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好莱坞每年都会给我们带来几部科幻大制作：从《E.T.》《阿凡达》到去年年末的《星际穿越》，这些大片不断突破想象的极限，刷新人们对电影工业的认识。因此当得知《三体》等一系列中国科幻小说改编电影开机拍摄时，人们在期待之余又有些许担忧：我们拍出的科幻片，能否理想地呈现原著小说的风采？“菜鸟”掌勺，能满足被好莱坞特效惯坏了的中国观众那敏感的味蕾？

不久前，第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典礼期间，一场名为“中国科幻大片”的分论坛亦低调而热烈地进行着。科幻作家贾立元（笔名飞氘），科幻作家、科幻文学与文化研究者王瑶（笔名夏笳），科幻电影研究者夏彤（笔名西夏），科幻作家、电影编剧潘海天等许多科幻界、影视界的大腕汇聚一堂，畅谈中国式科幻电影的前路与归宿。会后，面对《出版人》的记者，仍意犹未尽的嘉宾们表示：中国科幻电影面临的并不单纯是“拍电影”的问题，它的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文化与思想命题。

即将到来的“元年”

很长一段时间的“厚积”之后，中国科幻电影的一次“薄发”即将到来，促燃这次爆发的，是科幻作家刘慈欣。2014年11月27日下午，在游族影业成立仪式上，片方表示知名科幻小说《三体》同名电影将被拍摄成六部曲，单片投资高达2亿元，原著作者刘慈欣将担纲影片监制，导演张番番执导。恰巧在中影集团近期公布的24个电影项目中制作成本最高的三部影片《超新星纪元》《流浪地球》《微纪元》，以及导演宁浩将投拍的《乡村教师》，也都是改编自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

科幻片一直是中国电影的“软肋”。可以想见，当几部重量级作品于2015年纷纷登陆院线，势必会再度掀起中国科幻的热潮。故当潘海天率先提出2015年将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观点后，圈里圈外一致表示“不能赞同更多”。

一边是天马行空畅想无限可能的科幻小说，另一边则是挖空心思满足观众猎奇的电影，二者的性质决定了其诞生之初，便相互交融。“电影在发明之初就分成了两个方向，一面力图描摹现实世界的“真实”;另一面则竭力表现人类对世界的幻想。”西夏说。一直以来电影都频繁涉猎科幻题材，但科幻电影成为“大片”的代名词，要从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开始。《星球大战》的成功带动了庞大的电影工业朝高投资、大场面的“奇观”电影演变，并逐渐形成一种特别的商业模式。有史以来全球票房最高的前五十部电影，绝大多数也是科幻片。

就中国科幻电影而言，“元年”的概念是建立在普通观众的视点上的。“事实上，科幻电影在中国其实早已起步”，正在撰写清末科幻作品论文的飞氘如是说。早在硝烟弥漫的1938年，新华影业公司就曾拍摄过《六十年后上海滩》，改编自晚清作家陆士谔的小说《新中国》，片中想象了六十年后的上海：天上有飞车，地下有隧道，连天气都能随心控制。建国后，诸如《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大气层消失》等影片，都可以称之为科幻电影。这些影片在较低成本的投入下拍出了较高水准。但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科幻，始终没有很好地融合到现代中国的基因中，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故而虽然偶有影片出现，大都比较冷门，中国科幻电影非但没有大规模发展，反而渐次衰落，直到2015的到来。

幸福何以来得如此突然？西夏认为，2014年末《星际穿越》的刺激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三体》在科幻圈内持久发酵，也终于让主流世界闻到了科幻的香味。但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现状对中国式的科幻电影产生了期待。“这和科幻类型电影本身的特性密不可分，中国电影界尝试过各种类型的商业电影之后，把目光投向最能赚钱的科幻类型也不是意外;另外中国经济崛起也使得某些要为‘中国梦代言的意识形态冲动需要寻找某种表达的形式。”长久以来，中国主流电影界不敢触碰科幻，是因为他们不具备科幻的思维方式。而在过去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有一大批中国科幻迷长大成人，进入传媒与影视行业，在资本匮乏的情况下尝试探索科幻电影的制作规律，这无疑为中国科幻电影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而夏笳认为，科幻文学本身的成长也是电影异军突起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初至今，中国科幻已积累了相当大体量的作品和作家群，足以为下游的文化产业提供坚实的底盘。” 我们在看电影的同时，也要看到它背后的文学力量。

从小说到电影

二流小说能改编成一流电影，一流小说却很难改编成一流电影。基于文学的影视剧本改编，一直是困扰业内人士的难点，科幻电影亦是如此。《三体》即将搬上银幕的消息传出后，除了期待的声音，也招致了许多质疑，甚至有许多“磁铁”高呼“求放过”、“莫毁神作”。 对此，几位科幻界人士一致表示，不能以文学的标准去评判电影的成败。

既是作家又是编剧的潘海天表示，文学与电影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差异首先在体裁，文学寻找文学性，电影追求戏剧性，“哪怕小说作者和编剧是同一个人，为了达到相同的目的，他也会选择不同的呈现方式。”不得不注意的还有二者的容量差异：电影时长有限，每一节拍每一帧都是要掰着指头算出来的，“这就要求编剧更有效率地去表现主题，削去藤蔓，砍去旁枝，把火力集中到最重要的方向上。”

“科幻电影与科幻小说之间，抽象地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西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要被原著小说牵着鼻子走。” 之所以要把文字拍成电影，除了故事本身的魅力外，一定是某些幻想中的事物必须在银幕上呈现出来、被观众看到才有意思，也就是说科幻在由文字变成电影的过程中，视觉化是一个重要方面。这里的“视觉化”并不单指特效，用光、色彩配置、影像风格、服装化妆、 道具布景等，全都是视觉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小说作者不会考虑的因素。至于说改编能否完全呈现文学原著，我认为这个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改编是在创造，不是在翻译。”

“虽然有许多优秀科幻电影改编自名家名作，但二者之间并非直接相关。”夏笳告诉记者。优秀科幻电影往往需要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主题，因此，是否能将科幻小说中用文字所体现的思想命题转化为视觉主题，是科幻电影改编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英国导演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1968），至今被视为难以超越的经典之作，其中固然有来自阿瑟·克拉克原作的宏大想象力，但更得益于电影中交响乐一般丰富细腻且意涵深邃的视觉主题。“与之相比，诺兰的《星际穿越》（2014），只能算是一个加入了大量奇观、讲得还算不错的太空探险故事而已。”

相比从文学到电影的艰难跨越，上映后的电影对科幻文学市场的作用就显得简单粗暴了。在夏笳看来，电影作为当下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肯定会为与之相关的领域带来市场影响力。“如果中国科幻电影确实让业界看到了前景，也会有一批优秀的小说作者转行去做编剧。”潘海天不忘补充。但总体来说，科幻文学的发展还是更多受其自身的创作状况、生产机制与市场规律制约。“我们期待《三体》的成功，希望观众由此爱上科幻，”夏笳说，“但科幻本身的魅力来自于其丰富与多样性，并不仅仅等于《三体》一部作品而已。”

“中国式”路在何方

好莱坞大片里，超级英雄飞天入地，美国大兵拯救世界的剧情已使观众麻木，那么在中国的科幻电影中，观众会期待看到怎样的变化呢？“中国式科幻大片”的中国特色如何呈现？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好莱坞制作，中国的科幻电影是要奋起直追，还是应当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呢？各位科幻界人士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的大国，不能永远靠市场份额来“赎买”大银幕上‘未来世界的入场券。我们终将要打造自己的未来叙事，这不仅仅是一个电影产业发展的问题。”飞氘如是说。在他看来，科幻是思考人类的发展、命运、末日、苦难、斗争、人性的宝贵、复杂、阴暗的，所以应该有普世的价值追求。刻意追求“特殊性”或“本土性”，反而会偏离其本质。“《功夫熊猫》不是中国功夫片，其精神内核还是美国式的。而我们在这个叫中国的地方长大，有着中国人的情感和认知，那么如果我们跟随自己的艺术直觉，就一定能创造出中国故事。”

虽然大胆预测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到来，但在潘海天看来，距离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的电影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科幻电影需要的不仅仅是数量，它更需要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需要出现相对稳定的科幻编剧团队、概念设计团队、导演制片团队、后期特效团队等等，所有这些元素必须在一个整体结构中咬合榫铆，变成一套流程和常态，可以顺畅地进行一部电影的生产和消费。” “元年”对中国电影是挑战更是机遇，电影人“要更多地去面对这些功能性的问题，去下笨功夫、卖死力气打硬仗，去想出一个一个具体的办法解决问题。磨练队伍，为科幻电影元年的到来做好准备。”

西夏则认为，中国观众一提到科幻电影就想当然地联想到“特效”“大片”，这是因为我们仅仅见识过这一种类型的科幻电影。“美国是‘大片的王国，但也有无数的独立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创作着有艺术追求、彰显创造力的‘小片，很多著名电影人如卢卡斯、斯皮尔伯格，年轻时即是其中一员。”无数的卢卡斯们的存在，为美国电影工业、尤其是科幻电影类型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和后备力量。中国科幻电影要想起飞，仅靠一鸣惊人是不够的，还要有长远的眼界和对未来的关注。“星云奖”一直尝试创办一个独立的科幻短片创投、展映平台，正是希望将独立的、草根的科幻电影原创力量集聚在一起，并设法使其茁壮。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眼下正是大批影视界大佬对中国科幻产生兴趣，大量资本迅速向这个领域涌入的阶段。但同样明显的事实是，有钱未必就能办成事。”夏笳总结说，“最重要的还是人才和团队的培养——但究竟需要砸多少钱，才能锻炼出成熟的中国科幻电影制作队伍？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经验可供参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令众多科幻界人士欣喜的是，目前已经看到很多人在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崛起而努力工作。未来正在被谱写，前方是星辰大海，面对未卜的前途，中国科幻电影已经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