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家龙

农村职业教育杂谈之一为什么存在农村职业教育这样的命题

□申家龙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对以农业生产的村落一直被称为乡村，农村一词是近代才开始出现并使用的，它的出现既反映了由于城市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和区域分工的变化，同时，它也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农村问题的凸现是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社会身份体制是农村职业教育产生的基础，也是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农村职业教育这一命题。

农村；乡村；乡村教育；乡村实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

一

农村职业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它的发展是最困难的，时至今日，农村职业教育依然步履艰难，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我们似乎难以简单地归纳几个原因就能够说清楚。但是如何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又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梳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分析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寻找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应有规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更理性地、更科学地看待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

当然，要在一篇文章中说明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需要多篇文章才有可能厘清其中的一些问题。因此，课题组组织了河南科技学院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部分老师准备从不同的方面统筹地撰写一组文章来进行一些探讨，希望能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有所启示，由于农村职业教育涉及的问题太多，也难以用一个术语来概括它，因此，就选择了杂谈的形式来进行，这样可能会少一些不必要的束缚与严格逻辑的麻烦，撰写起来更方便些。本篇就是这组文章的开始。

二

尽管农村职业教育不是一个新的名词，但是当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总会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感受，那就是为什么出现了农村职业教育这样一个名词，与之相对应的命题是什么，是城市职业教育？好像没有这样的命题；是统指的中等职业教育？那么统指的中等职业教育为什么不包括农村职业教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境况，而且对农村职业教育这一命题进行研究的人还不少，如果这一命题确实存在，就需要把它放到历史的、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梳理，才有可能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一个理性的、现实的理解，才会更有利于它的发展。

既然是农村职业教育，首先就需要厘清什么是农村，尽管对农村一词任何人都不陌生，无论什么媒体，无论什么研究，好像都存在农村问题。但是，农村一词在我国并不是一个古老的词语，而是近代的一个新词，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农村是这样定义的：“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1］。这样的定义显然是很现代的，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大辞典》的定义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不同的是《现代汉语词典》没有进一步举例说明，而《汉语大辞典》则引用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语：“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利的革命”，还引用了作家方之《柳营小记》中的话语：“农村过去最神气的建筑是祠堂，现在恐怕要算电力排灌站了”。我们没有看到古代文献对农村的阐释和应用，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一直使用乡村一词。农村一词是什么时间出现的，由于本人没有过多的历史知识，也没有什么考究，但是，从近代的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出一点进程。在毛泽东的早期文献中，农村一词和乡村一词是同时使用的，如毛泽东在1925年12月撰写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3月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在同时使用乡村和农村的词汇，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还存在着一句话同时使用两个词汇的现象：“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里，使用农村一词有17处，使用乡村一词有20处。而在同时期文献里还主要使用乡村一词，如陶行知1926年12月的署名文章《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没有一处使用农村这一词汇，使用的都是乡村一词，显然，在这一时期农村一词不是大众词汇。所以，对以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教育家在农民中做的各类实验也都称为乡村教育和乡村实业教育。之所以考究词汇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词语的变化，它的内涵也会跟着发生变化，乡村一词更多的是从地理区域角度产生的，而农村一词则显然带有劳动分工和阶层划分的烙印。无法考证农村一词是不是毛泽东的发明，但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的阶级论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使“农村”这一词汇得到了发扬光大。

之所以在古代叫做乡村，是因为它来自我国的行政建制。中国的乡制始于周代，据《周礼》所载，西周时期，王畿以城周围百里为郊，郊内设乡，郊外设遂。《周礼·地官·大司徒》曰，在“王子公卿大夫采地”，“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即西周时期以12500家为一乡，乡设乡大夫，由卿担任。［2］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建立起多民族的封建帝国之后，废弃了周代分封制地方分权的政体，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将原六国统治的地方划为了36郡，并设置了乡亭里三级乡制，大致以百户为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里长这一名称至今在我国台湾还一直在使用。乡一级行政设置与居住村落是直接相关的，用乡村一词来表达村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尽管后来有所变化，区域大小不一，但乡级行政设置一直保留至今，这一行政区域目前在我国还是叫乡政府。因此，近几年开始，不少学者又开始使用乡村这个词汇了。

把村落称之为乡村，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与城相对应，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许多居住在城里的人把居住在乡村的人称为乡下人，而乡村人则把他们称为城里人，而不是称作城市人。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是没有城的概念的，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黄帝内经》记载：“黄帝始立城邑以居”。“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可见，城的最初职能主要是起防御作用，各级政权的陆续建立和军事驻军推动了城的发展，城逐渐成为了一个区域的政治中心。但是，早期的城与市是无关的，市是聚集货物进行以物换物的买卖交易和集中做买卖交易的场所。《说文》的解释是：“市者，买卖所之也。”当城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城里的设施逐渐完善，交换物品的“市”从市井、野市、郊市逐渐向“城”里靠拢，同时，专业贸易人群的出现和手工业的发展也必然促进了城区市的发展，于是“城”和“市”就逐渐结合起来。据史料记载，到了唐代，长安城占地841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东市和西市逐渐发展成为长安城两大著名的商业中心。东市位于现西安交通大学一带，在当时主要是国内市场，主要销售出产在中国的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西市则位于西安市劳动南路和东桃园村之间，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性市场和时尚娱乐中心，主要销售出产在西方的商品，如玻璃制品、钟表、机械制造品等。“买东西”一词即来源于此。［3］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功能也在不断拓展，现代城市具有了更多更大的功能。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

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尽管我国城市规模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城乡差别显著增大，但由于人口的自由迁徙，称乡村也好，称农村也好，都还是地理区域的概念。新中国建立后，农村已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了，因为它被附加了身份特征。

1948年11月2日，著名的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得到解放，但是，各种匪患还非常猖獗，为了发动群众，有效打击匪患，在一些地区开始实行人口登记制度，目的是为了有效甄别土匪，确保社会治安，这一措施非常有效，随后，在1950年，公安部制定了《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为了保障刚刚解放的城市秩序，1951年公安部又制定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第一条就指出：本条例是“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住迁徙自由”而制定的，并且制定了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各户均置备户口簿，按实填写，以备查封，医院除备有户口簿外需另备住院病人登记簿，病人出院按时报告之，旅栈、客店需备旅客登记簿，于每晚前送当地人民公安机关检阅查证”。可见，最早的户籍制度主要目标是维护社会治安问题。1955年6 月9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户口登记成为了人口常态管理措施。在这一时期，尽管开展了户口管理，但并没有对人口迁徙进行限制，尤其是对城乡间人口流动没有实质性约束，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很容易，3天内到有关部门登记暂住户口，居住时长超过3个月，就可申报常住户口。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156个援助项目为重点的大规模工业建设，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吸引了大批乡村劳动力进入到城市，乡村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人力支持，但是，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到了城市，使刚刚处于恢复和发展的城市承受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于是1953年政务院第一次发出《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我国初步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体系。由于重工业体系下的资本密集型城市工业无法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为了保证城市重工业的顺利发展和城市的就业率，限制更多农民进入城市就成为了这个时期的必然选择，同时，城市有关就业、福利保障困难也是限制农民进城的重要原因。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同年11月19日政务院做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对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国家通过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禁止私营粮商自由买卖粮食。1955年8月25日年国务院发布了 《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这两个文件颁布后，全国开始了城市粮食凭证供应制度，一般是市镇非农业人口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工商行业用粮按户定量、牲畜饲料用粮分类定量的供应制度。供应实行“四证三票”（“四证”即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三票”即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地方料票）、定点供应办法。粮食供应制度的建立拉开了城乡分割的序幕。由于城乡之间、不同等级城市之间居民生活资料的不同供应标准和极大的保障差别，使城市与乡村之间、市民与农民之间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保障诸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差别，这种“势差”成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诱因，潜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趋势。为了保持这种“势差”，国家不得不筑起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建立包括户口管理制度、城镇居民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制度、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和城市福利制度等一系列阻挡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制度闸门。1955年11月7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对城乡的划分做出了细致的规定。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 《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该《指示》将以往的“劝阻”改为“制止”，拉开了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序幕。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审议通过，此条例第十条对农民进入城镇做出了约束性限制：“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从此，农业劳动人口不能离开土地，与这种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应运而生。

三

在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在一般情况下就很难进入到城市，而通过教育，尤其是通过接受直接与就业相连的职业教育就成为农民进入城市的最好途径，所以，如何控制农村人口通过职业教育进入城市，也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随着整个劳动人口身份的确定，根据不同部门、不同身份建立了相应的职业教育体系，从而形成了由不同身份组成的职业教育系统。当时人口身份主要分三类，即干部、工人、农民，与干部身份对应的是中等专业学校，与工人身份对应的是技工学校，但与农民对应的职业教育处于空白，因此，建立培养农民身份的职业教育——农业职业中学的产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与此同时，大跃进也是农业职业中学产生的重要原因。1958年年9月19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同时，与经济领域一样，国家对教育也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进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应当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人，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将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各大协作区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渐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各省、市、自治区有责任满足中央各部所属学校的招生任务，教育事业发达的地区有帮助教育事业落后的地区的责任，教育事业落后的地区要尽力在三年至五年内做到不向别的省、市、自治区招生。中央教育部负责全国教育事业的综合规划和平衡”。这是教育大跃进的纲领性文件，此文件的下发标志着教育也进入了大跃进。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农村职业中学产生了。1958年3月8日，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的倡导下，江苏省海安县成立了双楼农业中学，这是全国第一所农村农业中学。当时的省委书记陈光、副省长管文蔚分别寄了贺信，指出这是一所“新型的学校”、“伟大的创举”，是“全国农业中学的第一面红旗”。而另一所农业中学即江苏省勇敢农中的创办过程就有比较详细的报道，据如皋地方志记载，1958年，党中央指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1958年3 月20日，全国第三所农业中学——如皋勇敢农中延生。这一年，全国先后兴办农业中学87所，164个班级，学生7332人，教职员工189人。1958年4 月28日，江苏省委在扬州召开农中代表会议，勇敢农中教师徐良泉作了“教学为生产服务，学校在群众中扎根”的介绍，副省长管文蔚给予肯定，称该校是“农中的典型”。从此，浙江、山东、吉林、江西、安徽等省的教育参观团先后慕名前来参观学习。1958 年7月3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中共南通地委宣传部的文章 《如皋县勇敢乡农业中学巩固提高的经验》，在同日的《新华日报》还发表了江苏省委书记陈光的文章《六间破堂屋，偏偏出状元》，介绍了勇敢农中的办学经验，接着《光明日报》、《吉林日报》等相继转载。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颁发，《指示》对今后的办学提出了方向：“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可以自己办，也可以协助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生可以在学校自办的工厂和农场中劳动，也可以到校外的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去参加劳动。学校办工厂和农场，要尽可能注意同教学结合。学校也要协助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开办学校。”“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有中央的积极性，又要有地方的积极性和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指示》提出了“为了在教育工作中既能发挥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积极性，又能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全部的小学中学和大部分的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已经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仍属中央各部的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也应当由各部下放给各部所直接领导的厂矿、企业、农场管理。”全国掀起了兴办农业中学的高潮。据吉林省地方志记载，1958年，吉林省大办以农业中学为主的职业中学。当年，全省农业中学发展到2214所，在校生11746名。其他职业中学325所，在校生32393名。江西省1958年全省新办农业中学1506所，在校生56464人。

1959年3月20日《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教育事业发展计划的意见》中显示，1958年全国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为147万人，农业中学200多万人，1960年4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全国共有农业中学已达3万多所，在校学生296万人，平均每个公社有农业中学1.2所、每所农业中学有学生约120人，基本实现了每个公社都有农业中学，可以想象，在那个历史时期两年内建立这样规模的所谓农业中学会是什么样子。

不管什么样子，从此开始，我国的职业教育也进入了城乡二元结构，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之时也没有放弃这一思维模式，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不断地被提出所谓的农村职业教育问题，所谓的农村职业问题才会凸现出来。从这一点说我国所谓的农村职业教育不是由于自身发展而出现的，它是人为设计出来的，在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研究、我们的政策是不是还潜伏着这样城乡二元结构的假设，潜伏着这样的分工假设，依此来对所谓的农村职业教育进行着规划，这也正是本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事实上，如何看待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我们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从上世纪初开始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实业教育过程就存在着办学方向问题，它的成效如何，也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总结。经验不需更多的总结，因为它自然会得到发扬，需要的是汲取历史教训，这样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838．

［2］侯保疆.乡镇建制：历史、现状及未来［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

［3］买东西［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168451. htm．

责任编辑肖称萍

申家龙（1965-），男，河南延津人，河南科技学院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河南科技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经济学与农村职业教育研究。

2013年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城市化背景下河南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研究”（编号：2013－ZG-001），主持人：宋飞琼；同时受河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创新型科研团队“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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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158（2015）01-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