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见证南京大屠杀

编者按

2014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设“南京大屠杀”专案调查审判。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达19万人；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达15万之多，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历史、面对现实、奋发图强，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屈辱不再重来！

1937年12月1日，日军华中方面军下达攻占南京的作战命令。因遭日机接连数月无差别轰炸而变得千疮百孔的南京城，岌岌可危。中国媒体在南京沦陷前已经全部奉命撤退，西方记者因为当时特殊的中立者身份，得以留在南京城中，以“第三者”的视角真实地报道了日军屠城的种种难以形诸笔墨的悲情惨景。

疯狂的南京景象

1937年12月13日，令人心惊胆寒的轰炸声终于停息。南京城的艰难时刻没有远去，而是进入到更加恐怖的时期。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让亲眼目睹一幕幕惨状的西方记者震惊、愤怒。

斯提尔是第一个向西方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记者。1937年12月15日，他经由“瓦胡”号军舰发出的特讯，刊登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头版。

文章中，他用“地狱中的四天”来形容日军攻占南京后的经历。“屠杀犹如屠宰羔羊。很难估计有多少军人受困，遭屠杀，也许在五千至两万人之间。由于陆路已切断，中国军人通过挹江门涌向江边，挹江门迅速堵塞。今天经此城门过，发现要在积有5英尺高的尸体堆上开车才能通过城门。已有数百辆日军卡车、大炮在尸体堆上开过。”

“日军闯入外国人的房屋，其中包括美国大使尼尔松·约翰逊的府邸。劫掠过后，看上去犹如星期日教会学校的野餐，一片狼藉。”

“在美国人开办的金陵大学医院，他们抢去手表、钱财。至少偷走两辆美国人的汽车，撕掉美国国旗。他们甚至闯进难民营，许多穷人仅有的几个铜板亦遭洗劫。”

12月15日当天，斯提尔及其他日军攻城开始后第一批离开首都的外国人登上“瓦胡”号军舰。离开南京之际，他们见到的场面是“一群300名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尸体已有膝盖高”。斯提尔将其称之为“近几天疯狂的南京景象最典型的写照”。

门肯和德丁两位美国记者也与斯提尔一起登舰。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门肯游历极广，曾开车穿越阿拉伯沙漠，去南美探险，还曾采访过西班牙内战。在南京，他拍摄了日军攻陷南京城的情景。离开南京后，他在12月17日刊登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文稿中揭露，“中国男子只要被发现有在军队服役的痕迹，即被押到一起，遭处决。”

德丁撰写的大篇幅报道则刊登在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他也记录下自己的所闻所见:“屠杀平民的暴行普遍存在。周三，走遍全城的外国人发现每一条大街上都有死难的平民。他们中间有老人，有妇女，还有儿童。”

“警察和消防队员成了日军专门袭击的目标。很多人都是被刺刀捅死的，从伤口处可以看出，有的死者是被极其野蛮、极端残忍地杀害的。”

“许多中国人向外国人报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被劫走，遭强奸。他们乞求帮助，但外国人通常对此爱莫能助。”

英国路透社记者史密斯也是12月15日乘坐英舰“瓢虫”号离开南京的。在12月13日激烈的南京保卫战结束后，史密斯曾判断，“随着日本人的出现，中国的平民百姓似乎有一丝轻松的感觉。”但很快，他就改变了观点。12月17日，史密斯抵达上海后，于第二天向伦敦的《泰晤士报》发出一篇报道，指出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了有组织的大屠杀，暴行甚至波及了南京安全区。

无力救人的“中立者”

最后一个离开南京的西方记者，是麦克丹尼尔。12月16日，他乘坐日舰“津贺”号由南京去上海。12月18日，他所写的战争日记得以刊登于《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他在南京那些危险、动荡不定的日子也为读者所知。

“12月13日，在城北面的城墙附近，突然看到日军从城墙的缺口爬上来。日本兵举着枪向我冲来时，我举双手，从车子出来。”经日军同意，他爬过残破的城门，穿行在堆满中国军人尸体的街上。路上到处是日军的恶作剧——“被砍下的头颅平放在路障上，嘴里放了块饼干，另一个嘴里插了支长长的中国烟斗。”

回程的路上，麦克丹尼尔边走边协助留守南京的外国人帮中国军人解除武装，四处转悠着把机枪、手榴弹、手枪装进汽车，催促士兵脱掉军装，以免被日军处死。

12月14日，麦克丹尼尔目睹日军洗劫全城。他看见一个日本兵在安全区用刺刀威逼老百姓，共勒索了3000块钱。“沿着横陈着人、马尸体的街道走到北门，见到第一辆日本车子驶进城门，车轮在碾碎的尸体上打滑。”

12月15日，麦克丹尼尔陪同大使馆的一位仆役去看她的母亲，在沟里发现了她的尸体。下午，看见几位协助他解除武装的士兵被拉出去枪毙。夜里，又看到500名老百姓和解除武装的军人手被捆绑着，由手持中国大刀的日本兵从安全区押出去。没有人活着回来。

发现使馆里的工作人员已孤立无援，没有水，也不敢步出门外，麦克丹尼尔花了一个小时，到街上的井里打了几桶水拎回使馆去。

12月16日，麦克丹尼尔启程去上海之前，日本领事馆拿来“不得入内”的告示，贴在使馆的房屋上。“去江边的路上，见到街上的尸体又多了许多。路上遇到一长列中国人，手都被捆绑着。一个人跑出来，到我跟前双膝跪下，求我救他一命。我无能为力。我对南京最后的记忆是：死难的中国人，死难的中国人，还是死难的中国人。”

无法推翻的大屠杀铁证

西方记者撤离南京之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却并没有由此中断。他们与美国《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阿本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鲍威尔等南京大屠杀期间不在南京的新闻媒体人一起，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对这一事件保持关注。而美国《时代周刊》《读者文摘》、英国《泰晤士报》《每日邮报》《卫报》、西班牙《洪水报》、意大利《晚邮报》也利用在南京的外国人士的日记和书信，编写相关报道，使外界有机会了解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时代周刊》1938年4月18日报道的《竹筐惨案》事件，是从美国传教士威尔逊医生那里得知的。“典型而令人惊骇的一桩惨案主人公是1月26日被人用竹筐抬到南京教会医院的一位年轻中国姑娘。她说丈夫是名警察，日军将她从安全区的一间棚屋劫持到城南的同一天，她的丈夫被日军行刑队抓走，在城南，她被关了38天，每天被日军强奸5至10次。经教会医院检查，她已感染上3种最常见的性病，最终由于阴道溃烂对日军失去使用价值。”

当时，美国记者很注意强调一个事实：即日本当局当年实际上对南京大屠杀是知情的，但他们总辩解说大屠杀是在上海统帅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反而说明日本对其军队失去了控制，日本是一个“污点”国家。

以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的西方新闻记者，亲历古城南京这场浩劫，目睹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后，以其良知真实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详尽地记录下南京人民那段苦难历程，勇敢地向世界发出来自死城南京的呼声。这些新闻报道与在国际安全区实施救助工作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的日记、书信及各种文字材料一样，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大屠杀铁证。

（摘自《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