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才 耿 响

第六届国际学徒制创新网络会议于2015年9月1-2日在澳大利亚的巴拉腊特举行。“国际学徒制创新网络”（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Innovative Apprenticeship，简称INAP）是重要的国际职业教育研究组织，引领着世界职业教育的研究方向。近年来该组织主要致力于现代学徒制研究。现代学徒制是在吸取和借鉴传统学徒制优点基础上，进一步密切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联系的一种重要职教模式。目前，世界劳工组织、经合组织以及欧美各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学徒制方面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广泛运用于各国职业教育的实践中。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模式，现代学徒制也是我国当前职业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重点。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学徒制建构：达到经济和社会的目标”（Architectures for apprenticeship：Achie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goals），包含学徒制的投入与收益及利益攸关者、学徒制教学法、学徒制教育质量以及发展学徒制的意义四个议题。会议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及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德国不莱梅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支持，吸引了世界各地职业教育领域100余位研究者的积极参与。

一、学徒制的投入、收益及利益攸关者

（一）学徒制的投入与收益

对学徒制的投入包括资金、时间、培训岗位等方面的资源投入，收益既包括用人单位从投入中获得的收益，也包括国家和社会从学徒制中获得的收益，还包括学徒制自身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及学徒毕业率。

美国现役军人学徒项目（United Services MilitaryApprenticeship Program，以下简称USMAP）被认为是美国四大注册学徒培训项目之一。2008-2013年其学徒数量由5.1万人增加到近8.8万人，部分弥补了同期美国学徒培训量的下滑趋势。当前，美国约25%的在册海员和1/14的海军参与了该学徒项目。USMAP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它在美国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学徒办公室（Office of Apprenticeship）注册了100多个民生职业培训项目。美国华盛顿城市学院（Urban Insitute）的罗伯特I.勒曼和德夫林·汉森 （Robert I.Lerman&Devlin Hanson）的研究团队分析了USMAP的资料，访谈了其核心运作成员（包括官员），并在两个海军基地（位于弗吉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和两个海军陆战队基地（均位于北卡莱罗纳州）与USMAP学徒、结业生和培训教练（共76人）开展了11个焦点小组讨论。研究发现：（1）现役士兵普遍反映完成学徒培训带来的收益不大。尽管取得培训证书后结业生在晋升方面有微弱优势，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都不认为USMAP结业生比未参与该培训者更胜任工作。（2）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USMAP训练的主要是技能和经验，而这些现役士兵通常在军队里都能获得，因为所有服役人员都要参加工作任务培训班来为一线工作做准备。而针对非常规工作的训练量在SUMAP中不超过20%。（3）此外，学徒和教练对培训目的的认知有限。现役士兵很少或没有目的性地参与USMAP项目。通常，潜在的学徒得知参与USMAP有好处，投入仅仅是写下自己完成相关任务的时间。至于USMAP证书与晋升和民间雇主的关系，学徒和教练很少或基本没有得到相关信息。只有少数教练说他们严格检查学徒在完成任务时展示的技能，努力确保学徒培训的可信度。（4）USMAP的一个重大漏洞是它缺乏与私人雇主的沟通，没能表明特定行业的私人雇主雇佣该项目结业者如何能获益。这种沟通状况弱化了USMAP培训技能标准满足民事部门技能需求的能力。由于USMAP的主要价值是培训广泛应用于公共和私人民事部门各类职业的技能，这种联系的缺失是令人吃惊的。（5）在结业率方面还缺少纵向统计数据，但目前来看是较低的。在2013和2014财年大约结业1.8万人，年平均0.9万人。但2010和2011年的入学人数是6.7万，年平均3.35万。可见，三年前的入学者仅25%最终结业。不理想的最初沟通、完成后对在役晋升作用有限、与私人雇主联系少以及管理问题都被认为是导致结业率低的可能原因。一些在役人员注册后从没真正参与培训项目也是导致结业率低的原因之一。

一般来说，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学徒培训收益是显著的。奥地利、德国、瑞士的年轻人就业形势都好于没有类似学徒培训的国家。但企业提供双元制学徒岗位的收益率、动机和顾虑是什么呢？在一些部门和行业，相关投资很高，但收益并不确定。还有一些行业（如旅游业）需要年轻人做学徒来“做中学”，但他们与学校难有持续的合作。奥地利格拉茨施蒂里亚教育经济学协会的Michaela Marterer和Peter H覿rtel研究发现，从奥地利的情况看，学徒制培训的投入多数来自企业，双元制的学校投入和基金则来自国家和州政府。企业投入依赖企业意愿，涉及企业与学徒签订若干年的培训合同、相关法律基础、企业完成职业教育课程和支持学徒进行部分时间的公立学校学习的完全责任。研究者具体分析了企业和政府的投资与收益情况。比如，工业企业对三年制学徒教育投入约8.0～10.5万欧元，相应的企业增加值为1.0～2.0万欧元。其他行业如贸易、旅游、服务业之间的投入收益结构相互间有很大的不同。研究者认为，经济上的收益率不是企业开展学徒制的唯一重要因素。企业的动机受企业哲学和根本原则的高度影响，从传统的历史背景和长期质量和资格考虑，它们是企业在本地和全球化竞争中得以生存的准则。学徒制对政府和社会的效益也是影响这些公司态度的因素。这些方面在教育、就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中都应被考虑。

德国学者William Petersen和Maik Jepsen从“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方面对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学徒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他们在报告《作为职业教育课程基础的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的开发》中认为，职业教育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就是培养出符合劳动力市场职业资格需要的青年。职业教育项目的推进面临着获取劳动力市场和职业要求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领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采用“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就是途径之一。但是这对于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的质量要求很高，目前的研究仍处在第一阶段，即对不同的（德国、美国、国际劳工组织、澳大利亚/新西兰）职业资格分类及标准的质量进行了验证。

辍学是学徒培养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围绕学徒辍学的原因及政策影响，澳大利亚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的Phil Loveder在报告《对辍学学徒的理解》[1]的基础上，对澳大利亚20万贸易学徒将近一半辍学的现象研究发现，导致学徒辍学，人际交往（同事之间、与领导之间）问题、被解雇等雇佣相关的原因是最常见的，其他原因还有学徒对自己的工作经历不满意、工资待遇不理想、雇主的竞争力低及发展前景不乐观等。

（二）学徒制的治理与利益攸关者

学徒制的发展需要政府、学校、企业、行会等一系列利益攸关者的支持与运作。这些力量直接影响着学徒制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融资环境等外部发展环境。来自澳大利亚、德国、瑞士和中国的学者分别从学徒制发展历史和国际比较等多个角度展开了该主题研究。

结合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历史及现实案例，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教育学院的Mike Brown的研究《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商贸学徒培训制度的历史》以Green的技能模型为依据，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学徒培训历史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低规范程度阶段、相对混乱的规范阶段、整合后的双规范阶段以及国家规范下的责任共担阶段。结合RMIT钳工业贸易培训及里士满TAFE钣金贸易培训的案例，论证了学徒制的“弹力”以及不同利益攸关者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从历史视角看，发达国家特定阶段的历史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德国学者Volker Bank的报告《历史视野下职业教育的国家管理》围绕19世纪德国萨克森的一个案例展开。他认为当时职业教育遇到的问题与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十分相似，需要从政策、经济等方面营造双元制良好运行的环境条件。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瑞士学者Thomas Deissinger和Philipp Gonon的《德国和瑞士职业教育体系的利益攸关者以及他们在引导学徒制创新上的角色》对比了在推进学徒制创新方面，德国和瑞士职业教育利益攸关者所扮演的角色差异。在这两个国家，利益攸关者都积极地参与并塑造着学徒制的改革。除了政府、政策智囊团和公众以外，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学徒制培训对于青年教育、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为了保障学徒制体系的良好运行，利益攸关者对改革措施的辩护以及不同利益攸关者之间达成共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工作场所技能及创新研究院的Nicholas M Wyman和Joanne B Gedge在 《德国式的职业教育模型与美国部分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学徒培养路径的关联》研究中，对将德国式的职业培训模式迁移到外国市场能否解决地方性的技能缺口和青年人的高失业率问题进行了探索。通过对美国南部的一家德国工业企业进行定量研究发现，通过建立多部门合作并根据德国的资格认证标准重新设计培训包，利益攸关者能够设计出改变传统观念和本地市场对学徒制需求的项目。德国不来梅大学的Ursel Haushcildt和Wolfgang wittig的《双元制的政府管理与融资：评估框架的基础及五个欧洲国家的比较研究》在由不来梅大学成立的欧洲五国（意大利、拉脱维亚、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的职业教育管理和融资项目的基础上展开，通过对理想模式与各国间实际推进状况的比较研究发现，二者存在一定的差距，并且在具体的实践中，法律框架的搭建以及融资的压力并不是由各个利益攸关者之间共同承担的，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公众责任。

我国天津大学潘海生的报告《中国地方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治理框架》，基于2013年的全国调查和2014年的个案研究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正在试图建立起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治理框架以弥补学校与企业之间的鸿沟。应关注三个方面的治理框架：体制框架、组织框架和融资框架。体制框架的目标是将职业教育融入到行业发展的策略中；组织框架则为利益攸关者能够充分地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搭建平台；而校企合作的融资框架则为校企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然而由于国家层面的法律、机制的不完善以及行业协会的不成熟，地方政府搭建治理框架的尝试并未能如愿达成。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王金兰等对基于学校、企业和行业协会三方合作的学徒制创新模式进行了介绍。基于“一个理事会和三个委员会”的组织结构，重点研究了利益攸关者的职责、三方合作的方法和关系、工程设计和理论交替的教学组织形式的实施策略等问题。另外，她还展示了建立在以下四个维度上的学徒制评估体系，即学徒的个人完成情况、从业者的心态、职业经验和工作技能。

二、学徒制的教学法

如何开展学徒制教学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相关问题包括学徒岗位的获得、学徒培训的准备、学徒所用的工具、学徒培训的准则等等。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完善的法规和制度约束企业，学徒岗位有限，大部分职校学生难以获得学徒岗位，广泛推行现代学徒制是比较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广州试点项目尝试通过校企合作、以学校为主培养技师。广州市职业技术教研室的顾东莲总结了广州试点项目的经验，认为在这种技师培训过程中需要集中注意解决三个问题：企业和学习岗位的筛选、学习内容的评价，以及学徒身份的认可。具体的培训安排是决定学徒制教育效果的关键，给学徒安排哪些活动、如何安排、如何考核等等都是重要问题。杨八妹、李可敬、白滨、翟恩民开展的《大师工作室的学徒制培训教学研究》也发现，在中国难以找到合适的企业支持双元制学徒培训，在一些小企业，学生也缺乏学习机会。作为对策，中国的许多职业院校建立的大师工作室，用社会真实任务来培训学生也能实现现代学徒制教育。学生借此在校就能获得工作经验和专业技能。需要依据真实的企业工作任务来设计职业院校大师工作室的课程，处理好工作任务与教学任务的关系、注重发展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以及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

在开展学徒制教育时，学生进入学徒期之前是否有必要做些准备呢？新西兰工程和贸易学院Manukau技术系的James Cannan认为，受技术变革、技能需求、经济因素驱动，工作场所学习已成为学习的主焦点，对于为工作而准备和培训的学徒或学徒预备人员而言，工作场所学习有其自身挑战。当前，在学生进入工作场所之前就开始巩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育和培训项目逐渐成为了趋势。经过对所搜集数据的分析，其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高职院校有必要开展注重实践的培训项目，从而更好地落实在岗或离岗的学徒培训计划。

在教育技术方面，关于开展学徒制所需的设施，新西兰Christchurch多科技术学院的Selena Chan研究了在一系列项目中如何将平板电脑Windows-RT桌面转变为学徒进行职业学习的环境。发现平板电脑的视频功能可被用于改善学徒职业技能和职业倾向学习。视频功能还能用于学生进行同辈学习的反馈。职业技能和职业倾向学习能加速学生学习有关职业评判的重要内容。因此，她建议进一步完善这种移动学习的布置。

学徒制的教学是否须坚持某些准则？瑞典于默奥大学教育系的Fjellström和应用教育科学系的Kristmansson通过比较瑞典两种不同学徒制系统（高中学徒制教育、毕业后工作中的学徒教育）背景下的建筑工人和售货员学徒学习，发现这两种明显不同的教育系统存在相似性。但两个教育系统在目标表述和工作场所供给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工作场所的要求往往超越纯粹的文本标准。因此，二者都应进一步依据职场活动与工作场所需求来发展学生的职业能力。

三、学徒制教育质量

如何具体安排学徒的活动才能提高学徒制教育的质量，如何做才能保证学徒制自身的存在质量，如何开展培训才能让学员满意，如何评价培训的质量及学徒职业能力水平等问题是本次会议在讨论学徒制教育质量时的焦点。

关于如何具体安排学徒的活动，北京师范大学耿响、白滨等人的《工作过程知识的获取与工作任务研究——广州技师学院技师学徒制培训案例研究》，通过现场观察、半结构化和深度访谈发现提升机器人工程企业学徒制培训的质量有一定规律，即工作任务应带着问题以促进学徒的反思，应有一定的自由度帮助学徒获得工作过程知识，应有一定的任务更换频率以使学徒学到更多工作过程知识。

对于学徒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的谢良才针对中国传统手工艺学徒制传承遇到的困境，通过案例研究发现，传统手工艺学徒制传承的延续需两个条件：一是自身生产过程包含大量隐性知识，二是相关手工艺产品有市场需求，从而学徒学成后能有就业出路。当前手工艺学徒制传承面临招收学徒困难而难以为继的困境。其实质是手工艺本身的生存困境。因此解决当前困境的对策，首先是要勃兴学徒制赖以生存的行业基础。具体措施包括：一是要有产品创新，不能局限于传统产品。二是要注重开拓市场，手工艺产品有其高品质和审美价值，注重市场开发都会找到相应的小众高端市场，从而为工艺繁荣和学徒就业解决出路问题。从实践来看，与职业院校合作进行现代学徒制培训是传统手工艺学徒制延续的一条有效路径。

至于学徒制的学员满意度问题，澳大利亚联邦大学教育系的Erica Smith用案例研究探查了受训生制（traineeship）作为培训新员工到公司的重要操作岗位上的一种培训战略的作用。受训生制是澳大利亚学徒制的一种类型。研究选择的样本公司和岗位分别是闭路电视公司核心员工和国有公交公司司机。由于存在特殊关系，即雇主也是受训生制的培训提供者，因此，公司为培训负完全责任。研究结果显示，大规模的受训生制开展意味着在指定岗位上的劳动力整体得到了标准化的培训（评估结果达到国家标准）。一些受关注的问题，如雇主对培训的支持与承诺、培训各方缺乏协调在这两个案例中都不成问题，因为所有培训相关方，如培训者和经理都有稳定的经常性沟通。存在的问题是培训更多的是隐性的，一些雇员不完全满意他们接受的培训，希望培训更正规化。她建议开展的培训应更具可视性和透明性，别嵌入太多工作任务。

在学徒培训质量的评价方面，南非约翰内斯堡制造工程及相关部门教育与培训组织的Lusanda Bantwini和TsholoMungoni的研究证实，将“成本、效益与质量”在线自我评价工具（简称CBQ，三个字母分别对应 Cost、Benefit、Quality）系统地用于学徒培训是有效的。它是优化企业内学徒制培训成本效能、效益和质量的咨询工具。培训方需要评价他们的培训对能力开发和公司效益两方面的影响。而在南非，CBQ是拓宽培训方对这种评价的理解的有力工具。在学徒职业能力测评方面，依据COMET方法论，欧洲护理专业的能力测量2012年于瑞士开始了第一个项目。紧随其后的是2013-2014年的欧洲试点项目，在达芬奇计划的框架下，德国、挪威、波兰和西班牙的培训部门纷纷参与。德国不莱梅大学TVET研究组织的Ursel Hauschildtd的报告基于相关的背景数据，总结了能力评估国际比较的挑战和主要发现。南非COMET项目最近则完成了对焊接、机械及电力职业810位参与者的第二阶段COMET系列测试。针对南非TVET系统的测试任务的开发和效度验证是在2014年初进行的，并在当年底完成了大规模测试。南非约翰内斯堡制造工程及相关服务部门教育与培训组织的Helen Brown汇报了对于COMET测试结果来自受测学生的教师的回应。

四、发展学徒制的意义

（一）学徒制作为职业生涯路径

青年人失业率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学生的职业能力水平与政府政策和战略所创生的就业机会的接近程度。南非NORTHLINK学院的Patricia Jacobs认为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分析反思性、观念性思维及基于工作的学习理论来应对。新手对专家范例的思考、概念思维、功能性到整体性的能力变化是改善学生与工作场所联系的催化剂。他运用COMET能力诊断模型发现了扎实的实证证据，证明学生由职业学校到工作过渡缺乏整体的问题解决技能。参与COMET测试者是来自6所职业学院和5所私立工程培训学院的813名学生及工匠（来自机电一体化、装配、焊接、电气专业）。自变量是学生整体的问题解决能力，因变量是职业能力水平。测量工具包括：（1）COMET能力诊断评价和开发工具；（2）由30个项目组成的问卷：测量COMET评价反馈对职业能力发展的影响；（3）COMET职业承诺和动机问卷；（4）对职业院校学生的焦点小组质性访谈。布置了COMET大规模开放性测试任务测评学生整体性解决复杂专业问题的职业能力。对测得的职业能力水平进行排序和分析。研究结果是：（1）职业能力测量结果显示，资格不能保证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典型课程对学生从学校到工作过渡所需做的准备是不够的。在83名学生中，31%的得分低于5分因此被排除在最终的分析之外。与单独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相比，参与双元制学徒培训项目的学生在真实工作情境中获得了更高的职业能力水平。（2）整体能力水平在年级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模块化的应用性课程似乎会导致能力发展的停滞以及从学校到工作过渡相关路径创新的阻碍；54.6%的学生发现测试任务较难但很有用；超过92.2%的受测者表达了将这类测试任务变为他们培训一部分的愿望。（3）在焦点小组半结构化访谈过程中，学生的反馈为了解学生整体问题解决和职业能力水平的定性统计数据补充了有价值的实质信息，包括：脱离工作场所的职教课程教学难以帮助学生做恰当的工作准备；双元制对于学生的工作准备是必要的，但必须得到很好的安排和组织，要有清晰的、包括所有利益攸关者的谅解备忘录；学生在工作场所生存所需的品质包括团队合作、适应性、忠诚和承诺、观察能力、倾听技巧、纪律性、工作现场经验、摆脱定式的思维能力、创新性、整合能力、发现机会的能力、好的人际关系和幸福感。

2010-2012年广州技师学院实施了一个支持高等学徒从学校到工作过渡的试点项目。学校的14名高等学徒受训于广州机床厂，项目结束时6人获得了技师职业资格被该厂聘用。广州技师学院的吴浩介绍了该试点项目得出的一些经验，即学徒制模式在中国的推广需要更多改革，包括（1）须整合学徒制和正规教育系统；（2）企业的权利和责任应被明确界定;（3）应建立学徒制的教育框架;（4）学徒制应对应更高级的职业资格。

澳大利亚学者正在对学校本位的学徒制和受训生制（School-Based Apprenticeships and Traineeships，以下简称SBATs）开展为期三年的纵向研究，探究SBATs作为从学校到稳定就业的通道的特点和效能。墨尔本大学职业与教育政策中心的Kira Clarke、Malgorzata Klatt等学者在会上报告了该研究的一部分，即通过分析澳大利亚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NCVER）的两份组合单元记录文件（Combined Unit Record Files，CURFs）， 了解到的澳大利亚学校本位学徒制和受训生制下学徒情况及选择的专业和资格的类型。学校本位的学徒制和受训生制是1996年为替代全日制学徒制被引入澳大利亚的，是澳大利亚就业本位培训的新形式。它能使高中生在不影响学历证书获取的前提下获得有偿兼职培训的机会。在一些地区，它为那些因交通和距离障碍难以接受全日制学徒培训的学生提供了折衷方案。由于能帮助学生找到技能型工作，它常被政府用来应对较高的青年失业率。研究发现，在政策上，对SBATs的激励有不断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对各州雇主接收年轻学徒并且学徒成功完成他们的四年合同的情况。在学徒数量方面，2013年共有21676校本学徒（SBATs learners），占所有职业教育专业中学生的近9%，男女生数量基本相当。在通过SBATs完成中学学业的年轻人中，43%来自社会经济地区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 For Areas，SEIFA） 排名 2/5以下的低位地区，其中女性多于男性。在专业方面，75%的校本学徒选择了四大专业之一：26.5%选择商业管理，20.2%选择了餐饮酒店和个人服务，15.2%选择了社会和文化，13.1%选择了工程和相关技术。

澳大利亚“成人与职业教育中的女性”组织的Linda Simon和墨尔本大学职业与教育政策中心的Kira Clarke进行文献分析发现，在澳大利亚，学徒制作为一条职业生涯路径的地位对女性而言是不高的。当前，中学毕业后进入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和 mathematics）相关行业领域的年轻女性相对年轻男性而言非常少。尽管女性占澳大利亚劳动人口的46%[2]，但在建筑、采掘、公用事业三个行业女性员工分别仅占约12%、15%和23%。对一些行业工作场所“女性少”的负面经验和理解阻碍了年轻女性对相关学习路径的选择。他们提出学徒制也应对女性有用，应有利于年轻女性在非传统职业的就业。研究者还具体提出了9条策略，如应明确STEM及非传统职业中女性的角色模式，以便她们有更广阔的职业选择范围；在高中期间女生需要更低成本的STEM及非传统职业尝试与体验机会；在支持职业探索方面，中介组织，如伙伴关系中间人能发挥重要作用，应使之发挥更大作用缓解学生职业探索的市场化压力。他们还提出了4条政策改革建议，即（1）国家应明确支持将职业探索活动嵌入学生的中学课程之中；（2）学校与行业企业的伙伴关系应包括伙伴关系中间人；（3）学校的生涯规划指导应专业化；（4）在现有基础上应有持续的资源投入以落实相应战略。

（二）学徒制对社会正义的贡献

从价值追求来看，正义是公平的同义词，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和永恒的目标；从运作方式看，公平是平等和效率相互促进的和谐统一。[3]就学徒制对社会正义的贡献而言，既体现在它对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率的贡献上，又体现在它促进每个人都能接受基本教育并在自己喜欢的专业上进一步发展的教育公平上。就前者而言，本次会上有澳大利亚研究者关注了绿色技能的形成，就后者而言，有南非研究者提出多途径地使更多人接受学徒制教育从而促进社会正义。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 （LaTrobe University）的Mike Brown及可持续发展咨询公司（Sustainably）的Fabian Sack在会上简要回顾了澳大利亚2008、2010、2012、2014年开展的“创生绿色”调查研究的系列成果。调查的内容是澳大利亚学徒和培训生的技能形成和使用，调查和相关研究在时间上与《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计划 （2005-2014）》（DESD）相吻合。为推进DESD，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主要战略是2010年实施了 《绿色技能协议》。“创生绿色”调查项目是2008年由杜赛尔多夫技能论坛（Dusseldorp Skills Forum，DSF）和澳大利亚世界技能（WorldSkills Australia，WSA）竞赛小组发起的，目的是了解澳大利亚技能型年轻工人的技能经验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一次调查的调查对象是2006年到2008年澳大利亚世界技能竞赛参赛者。由于存在不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模型，首次调查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概念界定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在此后的历次调查中，可持续发展能力都被理解为三重基线模型 （the triple bottom line approach），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被认为同等重要。研究结论是，澳大利亚的学徒、培训生和他们的工作场所对可持续性技能的需求一直是很高的，并且大多数需求能够被满足。那些报告在DESD期间通过培训项目持续发展可持续性技能的学徒和培训生的数量有增长趋势。而报告通过工作来开发这些技能的学徒和培训生最初有上升趋势但随后开始下降。另外，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发展这些技能的频率和程度是有差异的。

在南非，有大量中学毕业人口达不到学徒制的准入要求。因此，应该创造更便于人们接受学徒制的灵活途径。鉴于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往往将未就业者和失业者抛向非正规经济，南非制造与工程及相关服务行业教育与培训局（merSETA）的Ansa Liebenberg讨论了南非贸易工人在非正规经济中学习，使学徒制系统扩展到非正规学徒的观念构架，从而促进社会正义。南非2011年的就业数据显示出该国非正规经济的以下特征：（1）从业人员包括自主创业和就业两种，从1997年到2003年年均增长8%，此后有更高的增长；（2）就业和子行业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与正规经济相似；（3）尽管有2.7%和16.6%的非正规就业者分别完成了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但仍有44.3%的非正规就业者没有完成中等教育；（4）接近16.2%的职业为手工业或者与贸易相关。按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南非非正规经济吸收的劳动力比例还比较小。[4]为保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正规经济部门不得不进行突破性创新，重新思考日常业务的运作、自动化或者外包。因此，失业率的增长成为许多正规行业的特征。于是，在非正规经济中寻找生计的人越来越多。但是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缺乏社会保护，这个问题与社会正义密切相关。Ansa Liebenberg指出，非正规经济大大摆脱了政策和法规框架。为了实现与工作融合的学习（work-integrated learning）就需要认识非正规经济的工作场所。同时，为了寻求社会正义，以下观念可能引出更细致的办法来达到社会包容和可持续性：（1）探索非正规经济的政策方法，允许非正规经济的自然发展，也包括最小限度的工人保护；（2）认识非正规行业作为可选择的工作场所的作用，为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人进行与工作融合的学习创造途径；（3）通过认可过去学习（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RPL）的过程，提升手工业及贸易相关工人（craft and trade related workers）进入学徒制的机会。

会议呈现的上述研究成果，围绕“学徒制”这一核心主题，既有宏观经济和政策方面研究，又有微观的教学层面研究，让与会者全面了解了国际学徒制研究的最新进展。我国现在也在大力发展现代学徒制。但比较而言，我国的主流研究是探索职业院校教学如何更紧密地与企业实践相结合，在学徒制的投资与收益、学徒制教育质量、学徒制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三方面的实证研究还较少。而在学徒制对社会正义的贡献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因此，上述一系列研究不仅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研究领域的广泛性上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1]Bednarz A.Understanding the non-completion of apprentices[R].Adelaide:NCVER，2014.

[2]Australian-Bureau-Of-Statistics[Z].Labour Force Australia March 2014Catalogue No.6202.0，2014/2014-04-10.

[3]郝文武.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相互促进的关系状态和基本意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4]Blaauw D.The Informal Sector:An African Perspective.:the DTI Small Business Summit in South Africa[Z].South Africa: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