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兆红

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民众运动蓬勃发展。此时民众运动所呈现的冲击力，以及中共在民众动员和组织上的优异表现，成为国民党高层难以解开的心结。“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内部在民众运动存废问题上产生了极大分歧，如果废止民众运动，就意味着对孙中山遗教的否定;如果继续发展民众运动，国民党却难以掌控民众运动的走向。在民众运动问题上，国民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关于此问题，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在其考察的“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一部分中，论述了一个开放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如何转变为一个以官僚政客为主体的执政党，其蜕变的标志就是党与工农民众割裂开来，因此围绕国民党“不要民众”进行了重点考察，并将此问题的分歧聚焦于改组派和元老派之间。他认为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围绕民众运动的性质以及国民党的阶级基础问题，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理论之争，以陈公博、王乐平为代表的改组派认为，国民党应该致力于民众运动，与之相对的是元老派，他们极力反对民众运动，认为运动民众是在野党夺取政权的手段，而执政党则只须控制民众，毋须动员民众①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22页。其研究将国民党关于要不要民众运动问题的分歧聚焦于改组派和元老派之间，其资料文献主要源于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的日记，具有一定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