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菁

（景德镇陶瓷学院 科技艺术学院 外语系，江西 景德镇 333000）

1.引言

20 世纪90年代维索尔伦（Verschueren）推出的语言顺应论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维度整体出发，对交际中语言形式及策略的选择展开了全面的介绍。19世纪《诗经》英译开始，以理雅各1871年版本为首，陆续诞生了数量可观的全译本和选译本。张新红、何自然指出“语用学理论的有效性在翻译领域里也可以得到检验”，因此，本文将语用学中的语言顺应论应用于《诗经》英译本的研究，尝试从语境顺应、结构顺应、动态顺应三个层面探讨《诗经》英译本中的选择与顺应。

2.顺应论与《诗经》英译本

维索尔伦的语用观认为，语言的使用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连续的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是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语言外部的原因”（Verschuren 1999：55-56）。 语言选择有以下特点：第一，选择发生在语言结构的任何一个层面，从语音、语调到语法机构的选择，从语码到语篇的选择等；第二，语言使用者做出的选择不仅包括语言形式的选择，还包括语言策略的选择，而且选用语言策略时所表现的风格或语体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形式的选择；第三，语言使用者的选择是在意识的不同程度下做出的；第四，选择发生在语言产生和语言理解两个方面，在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都要做出选择（Verschueren 1999：56-58）。

维索尔伦的语用观还认为语言具备三个特性——可变性、商讨性、顺应性，这些特性使得语言使用者能够对语言做出各种恰当的选择。语言的可变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语言的商讨性指选择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进行，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基础上完成的；语言的顺应性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选项中做出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需要（何自然，冉永平，2009：292）。语言的可变性、商讨性与顺应性互相联系，并呈现递进关系，顺应性以可变性和商讨性为依托，是交际中的语言特性，为语言特性的最高层。

《诗经》产生于西周至春秋中期的500多年间，诗歌共有311篇（含6篇笙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伦理、天文、地理、农业、手工业、民俗、文艺等。《诗经》英译发起者理雅各分别于1871年和1876年出版了《诗经》的无韵体全译本和韵体全译本The Shing King，其中无韵体译本学术性较显著。随后，1891年詹宁斯与阿连壁在伦敦出版了《诗经》韵体全译本The Shi King和The Book of Chinese Poetry。詹宁斯的译本多以《诗经》汉学为依据，不擅自改动原文意义；阿连壁的译本最突出的特征是改写，无论是在理解还是翻译上都稍显自由。阿瑟·韦利于1937年推出的英译本The Book of Songs是继理雅各之后又一重要译本，通篇不用韵，语义较为忠实准确，且以附注方式对诗篇背景进行解释说明。高本汉与庞德分别于1950年和1954年出版了全译本The Book of Odes和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高本汉的译本主要探讨文字、音韵、训诂，庞德的一本则以意象主义演绎《诗经》，被誉为创造性翻译的典范。20世纪90年代，国内著名学者许渊冲和汪榕培分别于1993年和1995年出版了《诗经》全译本，填补了国内《诗经》英译的空白，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

3.《诗经》英译本中的语境顺应

对于语境，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进行过定义和划分。“马林诺夫斯基把语境归纳为文化语境和情景。韩礼德认为语境由语境、交际者和方式三部分组成。根据斯珀伯与威尔逊的关联理论，语境是一个心理结构体，是一系列在于人们人脑中的假设，因此语境也成为认知语境”（戈玲玲，2002）。维索尔伦将语境划分为交际语境与语言语境，其中交际语境包括“语言使用者（如说话人与听话人）、心理世界、社交世界、物理世界等因素”，语言语境指的是“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种语言手段”（何自然，冉永平，2009：293）。翻译中的语境是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产生交际时的语境，交际语境是该语境的重要影响因素。

《诗经》英译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包含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古汉语《诗经》，译者和读者以英语翻译及阅读译文。就原作者而言，他通过选择确定最终的文本，译者通过选择理解并以另一语言形式转换和阐释，而读者则在阅读《诗经》译本的过程中选择自己所理解的文本意义。

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都是《诗经》英译时交际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语境顺应要求既包括人们的心理物理因素又包括文化因素，而翻译中的语言使用实际上为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三方，因此翻译中的语境顺应更加复杂。《诗经》英译中，原作者通过古汉语传达了周朝至春秋500年间中国的风俗文化，以及当时各阶层人民的心理情感活动；译者则需根据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心理情感因素理解并阐释原文意义，因而不同译者的社交世界与心理世界产生了不同的译本。物理世界的影响在《诗经》英译中最显著的是时间与空间的指称关系。《诗经》中有大量的名物因时代的更迭现金难以确定，其中以花鸟草木虫鱼为主，这对译者的翻译活动造成了影响。译者英译《诗经》中所指难以确定的名物时需选择现今物理世界中仍存在的事物进行表达，而读者只能以译文中的词语理解原文本的名物。如《邶风·静女》中的“彤管”一词，自经学之始就已争论不休，理雅各译为“red tube（红管）”，詹宁斯译为“vermilion pen”，许渊冲译为“grass-made lute”，都因选择物理世界中的类似之物而加以翻译。

语言环境在《诗经》翻译中也可体现。篇内衔接上，《诗经》大量的赋比兴表现手法要求译文流畅而富诗意，篇际关系和互文性上，每篇诗歌的主体都不相同，而在线性关系上，则要求译文的系列关系与原文本相近。语境在翻译活动中的特点是它产生于交际三方使用语言的过程，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在撰写、翻译和阅读活动中发展地寻找性地顺应着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

4.《诗经》英译中的结构顺应

结构顺应指的是语言结构的选择，包括语言、语码和语体的选择，话语构建成分的选择，话语与语段的选择，话语构建原则的选择四个方面。语言、语码和语体的选择是进行其他结构选择的先行条件，任何言语交际首先必须明确地选择某一具体的语言、语码和语体。《诗经》英译过程中，原作者以古汉语形式表述，译者凭借自己的语言能力、语言偏好、实用程度，以及对中国典籍向外传播的需要和英语是现代社会广泛认知的语言等社会因素，而使用了英语作为《诗经》的目的语。同时，读者因自身的语言能力、偏好等因素选择阅读《诗经》的英译本，从而使《诗经》作为中国典籍作品得以广泛传播。

话语构建成分的选择包括语音机构、词素与词汇、分句与句子、命题等（戈玲玲，2002），此种选择可具体到语言中的语音语调、重读、节奏、停顿、音质等。《诗经》英译中，话语构建成分的选择尤为突出。李玉良指出“《诗经》的305篇诗，除六篇之外，篇篇用韵，且其音韵之美，垂范千古”，《诗经》“原文的音韵形式十分丰富，有双声，有叠韵，有叠句，有重章迭唱，有韵脚韵”（李玉良，2007：318）。 译者在翻译《诗经》时难以保持原诗韵律，因而高本汉采用音译方式翻译《诗经》，理雅各、韦利、庞德的全译本均采用自由体，而理雅各、詹宁斯、阿连壁、许渊冲和汪榕培在翻译时则使用了韵律，且以韵脚韵为主。

话语与语段的选择及话语构建原则的选择建立在前两层结构顺应基础之上。《诗经》中文本的体裁均为诗歌，译者可根据自身的话语构建原则选择是否采用诗歌的体裁进行翻译，以及话句之间的信息结构和句子顺序等。《诗经》英译中，理雅各和韦利根据自身的话语构建原则采用散文体，而许渊冲和汪榕培仍以原文本为话语构建原则采用诗体翻译。

5.《诗经》英译中的动态顺应

动态顺应是维索尔伦所持语用学理论的核心，语境顺应和结构顺应实际上提供了顺应的内容，然而，这些内容必须在具体的顺应过程中，即动态顺应中才具有意义（何自然，冉永平，2009：294）。动态顺应与语境顺应实际上是共融的，而相互联系，密不可分。语境顺应中的语境随时间、内容、场合、表达方式而改变，这正是动态性的体现。

交际语境不同，译者因人、因时、因地的不同而采用符合自身所认为符合现实交际语境的语用策略和语言表达形式，因此，理雅各推崇的中学习用思想影响着其译本的内容。许渊冲和汪榕培认为《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精粹，因而以文学视角重新审视了《诗经》，这正是动态顺应的表现。再者，动态的语境与语言之间的互动过程正是意义的生成过程，不同的语境因素制约并影响着言语的意义与交际的效果。例如译者对《召南·采蘩》中“夫人”一词的翻译都不同，许渊冲使用“chambermaids”，遵从《毛诗》中的“祭祀说”，认为“夫人”指的是众多“闺秀”，而汪榕培则依据《诗集传》中的“公桑”说，认为“夫人”为采蘩者本人，因而使用了“girl”。 此时，读者阅读不同译本则会发现，译者翻译《诗经》所依据的《诗经》注释不同是由于语境动态性的存在。

6.结语

翻译学，因“翻译这一现象本身的复杂性、翻译研究的多样性及现有翻译理论来源的差异性”，使得“很难形成一个理论输出学科及其在译论中的代言人所认可的统一理论”（张新红，何自然，2001）。根据现有的语用顺应论，讨论其对《诗经》英译过程中语用使用和交际的具体操作，从顺应论的语境顺应、结构顺应、动态顺应探讨《诗经》英译中的顺应性，是分析语言使用者与翻译语境关系的良好途径。

[1]戈玲玲.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外语学刊，2002（3）：7-11.

[2]何自然，冉永平.新编语用学概论[M].背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宋志平，翻译.选择与顺应[J].中国翻译，2004（2）：19-23.

[4]张新红，何自然.语用翻译：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现代外语，2001（3）：286-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