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叶

（宜兴市徐舍中学，江苏 宜兴 214241）

当前的中学历史课堂存在诸多的缺憾。表面上我们高擎三维目标的大旗，强调学习过程、道德情感与知识能力同等重要[1]，而现实中谁也无法否认这仍是一个分数占统治地位的教育时代。历史学科作为基础学科之一，以描绘人类以往绚丽多彩的社会活动为特色，富有人文气息、文化色彩。按理说历史课堂应是引人入胜的，但如今喜爱这门学科的学生着实不多[2]，其原因也不难理解：课堂上我们把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割裂成一段段零散的知识点，千篇一律地重复“背景、意义”之类的讲述；提问时则一遍遍地“拷问”学生；名目繁多的随堂训练、限时训练又将学生淹埋于书山题海之中[3]……此情此景，直令人联想到运动员的训练，为一个动作机械地重复成百上千次。所不同处，只是彼为体力训练，此为脑力训练。可以说，中学历史课堂是一种“技术型”的课堂，缺少历史学科本身应有的文化色彩。在以“训练”为主线的牵引之下，历史课堂正日益走向训练的“科学化”、“高效化”，其结果便是成绩上去了，学生对历史的兴趣有所削弱。从我们的课堂走出去的学生，对历史的理解仅局限于干巴巴的由考试说明衍生出去的知识体系，以及根据既有标准评判历史的所谓“能力”。

中学历史课堂重“技术”轻“文化”，其出现并非朝夕之事，原本由来已久；其原因也非单纯一两方面所能概括，乃是社会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试析原因，与以下三者不无关系。

一、与社会功利的教育目的相关

教育从来就不是脱离社会的孤立体，教育承载着社会、家长、学生太大的期望，带有功利性。“功利性”并非中国独有，即使在国外教育界也普遍存在社会对教育关注的焦点往往局限于分数。当下的中学教育是应试教育，这已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式教育文化，历史教育也概莫能外。分数是学生、学校、教师的关注点，首先抓好分数，才谈得上其他。大部分学生进入中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取得理想的考分。每年的本科进线率、达级率总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高考状元总能成为媒体吸引眼球的关键词。为服务高考，我们约定俗成地把语、数、外定为“大学科”，其余几门则为“小学科”。近年来，为在“小高考”中达A以拔得头筹，各校又纷纷在“小学科”上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小高考”前选修学科甚至“大学科”都要停课、搞突击，目的即为“冲A”甚至“冲四A”，比谁的“四A”率更高。对历史教师来说，教高二必修甚至比教高三选修压力还大。此种现象，足以反映当前中学教育竞争的激烈，考场堪比战场，同时透露出教育的功利心态。应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学校、教师对教育其他方面的必要关注。

我们的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不得不迎合社会的这种功利要求。教育部门采取了一些“去功利化”的措施，家长们又不买账了。如学校周末节假日不补课了，于是家长们对校外各种补习班立即趋之若鹜，“校内不补校外补”俨然又成为当下一种气候。

“技术课堂”与“文化课堂”犹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受当前功利的社会环境影响的课堂，必然是为提高考分而设的技术色彩十足的课堂，这也基本决定了“文化课堂”注定只能是言者谆谆、应者寥寥，“文化课堂”的践行缺乏教育市场的支撑。

二、与教育部门的考核有关

历史课堂的施教者是教师。教师的“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依据是什么？是课程标准，抑或是教材，还是考试说明？其实，这只是表面的东西，实际上，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中心无不围绕着教育部门的考核在转。

如今教育界对教师的评价存在“两张皮”的现象，一方面，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强调“全面落实课程目标……加强对学生人文精神的熏陶，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4]，且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教育界不屑谈应试教育，甚至应试已成为一个负面的教育名词，没有哪个学校想给人以只重分数的不佳印象。但另一方面，社会仍存在对应试教育的巨大需求，学生家长唯以分数作为评价学校、教师的最终标准，没有哪所学校甘愿在分数上落后于他校。最后的结果便是教学成绩仍是教育部门考核学校、教师的核心指标之一，只是其由以前显性的“硬指标”变成了如今隐性的“软指标”，由模糊的“教学质量”代替了之前的“考试成绩”。

教育部门以教学成绩作为考核指标，有其现实的要求，一是可将社会对教育的期望压力分解到具体的教师身上，二是这种考核方式延用已久、简单明了、说服力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教育部门的考核标准从根本上决定着教师的教学，对教师而言，他可以不理会社会的功利，但不能不遵从上级部门的标准。现实中教师处处能感受到这个隐性的考核标准带来的压力，教学成绩对教师仍有极强的“杀伤力”，各类奖金、评优、职称评定无不向“教学成绩优良”的教师倾斜。教育部门考核时侧重教学成绩的导向，直接引导教师重视课堂的“技术”含量，反过来导致“文化课堂”的践行缺乏激励机制。

三、与教师对历史文化精神的漠视有关

中学历史教师中不乏文化气息浓厚的“学者型”教师，但“技术型”、训练至上的教师亦不在少数。他们对考试研究得很透，对教学内容中何为重点、何为非重点了然于胸，或许他们已跳出了书山题海苦干型的阶段，懂得精选、精练、精讲，他们教出的学生往往有骄人的成绩，为此，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学生家长、学校的高度肯定，但他们恰恰忽视了对学生文化精神的培养。他们追求的是有形的分数，而不是看不见、测不着的文化精神[5]。

客观上，社会、上级部门给予教师很多压力，应试竞争激烈，不出成绩不行，这也逼得教师不得不为提高学生考分而努力。课堂上，教师首先要保证的是知识、能力目标的落实，依教师个体的不同或许会渗透一些文化精神因素，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正如一个人首先要填饱肚子，然后才能顾及其他精神需求一样，教学成绩对教师而言犹如不可或缺的面包，是必需品；对学生文化精神的培养并非必需，乃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可以缓一缓再说，而这个缓一缓，往往就是从不提及。对历史教师来说，比外界环境更难转变的还是自己的思想。作为过来人且又身为人师，对教育问题理应比旁观者有更多更深的认识，教师本应是教育改革的生力军，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教育改革和创新需要一种否定过去的勇气，我们的教师多是在学生时代经历了一番应试的搏杀才得以进入高校最后走上教育岗位的，如此经历总是使得他们心灵深处为日后的应试教育保留着一席之地，较难否定以前伴随自己成长的传统模式，这是横亘于教师面前的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很多初工作的教师，思想往往还比较新颖，身上或许还没什么“匠”气，但几年下来，受应试环境影响，往往逐渐同化，遂转变为“技术流”。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主流”，否则反而是“异类”，满足于按部就班地完成应试的教学任务，成为“技术课堂”的助推者。

历史教育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终究是存在缺憾的，这么多年下来，这种缺憾并未从整体上得以有效改观。轻视学科的文化性当然也不独是历史学科的问题，单靠历史教师一己之力或许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但离开教师的努力，要想在教育上改变什么肯定会很难。作为教育活动的主导者，我们有必要念及自己的一份责任，须知我们手下是活生生的学生。教师应有勇气摒弃纷繁复杂的功利教育观，跟上时代的步伐，努力为课堂多引入一些文化元素。如此，则学生幸甚，社会幸甚，为人师者，功莫大矣。

[1]《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P4-P5.

[2]刘军.历史教学的新视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P31.

[3]姬秉新，李稚勇，赵亚夫，主编.理解与实践高中历史新课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P33.

[4]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P30.

[5]刘军.历史教学的新视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P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