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璐 年志远

一、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对外贸易理论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对于对外贸易的研究一直围绕着“比较优势”展开。无论是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还是以弗农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均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进行研究的。这些理论的区别仅仅在于其所认为的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同。他们都认为，只要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技术、资源禀赋等差异而形成比较优势，那么彼此间的贸易便可以顺利地进行。然而，这些理论对一些国际贸易现象的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例如，按照要素禀赋理论，两个国家的国际贸易额应该与要素禀赋差异成正比，即要素禀赋差异越大，两国间的贸易额也应该越大。而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超过一半以上的国际贸易都是在要素禀赋较为相似的发达国家间进行的。对此，新贸易理论试图将其归因为一些国家存在规模经济，即便在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无法诱发贸易的情况下，也能够通过规模经济形成的专业化分工推动国际贸易。然而，按照新贸易理论的观点，很多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来与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开展贸易，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有必要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反思。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新古典理论范式关于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在经济学史上堪称一次伟大的革命，为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借助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思想，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分析和观察国际贸易活动。而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将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没有充分认识到交易成本为正的客观事实，这就使得其常常难以解释现实中的国际贸易现象。

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已很完善，交易成本思想在各领域的应用如今也很广泛，但在国际贸易研究中引入制度因素和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是近二十年才有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认识到了制度因素和交易成本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逐渐将制度因素和交易成本引入到一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中来。应该强调的是，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对外贸易理论并不是对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摒弃，而是对其有益的补充与完善，换句话说，交易成本和制度因素正如同技术、资源禀赋、生产成本一样，构成不同国家间比较优势的来源，所构成的比较优势可以称之为制度比较优势，即由于制度更为健全导致交易成本更低所带来的对外贸易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因此，本文试图将交易成本、制度比较优势与中国的对外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此来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二、对外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制度比较优势分析

1.“交易成本”的内涵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所谓交易成本，就是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各项成本，它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发现的。科斯指出，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就是交易成本，当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过大，企业便会出现，企业的本质便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随着学术界对交易成本思想的逐渐重视与不断研究，学者们发现交易成本在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且数量也十分巨大。交易成本的发现，在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学向正交易成本转变，更为确切地说，由理想世界向现实世界转变。

2.对外贸易中的交易成本

任何交易都存在交易成本，无论国内贸易抑或对外贸易都是如此。由于对外贸易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与国内贸易相比，对外贸易活动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极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意味着更为复杂的交易成本。在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的对外贸易理论中，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是生产成本*杨青龙：《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一个文献综述》，《当代经济管理》2010年第7期。而非交易成本，这就不能准确全面地评估贸易双方的比较优势。当放宽“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后，便应当重新计算一国对外贸易的成本，从而重新考量该国是否具备比较优势。换言之，当交易成本为正时，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共同决定着国家间贸易的发生与规模。甚至在有些时候，交易成本决定了比较优势，*李景峰，刘英：《国际贸易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国际贸易探索》2004年第3期。从而决定了对外贸易能否展开。当交易成本大到足以抵消对外贸易双方潜在的比较优势时，对外贸易便不会发生。

对外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首先，是信息成本。在对外贸易中，由于存在众多的潜在贸易伙伴，就要对这些潜在的贸易伙伴进行比较，而这种比较需要进行大量的信息搜集。当锁定贸易伙伴后，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贸易双方必须在达成交易之前搜集对方信息以了解其资本、企业规模、产品质量等情况，目的在于取得信息优势，使自己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而搜集各类信息的过程要产生成本，这部分成本就是信息成本。其次，是谈判和签约成本。在确定贸易对象后，需要就具体贸易活动细节进行谈判和签订契约。而在谈判中，需要跨越语言障碍，就具体细节进行讨价还价，这个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时间成本，这部分成本就是谈判和签约成本。再次，是契约执行和监督成本。在签订契约后执行契约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为了对贸易对象加以约束，还需要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所以在契约执行和监督过程中也需要花费成本；最后，对外贸易中的交易成本还包括两国因地域上的分隔而引起的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成本，以及因政治、文化、宗教、历史、法律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成本。其中，意识形态与政治冲突是现实中构成对外贸易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回顾历史及现实，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中国的崛起对已有国际利益格局的冲击，中国对外贸易交易成本就受到了这两个因素的极大影响。

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行为等。信息不对称导致了贸易双方的信息搜集和相互猜忌的成本；不确定性加剧了国际贸易的风险；有限理性导致了契约的不完全，从而使契约执行中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契约双方面临对方违约的风险，从而不得不增加契约的监督成本。

3.基于交易成本的制度比较优势

通过对国际贸易中交易成本的分析可知，交易成本广泛且大量地存在于国际贸易活动中。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着不同国家间贸易开展的可能性，同时也成为各国对外贸易竞争的有效工具。交易成本越低，在竞争中越有优势，如何降低交易成本就是扩大对外贸易的关键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作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说，制度的优劣将决定交易成本的大小，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不确定性，完善契约关系，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说，基于新古典传统范式的贸易理论大多只考虑不同国家间的技术、资源禀赋以及生产成本方面的差异，而忽视了制度因素的影响。引入交易成本分析的意义在于，它扩充了传统理论关于比较优势的来源，表明对外贸易的交易成本的减小同样可以形成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而这种比较优势来源于该国内生的制度因素，即制度比较优势。

制度的优劣决定交易成本的大小，它不仅会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规模，还会影响贸易利益的分配。低效的对外贸易制度会增加交易成本，进而减少贸易的利益，甚至阻碍贸易的发展；此外，低效的制度还会阻碍生产率的提高，使分工生产的成本较高，减小获利空间。*张海伟：《制度和制度变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财经大学，2012年，第47-49页。因此，两国间贸易的发生在很多情况下取决于制度比较优势，而不是由要素禀赋、生产技术和生产成本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禀赋和要素价格方面存在比较优势，而实际的对外贸易规模却很小，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对外贸易制度不完善，使得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从而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压缩了获利空间。因此，注重对外贸易制度建设，加快对外贸易制度创新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关键。

三、交易成本视角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制度变迁

1.计划经济时期的对外贸易制度(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扭转国内贫困落后的局面，集中各种资源加快中国重工业发展，中国政府效仿前苏联，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包括对外贸易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服从行政指令。国家对对外贸易实行经营权与管理权合为一体的制度，政企不分的特征极为突出。由于面临的国际形势严峻而复杂，中国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对外贸易活动受到了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因素的强烈干扰，产生了极大的交易成本。对外贸易制度建设滞后，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更没有形成对外贸易制度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无论在贸易范围方面还是贸易规模方面都受到极大限制。*刘庆林：《建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改革开放后的对外贸易制度(1978-2001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并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国对外贸易制度改革也逐渐展开。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对外贸易的排斥与忽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认识到了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并积极探索对外贸易制度的改革。在探索过程中，中国先后实行了放权让利、推行外贸承包制、取消外贸财政补贴、进一步完善承包制以及实行汇率改革、加强宏观管理等措施，使改革在层次上逐步递进，对外贸易制度逐步完善。1994年，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对外贸易基本法，较为全面、系统地构建了中国对外贸易管理的法律体系，为打造健全的公开透明的对外贸易环境以及对外贸易发展机制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这部法律也为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奠定了基础。经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逐步降低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外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对外贸易结构也不断优化。

3.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时期(2001-2008年)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而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大障碍，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使中国对外贸易开始登上一个新台阶。为了加快融入世界贸易体制，中国努力适应并履行WTO的各项制度。从中国加入WTO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这段时期里，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最大变化便是自由化。加入WTO以后，为适应WTO的政策主张，中国大幅度削减关税，不断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努力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此外，中国也对对外贸易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由原来的政策导向型的对外贸易向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制度型对外贸易转变；由面向有限范围和特定领域的对外贸易向面向全方位和全领域的对外贸易转变；由单边、自主的开放向双向、多边、有法律约束力的相互开放转变。对外贸易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导致对外贸易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使中国得以快速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可以看出，从2002年到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20%以上，这证明加入WTO大大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4.金融危机以后的时期(2008年至今)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萧条，特别是对国际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对进口商品的需求持续减少，许多外贸企业纷纷倒闭。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在2008年以后的进出口贸易增长也明显放缓，2009年甚至达到负值，为-13.8%。对外贸易增长率之所以不断下降，除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外，也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有关。这使得中国原来源自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渐渐消失，而对源自外贸制度创新的比较优势的需求越来越强。因此，国家大力进行对外贸易制度创新，使对外贸易得以恢复和发展。

通过对中国对外贸易制度改革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的巨大进步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创新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对对外贸易的排斥和忽视，到改革开放以后对对外贸易的重视和一系列改革，再到依赖对外贸易而成为外向型经济国家，最终成为贸易大国，这个过程体现了中国对对外贸易的逐步重视。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如果只注重投资和消费，就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不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只能为世界所淘汰。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以后大力支持对外贸易发展，采取放宽对外贸企业的行政管制等措施鼓励出口。此外，中国对外贸易制度改革本质上是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只依靠观念的转变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赖于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完善。中国对贸易制度不断地尝试、摸索，促成了一次又一次制度创新，改善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节约了交易成本，不断塑造中国在对外贸易制度方面的制度比较优势，从而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系列制度创新中，改革开放本身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最大的制度创新，它们对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四、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基于交易成本的制度比较优势对国际贸易的发生、规模以及利益分配具有重要影响，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完善制度安排，降低交易成本，发挥制度比较优势，是寻求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以后，对外贸易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对外贸易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国际经济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只有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革红利，才能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使中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为此，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不断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目前尚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很不完善，市场发育并不健全。这就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与此同时，中国大中型国有外贸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还不到位，国有企业垄断的情况依然存在，从而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不利于企业和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及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此外，在入世时，中国在特定条件下接受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而这种承诺期即将到期，中国将面临更大的市场开放压力。*周青浮：《非市场经济待遇期满后我国对外贸易转型问题研究》，《理论探讨》2014年第6期。因此，政府必须努力改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坚持市场的决定性地位与作用，不断完善市场竞争环境，明晰国有外贸企业产权，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给不同类型企业同等的市场机会，让他们在竞争中不断提高自身实力，增强对外贸易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提供一个良好的对外贸易制度环境，提高自身服务水平，以保证对外贸易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运作。

2.努力使中国对外贸易制度与国际市场贸易制度接轨

既然选择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中国就必须接受并履行国际市场的规则。因此，中国要努力适应国际市场贸易制度，遵守游戏规则，进一步改革对外贸易审批制度，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使中国对外贸易制度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减少由于制度摩擦产生的成本。

3.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过于注重生产成本的降低与产品产量的增加，忽视了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导致中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以低技术、低价值产品为主。*关嘉麟，胡慧欣：《我国对外贸易产品比较优势的演进与对策建议》，《经济纵横》2014年第12期。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提高对制度因素和交易成本的重视，将交易成本放到实际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加以考虑，重新计算出口成本。政府应引导企业减少消耗高、交易成本高、附加值低的产品的出口，鼓励技术含量高、交易成本低的产品的出口，逐渐使中国由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变。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在对外贸易活动中，政府应减少对企业贸易决策的直接干预，使对外贸易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政府应将重点放在健全对外贸易制度，提高对外贸易信息的透明度和披露力度，提供对外贸易服务及培训，简化行政审批手续等方面。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交易成本的减少主要取决于制度安排，但在对外贸易中，技术创新同样能够减少交易成本。随着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外贸易中的通讯成本大大降低，贸易双方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新兴通讯手段进行谈判和讨价还价，大大节省了交易成本。特别是近些年来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网上交易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节省了资源，为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刘向丽：《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85-188页。此外，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也节省了贸易双方的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因此，在节约交易成本方面，除了要重视对外贸易的制度创新，还要加快本国的技术革新。当然，已有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制度创新也为技术创新创造了条件，对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也应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方面的制度创新力度。

综上所述，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对外贸易理论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制度因素和交易成本对对外贸易的影响，因而存在局限性，使得其理论常常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引入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后，就会发现交易成本大小对对外贸易的开展和规模具有很大影响。同要素禀赋、技术差异以及生产成本差异一样，低交易成本也可以被视为比较优势的来源，甚至在很多时候，由交易成本差异构成的制度比较优势成了影响潜在对外贸易发生与否的重要决定因素。而制度的优劣决定着交易成本的大小，因此，节约交易成本，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最重要的途径是不断进行对外贸易制度创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为了更好地发展对外贸易，在对外贸易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中国必须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减少对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培育及发挥对外贸易制度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