以唤回曾经存在过或亲历过的情境。这便是咏物诗中“物”在此类作品中的存在意义。

二、 晚唐咏物诗中的园林意趣

唐代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重要时期，中晚唐私人造园之风尤盛。因此，“以园林景观、园林生活、园林情趣为题材内容”*李浩，王书艳：《被遮蔽的幽境：唐代园林诗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的园林诗逐渐从山水诗、田园诗中独立出来并走向勃兴。“自有园林阔，谁争山水多”(齐己《寄吴都沈员外彬》)，晚唐诗人流连于园林之中，游乐赏景、抚今思昔，连欣赏自然山水的兴致也不觉消减了，园林之美在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据统计，“晚唐时期的园林诗大约有2100首，其中皇家园林诗有177首，寺观园林诗有近700首，私家园林诗大约有800首，公共园林诗有428首左右。”*张丽丽：《唐代园林诗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咏物诗与园林诗虽分属不同的诗歌门类，但在题材内容、诗歌精神等方面却不乏相通之处。

中国古典园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艺术品”*陈从周：《园林谈丛》，上海文化出版社，1980年，第1页。，园林的景观构成十分丰富，包括亭台楼阁、林泉曲径、假山叠石等等，配合各类花卉、珍禽、池鱼等细微景致。若这些具体、细微的景物被诗人挑出来单独吟咏，也就成了咏物诗的题材。唐代园林按其性质来说，一般可划分为皇家园林、寺观园林和私家园林三种*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19页。。这三种园林虽规模、特色不一，但其中共有的园林景致诸如花木鸟禽等，最能引发晚唐诗人游园赋诗之兴。举例来看，与皇家园林景致相关的咏物诗有：“领得春光在帝家，早从深谷出烟霞”(徐夤《宫莺》)、“曲江岸上天街里，两地纵生车马多”(罗邺《芳草》)、“京洛园林归未得，天涯相顾一含情”(韩偓《李太舍池上玩红薇醉题》)等等；取材于寺观园林的则有：“一园红艳醉坡陀，自地连梢簇蒨罗”(韩偓《净兴寺杜鹃一枝繁艳无比》)、“水蝶岩蜂俱不知，露红凝艳数千枝”(李群玉《叹灵鹫寺山榴》)、“腻若裁云薄缀霜，春残独自殿群芳”(吴融《僧舍白牡丹二首》)等等；而游赏于私家园林并赋诗咏物的作品最为多见，比如：“红花初绽雪花繁，重叠高低满小园”(温庭筠《杏花》)、“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东”(李商隐《垂柳》)、“小苑华池烂漫通，后门前槛思无穷”(李商隐《蜂》)、“两两自依依，南园烟露微”(吴融《蛱蝶》)、“小园晴日见寒梅，一寸乡心万里回”(吴融《灵池县见早梅》)、“春风有何情，旦暮来林园”(齐己《春风曲》)、“西园此日伤心处，一曲高歌水向东”(韩偓《残花》)等等。这不仅反映了中唐以来私家园林的兴盛，其中的花木景观更是得到了充分的赏玩与表现。

由于咏物诗与园林诗在一定程度上都承担了奉和应制、游赏宴集的交际功能，因此，二者的交叉关联创作也能体现出唐代社会的变迁和晚唐诗人的心态变化。以皇家园林题材的咏物诗为例，初唐宫廷园林建设大兴，涌现了大批以君臣为创作主体、吟咏园林景物的咏物诗，如李世民《赋得樱桃》《赋得李》《赋得花庭雾》《春池柳》《芳兰》《咏桃》《赋得残菊》《赋得临池柳》《赋得临池竹》；李峤《奉和人日清晖阁宴群臣遇雪应制》《奉和春日游苑喜雨应制》《游禁苑陪幸临渭亭遇雪应制》《春日游苑喜雨应诏》；上官仪《咏雪应诏》、许敬宗《奉和咏雨应诏》、虞世南《赋得临池竹应制》等等。而到了晚唐时期，这类颂美皇家园林景观的咏物诗难以见诸篇章，取而代之的是择取皇家宫苑中的典型物象，于咏物之中嵌入史事，寄托深慨。典型如李商隐《景阳宫井双桐》：

……昔妒邻宫槐，道类双眉敛。今日繁红樱，抛人占长簟。翠襦不禁绽，留泪啼天眼。寒灰劫尽问方知，石羊不去谁相绊。

这首诗寓情于景，情悲语哀。景阳宫为南朝宫殿之名，陈后主曾与妃嫔躲于此宫井内避难，后被隋将擒获。时代没落了，诗人无心吟咏当代园林的雅致之景，而是将目光投向历史宫苑的遗址，通过抒写令人悲哀的亡国旧事，表达对国运衰微的担忧与哀感。又如罗邺《芳草》：

废苑墙南残雨中，似袍颜色正蒙茸。微香暗惹游人步，远绿才分斗雉踪。三楚渡头长恨见，五侯门外却难逢。年年纵有春风便，马迹车轮一万重。

此苑废弃已久，竟至春草蒙茸，何等荒凉。宫苑何名、建于何时，诗人均未交代，只挑选芳草这一物象加以渲染，可知往日繁华不复存焉。诗人将消沉落寞的心态投射于断壁颓垣、春深草长之间，惆怅之感无处不绵延。

晚唐时期，园林的构建走向普遍化，虽然大型园林随着国力下降而走向没落，但一般士人民众的小型园林却比比皆是，构园之风十分盛行。花木是园中重要的景观要素，也是诗人重要的审美对象。晚唐诗人特别注重园中各类花木的栽植，并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由此构成了咏物诗创作的一个重要缘起。如杜荀鹤《新栽竹》一诗：

劚破苍苔色，因栽十数茎。窗风从此冷，诗思当时清。酒入杯中影，棋添局上声。不同桃与李，潇洒伴书生。

诗人栽植的十数茎新竹，俨然成为诗人最亲近的伴读朋友。诗人没有采用正面描摹的写法，而是通过竹丛给日常生活带来的文化审美感受出发，赋予竹丛一种清冷高雅的士人风度，寄托了诗人的心性与情怀。与之相应的有徐夤《蜀葵》：

剑门南面树，移向会仙亭。锦水饶花艳，岷山带叶青。文君惭婉娩，神女让娉婷。烂熳红兼紫，飘香入绣扃。

这首诗同样从花木的移植写起，但与《新栽竹》不同，此诗纯以赋笔体物，极写蜀葵花叶色香、情态之美，略无寄托。

由于晚唐诗人性情心态的内敛，他们更乐于在私人园林的小天地中熔铸精神世界。因此，当他们出于种种原因远离乡关时，就会特别怀念私家园林给人带来的闲逸、清幽之趣，于是园林中的花木也就往往成为他们诗中念念不忘的对象。如许浑《南海使院对菊怀丁卯别墅》一诗：

何处曾移菊，溪桥鹤岭东。篱疏还有艳，园小亦无丛。日晚秋烟里，星繁晓露中。影摇金涧水，香染玉潭风。罢酒惭陶令，题诗答谢公。朝来数花发，身在尉佗宫。

许浑尝于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在润州城南营建丁卯桥别墅，随后为了试举再度赴京，开成元年(836)秋冬至南海幕府*参考罗时进著：《唐诗演进论·许浑年谱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8-244页。，此诗借咏菊表达了对丁卯别墅的怀念。“菊”是带有隐逸色彩的物象，对“菊”的吟咏和对自家小园的追怀，正表现了诗人徘徊于仕隐之间的矛盾纠结的心态。

三、 从时空意识的角度分析三类诗歌的艺术表达

人一旦认识到时空永恒与生命有限的二元对立，便会陷入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和对终极意义的追问之中。时间的一去不返和空间的客观存在，引发了多少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怅惘与感叹，为诗歌创作注入了原动力。相较前人，晚唐诗人有着更加敏感、深刻的时空意识，并通过寓意于物、登高怀古、优游园林等方式，消解着末世时空格局下的压抑感，成为晚唐咏物诗、怀古诗和园林诗兴起的时代心理土壤。生命的有限性驱策人们反思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冰冷流淌的现实又为这种反思笼罩上一层徒劳、悲哀的色彩。晚唐诗人面对宫苑遗迹、林泉鱼鸟、一花一石，感受和体验到的是时间的流逝、空间的浩渺和造化的神秀，而相形之下，个体之存在、一个王朝之繁华便如沧海一粟、须臾即逝，随之升起的是“万古荣华旦暮齐”(许浑《春日古道傍作》)、“万态千端一瞬中”(吴融《无题》)的迁逝之悲。这种时空迁逝的悲感在三类诗歌中有着不同的表现。怀古诗多以荒城古迹作为观照对象，诗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所体验到的幻灭感最为强烈；而园林诗虽不乏迁逝之叹，但园林空间内的视觉景观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疏散诗人的感伤情绪。王钟陵先生曾指出：“自南朝向唐代发展，诗人们愈益自觉地喜爱把大的空间纳入于小的空间之中，并从小的空间去领受大的空间；又喜爱将长远的时间附着于具体事物的变化，又从具体事物的变化上去感悟久远时间的迁流。亦即是从有限去领悟无限，以无限灌注于有限，使大与小、有限与无限、静止与流逝交融在一起。”*王钟陵：《唐诗中的时空观》，《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这个总结是符合诗学实践的，其中“具体事物的变化”主要由以物象审美为核心的咏物诗负责表现。晚唐怀古诗常用“空”字表达现实与历史时空相勾连而带来的心灵空漠感，而园林诗则喜用“醉”字表征与现实时空隔绝的、陶然忘机的心灵状态。与二者相适应，晚唐咏物诗流露的时空感也呈现出感伤和淡泊两种不同色调。

先看怀古诗。晚唐诗人在怀古诗中大量使用“空”字来表现时空迁逝的悲感。如“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许浑《金陵怀古》)、“龙虎势衰佳气歇，凤凰名在故台空”(李群玉《秣陵怀古》)、“人亡建业空城在，花落西江春水平”(韩偓《吴郡怀古》)、“世家曾览楚英雄，国破城亡万事空”(雍陶《夷陵城》)、“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温庭筠《苏武庙》)、“直是无情也肠断，鸟归帆没水空流”(吴融《关西驿亭即事》)、“一望青山便惆怅，西陵无主月空明”(刘沧《邺都怀古》)、“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韦庄《台城》)等诗句。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台楼阁因为历史人事的消散而显得空寂荒凉，多少功业辉煌也转瞬成空，水流、月明、鸟啼这些寻常景象对于终将消逝的历史人事而言也不过是一种空幻的永恒。在空间遗迹与自然恒景的映照下，诗人深深体会到时间的永不复现。因此“空”字的频现，反映了诗人对有限之存在的体认、焦灼和无望，故而带有强烈的悲情意味。

而晚唐咏物诗对落花的咏叹与怀古诗对荒城残宫的悲慨同出机杼。落花带有衰残意味，与花之绽放的自然恒景相对，能够与怀古心理形成同构。晚唐李商隐、杜牧、李咸用、高蟾、黄滔、李山甫、贯休、齐己、韦庄、韩偓等诗人皆留下了以落花为题的咏物诗，其中杜牧与王枢二人唱和的《落花》诗值得一提：

共惜流年留不得,且环流水醉流杯。无情红艳年年盛,不恨凋零却恨开。(杜牧《和严恽秀才落花》)

花落花开人世梦，衰荣闲事且持杯。春风底事轻摇落，何似从来不要开。(王枢《和严恽落花诗》)

花朵兀自开放、兀自凋落，在新生循环的过程中永不消歇，而在时空的永恒之流中，人的一生欢景、朝代的一瞬繁华，都只是短暂而不可复现的片段。盛极必败，繁华难恃带来的憾恨是如此深刻，以至于诗人宁愿这份美丽与繁华从来不曾存在，也就不会有对比之下的痛楚了。这份敏感甚至带点极端的情绪，反映了处于盛世末途的晚唐诗人的心中郁结，由于他们总是担忧由盛转衰的到来，所以“不恨凋零却恨开”、“何似从来不要开”，又如“正见盛时犹怅望”(温庭筠《杏花》)、“欲开先为落时愁”(李咸用《绯桃花》)等等，这些诗句中皆隐含着晚唐诗人心底不能触碰的迁逝之痛。

再看园林诗。在园林诗中，晚唐诗人刻意营构出一个个与现实相疏离的闲逸清幽的空间场景，并常常使用一个“醉”字表明陶然忘机的心情。诚如郑谷在《郊园》诗中写道：

相近复相寻，山僧与水禽。烟蓑春钓静，雪屋夜棋深。雅道谁开口，时风未醒心。溪光何以报，只有醉和吟。

晚唐诗人并非没有匡时济世的抱负，只是有着太多不得已，只好摆出淡冷、着意的隐逸姿态。“醉”，既是陶醉，也是逃逸。他们只有怀一颗“未醒心”，才能从容地领略园林清景，安享园林的生活情趣，吟咏复归自然的适意情怀。“醉”字在晚唐园林诗中可谓俯拾皆是：“静泛穷幽趣，惊飞湿醉颜”(薛能《蔡州蒋亭》)、“梁燕窥春醉，岩猿学夜吟”(方干《镜中别业二首·其一》)、“采菊频秋醉，留僧拟夜棋”(郑巢《题崔行先石室别墅》)、“醉眠风卷簟，棋罢月移阶”(张祜《题曾氏园林》)、“坐牵蕉叶题诗句，醉触藤花落酒杯”(方干《题越州袁秀才林亭》)、“剑外春馀日更长，东园留醉乐高张”(薛逢《春晚东园晓思》)、“不独春光堪醉客，庭除长见好花开”(李咸用《题陈将军别墅》)、“终日官闲无一事，不妨长醉是游人”(杜牧《宿长庆寺》)、“异乡一笑因酣醉，忘却愁来鬓发斑”(唐彦谦《兴元沈氏庄》)等等。这里的“醉”不仅是一种酩酊之态，更是一种带有审美情味的心绪表达。诗人以审美体验的方式与园林景物冥合无间，陶醉于一方充满日常生活情趣的壶中天地，借以暂忘世事，疏解时空流逝的悲怀。诗人们又写道：“中山暂醉一千日，南苑往来三百年”(赵嘏《赠曹处士幽居》)、“高岫乍疑三峡近，远波初似五湖通”(许浑《朱坡故少保杜公池亭》)，可见，在这样一个独立自足的小环境里，常态的时空观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心灵营造出的沟通古今内外的时空。而诗人为了展现这个诗意空间的自足完满，往往对园林之景做出静态化的细致观照，于是具体之物的审美意蕴就在诗人对局部景致的体察、赏玩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凸显，这就导向了同一情感逻辑下咏物诗的创作。试举二诗为例：

不学梅欺雪，轻红照碧池。小桃新谢后，双燕却来时。香属登龙客，烟笼宿蝶枝。临轩须貌取，风雨易离披。(郑谷《杏花》)

谁怜孤峭质，移在太湖心。出得风波外，任他池馆深。不同花逞艳，多愧竹垂阴。一片至坚操，那忧岁月侵。(王贞白《太湖石》)

杏花、太湖石为园林中的具体景观，但二位诗人都没有拘泥于对所咏之物进行表面的特征化描摹，而是立足于此，兼及园中景物之间的联系，力图勾绘出内敛、精致的空间感；情感上亦以闲逸淡然为主调，不复作悲苦之音。诗人沉醉于园林空间，将精力投注于写景状物，似乎时间也走向了静止。于是，末世中人所特有的焦虑、悲观心态就这样在时空合一的审美境界中得以消解，诗歌艺术对于心灵的补偿功能也因之而体现。

以上对晚唐咏物诗、怀古诗和园林诗三者的共通性作了一番简要的论述。咏物诗尤其是吟咏花木题材的作品与晚唐诗人的怀古情结、林泉之趣有着密切的交融互现的因缘关系；三类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时空意识，共同折射出晚唐时代背景下诗人悲情与淡泊并存的审美心理与创作心态。当晚唐咏物诗沉迷于幽冷静细物象的光色声影之美时，无论是以怀古之悲还是园林之美的内蕴来承载，都不可遮掩地将萎靡疲弱的时代精神显现于其间了。“在一种天覆地载的审美化的时空格局中，人类对现实世界中不能实现的东西，总是寄托于时间性的过去与未来，以及空间性的与现实隔离的场景，并以对那一区域的神化来和现实的龌龊构成对应。”*刘成纪：《物象审美——自然的再发现》，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6页。这一点在晚唐咏物诗及怀古诗、园林诗的关联与互动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与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