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国

“法治”现象，东方和西方各有各的起源和演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转折点，对法治的追求和实践，不同社会既有共通之点，也有冲突之处。本文的目的，就是厘清法治现象的三组关系，试图判定当今中国法治之路的特点。

人治与法治

作为社会管理的一种方式，“法治”产生于古代社会，它与“人治”相对。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法治与人治的优劣。在中国，先秦时代儒法之争，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君主政体之下法治与人治。

古希腊的柏拉图一生追求“哲学王”智慧的统治，“智慧”与“权力”的结合，可以解决人类的任何“疑难杂症”，法律则可有可无。他甚至认为，以固定不变的法律来束缚智者的聪明才智，那才是一件可悲的事。一个好的医生不应该按照医学的“教科书”给病人看病，而应该根据自己的“经验”给病人诊断用药。“教科书”就是法治，“经验”就是人治。亚里士多德则相反，他提出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口号。他说，人治的优点是个人智慧和灵活性。同样以大夫行医为例，埃及的医生依成方给病人吃药，不过，如果第四天还不见效，那么他可以改变成方。但是，亚里士多德更看重法治，因为第一，人是感情的动物，而法律完全没有感情;第二，众人的智慧超过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容易出错，而众人出错的几率较小，“许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个人独办的酒席”，“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池水少则易朽”。第三，一个人凌驾在平等众人之上不合乎自然，因此在平等的人民中间应该实行轮番制度，建立轮番制度就是法律，“法治优于一人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