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才

严遵的“纸上谈政”与“纸上谈兵”

孟祥才

西汉布衣思想家严遵，是当时造诣最高的研究和阐发老子、庄子思想的学者，留下了《道德指归论》和《老子指归佚文》两部著作。他坚持“无为而治”的政治诉求，抨击儒、法的“有为”政治理念，反对乐兵好战。但由于认识到战争的不可避免，又将兵事提升到“国之威神”的高度，主张以“左德右威”因应战争，达到“不攻而敌自诎，不战而敌自危”的目标。其中阐发的在建立战略优势的前提下壮大自己、削弱敌人、“以众制寡”、攻击敌之薄弱环节的战术原则都具有积极意义。

无为而治 左德右威 不战屈敌 战术致胜

严遵，西汉末年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生卒年不详。他原姓庄，名遵，字君平。班固写《汉书》时，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更其姓为严。他是一位对道家学说深有研究的平民学者，一生靠卖卜为生，但一直聚徒讲学。据《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记载，他每日在成都市上卖卜，一天仅阅数人，收卜资百钱够吃饭用即闭门收摊，其余大部分时间为学生讲述《老子》。后“依老子、庄周之旨，著书十余万言”，留下《老子注》二卷（已佚）、《道德指归论》十三卷（残缺），文一篇。流传至今的《道德指归论》七卷和《老子指归佚文》是后世研究严遵思想的主要资料。《道德指归论》七卷，由说目、上德不徳篇、得一篇、上士闻道篇、道生一篇、至柔篇、名身孰亲篇、大成若缺篇、天下有道篇、不出戸篇、为学日益篇、圣人无常心篇、出生入死篇、道生篇、天下有始篇、行于大道篇、善建篇、含德之厚篇、知者不言篇、以正治国篇、方而不割篇、治大国篇、大国篇、万物之奥篇、为无为篇、其安易持篇、善为道者篇、江海篇、天下谓我篇、用兵篇、言甚易知篇、知不知篇、民不畏威篇、勇敢篇、民不畏死篇、人之饥篇、生也柔弱篇、天之道篇、柔弱于水篇、小国寡民篇、信言不美篇等41篇组成，对《道德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说和阐发。《老子指归佚文》存有道可道篇、天下皆知篇、不尚贤篇、道冲篇、天地不仁篇、谷神不死篇、天长地久篇、上善若水篇、持而盈之篇、载营魄抱篇、三十辐篇、五色篇、宠辱若惊篇、视之不见篇、古之善为士篇、致虚极篇、太上篇、绝学篇、曲则全篇、希言自然篇、企者不立篇、有物混成篇、重为轻根篇、知其雄篇、取天下篇、佳兵篇、知人智篇、执大象篇、将欲歙篇等29篇，可看作是《道德指归论》的姊妹篇，是对该书的补充。

一

严遵尽管是一位平民思想家，但在西汉历史上，他堪称造诣最高的研究和阐发老子、庄子思想的学者。严遵热衷研究和阐发老子、庄子思想，认定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并将“一”认定为“道之子”，将其作为道与万物之间联系的必然环节和过渡桥梁，大大拓展了它的神力，从而将其作为道的外化，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它造物主的形象。再后，《指归》沿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程序，描绘了整个宇宙万物的生成：

三以无，故能生万物。清浊以分，髙卑以陈，阴阳始别，和气流行，三光运，群类生。有形脔可因循者，有声色可见闻者，谓之万物。万物之生也，皆元于虚，始于无，背阴向阳，归柔去刚，清静不动，心意不作而形容修广，性命通达者，以含和柔弱而道无形也。是故，虚无无形，㣲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兴，而万物之所因生也，众人之所恶而侯王之所自名也，万物之原泉，成功之本根也。①《道德指归论》卷之二《道生一篇》。

《指归》同时也进一步阐发了《道德经》的辩证意识，承认所有事物都时刻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承认它们无不以对立面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论证了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必然性：

无以有亡，有以无形。难以易显，易以难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长。山以谷摧，谷以山倾。音以声别，声以音停。先以后见，后以先明。故无无则无以见有，无有则无以知无；无难无以知易，无易无以知难；无长无以知短，无短无以知长；无山无以知谷，无谷无以知山；无音无以知声，无声无以知音；无先无以后，无后无以知先。凡此数者，天地之验，自然之符，陈列暴慢，然否相随，终始反覆，不可别离，神明不能遁，阴阳不能违。①《老子指归遗文·天下皆知篇》，《两汉全书》第11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46页。

道德所经，神明所纪，天地所化，阴阳所理，实者反虚，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张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而自然之理也。②《老子指归遗文·将欲歙篇》，《两汉全书》第11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46页。

有了不断变化的宇宙万物，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社会政治的运作。在严遵看来，组成国家政治的最主要的两极是君和民：“人之生，悬命于君；君之立，悬命于民。君得道也则万民昌，君失道也则万民丧。万民昌则宗庙显，万民丧则宗庙倾。故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伤则华实不生，源衰则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长久。”③《道德指归论》卷之二《天下有道篇》。这里，他已经认识到君和民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谁也离不了谁，二者实际上是生死与共、荣辱与共的关系。然而，君与民同时又是治与被治的对立的两极。那么，究竟什么是君王最理想的治民方略呢？《指归》认为，无论是治身、治家，还是治国治天下，都必须遵循“无为”的原则，这是最好的原则。而与之对立的“有为”的原则，则是最坏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法家和儒家确立和歌颂的那些信条：

尊天敬地，不敢忘先，修身正法，去己任人，审实定名，顺物和神，参伍左右，前后相连，随时循理，曲因其当，万物并作，归之自然，此治国之无为也。冠无有，被无形，抱空虚，履太清，载道德，浮神明，秉太和，驱天地，驰阴阳，骋五行，从群物，渉玄冥，游乎无功，归乎无名，此治天下之无为也。……

富国兼壤，轻战乐兵，底威起节，名显势隆，刑严罚峻，峭直刻深，法察网周，惨毒少恩，诸侯畏忌，常为俊雄，公强求伯，伯强求王，此治国之有为也。祖孝悌，宗仁义，修礼节，饰名教，修治色味，以顺民心，钟鼓琴瑟，以和民志，主言臣听，主动臣随，表功厉行，开以恩厚，号令声华，使民亲附，诸事任己，百方仰朝，此治天下之有为也。④《道德指归论》卷之三《出生入死篇》。

显然，《指归》所认定的治国治天下的“无为”原则，就是顺应自然，摈弃一切人为的法则，“万物并作，归之自然”，“游乎无功，归乎无名”。而治国治天下的“有为”原则，就是制定法规，强制推行，提倡孝悌仁义，砥砺礼义名节，以求得自己向往的名和利。《指归》进而认为，君王只要按照“无为”的原则治理百姓，一个万民“自化”、“自富”、“自正”、“自朴”的美好社会就会降临人间。《指归》展示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反映了严遵对自然生命的尊重和对人类和谐社会的向往。但是，他对法规和道德的摈弃却是违反社会发展进步的空想和狂想，贯穿其中的是明显的反智主义。因为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行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规和道德作保证，而法规与道德的出现和日益细密规范，恰恰是文明社会的表征。同老子和庄子一样，严遵看到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所产生的种种弊端，但他不知道，消除这些弊端不是通过回到文明以前的状态，而是依靠文明的更大的进步。然而，《指归》顺着“无为”的政治理想前进，就不能不将反智主义变成愚民政策，将“小国寡民”视为最美好的社会理想。严遵的确看到了文明进步带来的“智巧诈伪滋生”的弊端，所以，在他笔下，智慧变成了罪恶，而“废弃智巧”的愚民政策则被变成维系天下和谐太平的万应灵药。最后，他反对尚贤和爵禄，将小国寡民导向无政府主义：“世不尚贤则民不趋，不趋则不争，不争则不为乱。世不贵货则民不欲，不欲则不求，不求则不为盗。世绝三五则民无喜，无喜则无乐，无乐则不淫乱，……无爵禄以劝之，而孝慈自起；无刑罚以禁之，而奸邪自止。”①《老子指归遗文·不尚贤篇》，《两汉全书》第11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47～6248页。但这种“无欲”、“无求”、“不趋”、“不争”、“无喜”、“无乐”的人生状态只能存在于幻想中，不要说在人类社会，就是在动物界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严遵知道，在他理想的政治范式下，完全无政府还是不行的。而一个国家政务的运转，主要是君王的指令通过臣下的具体操作进行，所以处理好君臣关系是行政正常有序运转的必要条件。而在他看来，君臣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君无为而臣有为。

治之于国，则主明臣忠，朝不壅贤，士不妬功，邪不蔽正，谗不害公，和睦顺从，上下无怨，百官乐职，万事自然；远人怀慕，天下同风；国富民实，不伐而强；宗庙尊显，社稷永宁，阴阳永合，祸乱不生；万物丰熟，境内大宁；邻家讬命，后世蕃昌；道德有余，与天为常。治之于天下，则主阴臣阳，主静臣动，主圆臣方，主因臣唱，主黙臣言。②《道德指归论》卷之二《善建篇》。

是以明王圣主，正身以及天，谋臣以及民；法出于臣，秉之在君；令出于君，饰之在臣；臣之所名，君之所覆，臣之所事，君之所谋也。臣名不正，自丧大命。故君道在阴，臣道在阳；君主专制，臣主定名；君臣隔塞，万物自明。故人君有分，群臣有职，审分明职，不可相代，各守其圆，大道乃得，万事自明，寂然无事，无所不克。臣行君道则灭其身，君行臣事则伤其国。③《道德指归论》卷之六《民不畏死篇》。

然而，这里阐述的已经是黄老之学所鼓吹的“君人南面之术”：君主专制，总揽全局，定谋出令，驾驭群臣；臣子听命，承旨担责，亲历亲为，行政临民。这实际上就是将老子的“道”和法家的“术”有机结合在一起了。

二

严遵的《道德指归论》和《老子指归佚文》的主要内容反映的是严遵的哲学和政治理念，但其中也包含了少量的军事思想。可是，由于严遵只不过是一介平头百姓，不仅没有做过芝麻大小的行政官员，也没有在武装部队指挥过一兵一卒。所以，他的军事思想就不是“虎帐谈兵”，而是典型的“纸上谈兵”了。

严遵谈兵，遵循的是老子的基本观念：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在他看来，“无为”是治国治天下的最高的也是最好的原则，与之相对的“有为”原则就是等而下之的了：因为想着富国，必然要开疆拓土，进而“轻战乐兵”；为了“名显势隆”，必然严刑峻法，惨毒百姓；欲望无止境，做了诸侯国君不满足而想当霸主，当了霸主又想做统一全国的君王。这样的有为政治是没有底止的。显然，在他坚决否定的“治国之有为”的原则中，争强好胜、喜兵乐战、成王定霸就占有重要位置。有鉴于此，他坚决反对君王主动起兵，轻起战端，认为那是“失君之道”：“万人未动，天下未应，为之起兵，失君之道。为兵之道，失君之机，万民怨恨，天心不平，宗庙危殆，终身无功也。”①《老子指归佚文·企者不立篇》。但是，他也明白，几千年来，战争却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任你怎么怨恨它诅咒它，它依然故我地在国家间和集团间不时发生，造成万千士卒百姓死亡、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的悲惨景象。战争的根源就是不止一个“人君失道”：

故人君失道，好战自损，正事不修，邪事作起；强大骄奢，纪灭纲弛；雕琢宫室，盈饰狗马，高台大囿，声色在后；刳屠忠谏，尊宠姣好，简傲宗庙，欺侮诸父，残贼暴虐，孤人稚子；反逆天地，刑戮阴阳，黥劓道德，破碎神明；和顺溃浊，变化不通，冬雷夏霜，万物大伤；谋图不祥，大国惊怖，小国奔亡，老弱离散，啼哭而行，天下愤怒，万民思兵，相率而起，……②《道德指归论》卷之六《用兵篇》。

所以，即使坚持“无为而治”的君王，也无法不遭遇“失道之君”强加于己的战争。因此，君王又必须面对战争并且有一套因应战争的取胜之道。这里提出了一个战争的正义原则，即“因天下之怒”和“因天下之力”的原则：

“伐”，犹攻伐也。因天下之怒以伐天下，故黄帝不能与并威；因天下之力以战天下，故汤武不能与之量功。是以普天之下可任，诸侯之后可臣也。③《老子指归佚文·曲则全篇》。再进一步，严遵就将兵事上升到“国之威神”的高度，认定其重要性犹如阴阳之于万物：

道无不有，有无不为，体和服弱，括囊大威，生育群类，莫有能违，无有形象，为万物师，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天地体之，久而不衰。何以效之？庄子曰：夫阴而不阳，万物不生；阳而不阴，万物不成。由此观之，有威无德，民不可治；有德无威，宗庙必倾；无德无威，谓之引殃，遭运时变，身死工亡。故人主者，国之腹心也；兵者，国之威神也。……夫德之与兵，若天之与地，阴之与阳，威德文武，表里相当，隐之玄域，不得已而后行。④《道德指归论》卷之六《用兵篇》。

更进一步，严遵认为战争尽管为不祥之物，但却是无可避免的，所以人主必须有一个万全的因应之道，其核心是“左德右威”，即君王既要有足以服天下万民的德行，又要有足以威慑天下万国的武力：

夫天地之间，万国并兴，小大愚智，皆愿为君。智尽而服，力屈乃穷，非有余力而屈膝乐为人臣也。是以明王圣主，放道效天，清静为首，和顺为常，因应为始，诚信为元。名实为纪，赏罚为纲，左德右威，以应不祥，天下仰制，莫能毁伤，故国可保而民可全也。⑤《道德指归论》卷之六《用兵篇》。

有了德威并举的战略优势，形成对敌人的巨大压力，使敌人屈从而不敢发动战争，从而维持列国间的和平局面，“未战而海内正，不攻而诸侯下，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睹，皇皇莫莫，各安其土”⑥《道德指归论》卷之六《用兵篇》。，是最为理想的境界。如果这一步做不到，就要正视战争，运用各种正确的战术原则去战胜敌人。这其中包括，（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的力量：“蓄天下之怒，积能奇之人，飞耳游目，延聪益明，游士四达，结友合亲，生息变怪，因道应奸。权养势，以实其民。”（二）最大限度地离间敌方君臣、制造敌方内部的不和与混乱，最大限度地削弱敌方的力量，以达到“不攻而敌自诎，不战而敌自危”的战略目标：

飞言舞事，以惑敌人；卑辞降下，以闭其君；轻使重利，以开其臣；君臣有隙，因制其神。变作于阴，权动于微，悬其死命，因其枢机，使敌狂惑，不得有为，随时进退，无有常仪。不攻而敌自诎，不战而敌自危，克其君不及其臣，诛其将不及其师，战胜民喜，诸侯畏之。此用奇之次也。制其地形，御其君臣，卑体重赏以顺其外，阴谋云布以乱所亲。奸从彼来，道从此兴，数城而封将，连国而子奸。奸来如鬼，谋计人神，方略不测，奇变不穷。分彼之力，疑彼之心，如出于地，若生于天。离其左右，散其相连，起权生变，以制其死。阻其计谋，使不得信，折其强辅，以孤其志。

（三）在战场上保持我方对敌方的绝对优势，“以众制寡”，既要消灭敌人，又能保全自己：“以众制寡，坚校部曲，官队相伍，上护其下，下求其上，三军相保，亲如父子。”（四）攻击敌人最薄弱的环节，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动攻其害，静绝其粮。褫而夺之，饥而渴之，重而累之，水而火之，劳而苦之，冻而暍之，利而诱之，狂而惑之，卒而迫之，窘而薄之。”最后，灵活运用各种战术手段，“奇阵分合，隐伏参处，营前轻后，凌左败右，耀以旌旗，惑以金鼓，进如波浪，退如风雨，发如崩溃，合战如虎，守不可攻，攻不可守，战胜威下”①《道德指归论》卷之四《以正治国篇》。，尽快制敌于死命。这些战术原则大都不是严遵的创造发明，而是他对以前的兵法著作如《太公兵法》《孙子》《吴子》《尉缭子》等的综合袭用。

严遵军事思想的局限是明显的。由于他笃信老、庄思想，将战争置于他极力否定的所谓“有为”的境域，以消极的态度对待它，因而不可能对前人的兵学进行创造性的创新和发展。更因为他布衣终身，没有带兵实战的经历，难以对秦汉以来丰富的战争实践进行总结和理论升华。他只能从以前的兵学文献中汲取自己需要的理论，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上，显得空泛而不切实际，致使他难以超迈前人，更无法对两汉时期的战争实践发挥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秦汉两朝虽然产生了一批具有卓越战功的将帅，指挥了许多著名的取得胜利的战役，却没有留下与以前兵学相媲美的军事著作，这样一来，严遵差强人意的兵学思想，放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也就有了一定的地位：可以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个环节而存在。

（责任编辑：曹永孚）

Yan Zun’s Theory About Politics and Stratagems

Yan Zun, a thinker without rank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as the most famous of scholars who studied and expounded on Laozi and Zhuangzi at that time. He wrote two books, On Morality and On the View of Laozi, in which he insisted on the political demands to administrate without much interference, criticized the positive political ideas of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and debated against war. At the same time, when he realized the inevitability of war, he also viewed military affairs as the most critical matter and advocated to wage war with power superior to morality, as to achieve the aim of making the enemy yield without attack and threatened without fight. His tactic principl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one’s own troop, weakening enemy, controlling the fewer men with a large force, attacking enemy’s vulnerable point,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dministrating without much interference; power superior to morality; making the enemy yield without attack; defeating the enemy with tactics

K81

A

2095-9176（2015）01-0098-06

2014-10-21

孟祥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孙子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