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琼+熊利

【人物名片】

牟大明将军， 解放军高级将领 。1943年10月生，重庆合川人。1961年9月入伍。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7月任西藏军区步兵学校副区队长、教员。1970年5月任解放军四川省广安县中队队长。1973年7月任四川省广安县人武部副科长、副部长、部长。1983年8月任四川省南充军分区副司令员（1983年10月-1986年8月在军事学院学习）。1986年9月任四川省南充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93年4月任四川省重庆警备区司令员（1993年5月-1997年5月任中共四川省重庆市委常委）。1997年7月-2003年3月任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并晋升为少将军衔。

新年伊始，羞涩的阳光终于在山城露脸，推开厚厚的雾层，暖意扑在身上，让人不禁感叹，好一个晴天，好一个日子。在阳光灿烂的这天，记者拜访了重庆直辖后第一批副司令员里的牟大明将军。

按照事先约定的采访时间，在牟司令家中，记者同这位充满智慧的当代将军进行了真诚交流，聆听了将军的战斗经历，感受了革命前辈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表现出的艰苦奋斗、英勇善战、保家卫国、追求幸福的高尚情怀。拜读将军多年来创作的众多丰富的诗词，不难看到当代解放军高级将领爱祖国、爱党、爱人民的炽热深厚情感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贵品格。

时光回到1961年， 牟大明满怀对军营的向往，告别家乡的父老乡亲，带着满脸稚气，头顶金灿灿的阳光，胸戴火红的花朵，在锣鼓声、鞭炮声、叮咛声交织的美妙乐章中，把青春洒脱地打进背囊，裹进那草绿色的军装，迈出坚实的脚步……从此，牟大明和他的战友们将美好的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献给这绿色的军营。

记者：牟司令，请问您是怎样踏上您的军旅生活的？

牟大明：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1961年，我刚好初中毕业。在 “高中录取通知书”与“入伍通知书”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记得当时一共有2000多人报名参军，组织只挑选了42人，而我就是其中幸运的一人。这个决定，我当时并没有前前后后想太多。我看到大街小巷的“抗美援朝”胜利宣传字报，十分欣喜，万分羡慕。当面临这个选择时，脑海里想的就是，“当兵是为国家好，是为家乡好。”在部队也有机会、也有条件上学。

记者：自此，可以说您同军队、军人结下不解之缘。在这个旅程中，想必属于您的故事也是波澜壮阔。您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牟大明：朝鲜战争，我生不逢时，错过了。但在我参军的第二年，也就是1962年，我参加了中印自卫反击战，这场战役也被印度称为瓦弄之战。这次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剌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之脉南侧地区进行，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可想而知的。我军扛着苏联制式的武器装备，艰苦奋战。这场战争，最终我方取得了胜利，我们作战部队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

1962年11月21日24时，总参谋部用特急电报下发到各部队，1962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1962年12月1日，我军主动后撤。到1963年3月1日全部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这是我国政府出于保持中印友好关系的愿望，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

我边防部队奉命将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进行擦拭维修，将缴获的其他军用物资进行整理包装，于12月中旬交还给印度。对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

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先例的，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经历过这场战争，我作为军人，我更渴望和平，更愿意守卫和平，更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记者：历经战役的最前线，您可谓是经验、资历颇丰的将领，都说“严师出高徒，严将出精兵”，牟司令是怎样要求自己的“精兵”？

牟大明：经过战争的残酷与艰苦磨砺，我更加珍惜当下。经过军队雕琢出的我，学会了真实、真诚和勤恳。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以身作则”，要求部下做到的，我自己首先要做到。我时常告诫我的部下，要善于进行总结与自我反思。定期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做出深刻的反省，在不断的总结中，我们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和平来之不易，我们作为军人，更应该时刻保持严谨的态度，时刻敦促自己，做得更好。

记者：离开工作岗位之后，牟司令您的生活还保持哪些原则和习惯呢？

牟大明：严谨是我一贯的风格，也是军人应有的本色。我让规律来指导我的生活、学习，严格地遵照“定时定点”这一原则。学习是需要一辈子贯彻、执行的习惯，现在我仍然坚持每天学习。在年老之时，能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我的心愿。我愿意在“热爱祖国”的这条道路上，永远走下去。

采访结束后，牟大明将军寄语表示：重庆地区广大青少年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祖国贡献力量。

寄   语

爱国工程不平凡，已经成立十九年。

国家领导兼主席，精英专家为成员。

爱国教育是重点，刊物网站作宣传。

凝聚全球华人心，激励全国人民情。

齐心协力建家园，小康建设能量添。

民族传统大发扬，实现梦想放光芒。

写于重庆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筹建会上

2014年 12月 18日

军人出身的牟司令，虽现已年过古稀，但当说起“祖国”“军队”和“爱国”时，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澎湃之情。在牟司令看来，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卫国家，守护人民。尽管，现处在相对和平的年代，但是，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与爱国情怀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爱国，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工程、战略工程、民心工程，只有团结中华民族一切力量，中国梦才可能尽早地实现。endprint

牟司令对于《祖国》杂志亦是早有耳闻，他寄语《祖国》杂志：“优秀文化，常宣传;民族精神，大发扬。”褪去往昔的铁骨铮铮，眼前的这位老司令员，言语间流露出的爱国情怀，依旧感人肺腑。前行在爱国主义道路上，牟司令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踏实、厚重。

延伸阅读：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首先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地区进行。印军部署的兵力有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总计约22000人。印度陆军原是英国殖民地军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多战场作过战，自吹嘘为“打遍欧、亚的劲旅”。与我作战的印度第四师号称“王牌部队”，是“印军编制、装备、训练的试点部队”。第一一四旅长期驻防克什米尔，并受过山地战训练。这些部队在印度陆军中具有代表性。印度的企图是：在东段，依据正侵占所谓“麦线”以南和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继续向西藏内地扩大侵占范围;在西段，依托其入侵的43个据点，继续向我境内蚕食，逐步侵占新疆阿克赛钦地区。我边防部队首先粉碎克节朗地区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克节朗地区和可能由达旺地区来援之敌;以新疆1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印军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敌，并视情况扩张战果;同时，以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向当面之敌反击，配合主要方向的作战。

我边防部队集结了10300余人的兵力，于10月20日拂晓开始反击。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互相掩护，交错前进，与印军展开了激战。负责摧毁塞维拉河岸卡龙据点的我二连六班班长阳廷安一往无前，勇猛反击，共攻克27个印军地堡，收复了卡龙据点，为驱逐入侵卡龙的印军第七旅创造了条件。

20日，我边防部队向该处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实施反击。首先利用夜暗隐蔽接近印军据点，尔后实施炮火急袭，随即一部从河谷北侧左翼插入印军前沿，向前推进;另一部从河谷南侧左翼发起反击，在工兵、防化兵密切配合下，经近40分钟激战，成功地拔掉了加勒万河谷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该处战斗结束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兵分两路，一路顺加勒万河谷南进;一路北上向西大沟发展。

21日，担负空喀山口财区反击作战的边防部队，抓住战机，向位于班公湖北岸中国一侧的西里扎普、安拉沟等地的印军进行反击;22日，班公湖南岸新疆守卡分队一部，清除了占据南岸及其以西另一据点的入侵印军。在班公湖西岸的西里扎普、4400高地、绝拉沟、野营地拔点攻坚战斗中，我军四战四捷; 战至24日，全部拔除了班公湖南北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入侵印军据点。

23日，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据点全部肃清后，我西线新疆边防部队奉命挥戈南下阿里，歼灭巴里加斯地区入侵印军。受领任务的部队不顾几天几夜连续作战的疲劳，以惊人的意志挥师南下，对阿里之口、约山口、巴里加斯等地的入侵印军进行反击。转移中，我边防部队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连续行军1400里，有的分队两次徒步齐腰深的冰冷剌骨的噶尔河。工兵分队在零下20多度的冰河上架桥，保证部队开进。部队吃不上熟饭，喝不上开水，吃冰雪，啃干粮，忍饥耐寒，于26日赶到甲岗——狮泉河一带集结。尔后，分兵两路：右翼由甲岗——且坎——拉干赫尔方向迂回印军侧后，断其退路;左翼沿狮泉河谷实施主攻，围歼印军于卫里加斯——卡日果之间地区。以阿支、且坎、扎西岗守卡分队配合主力作战。27日，反击部队一部抵达山口与印军打响。机枪连班长司马义买买提在汽车上为掩护战友下车，用冲锋枪向印军猛烈射击，吸引印军火力，他两次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掩护战友，直至壮烈牺牲。这次战斗毙、俘印军多人，占领山口。27日，阿支、且坎分队攻占约山口。同日，攻击部队对巴里加斯之印军形成合围。28日，打退入侵印军的进攻后，收复了拉多和碟木绰克等地。又收复了卫里加斯、卡日果等地。卫里加斯地区作战遂告结束。新疆边防部队在环境、气候异常恶劣的情况下，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入侵印军据点37个，收复部分领土，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东段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

1962年11月16日至21日，面对印军的再次武装入侵，中央军委即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继续分别在东段、西段反击入侵印军。东段，西藏军区前指指挥8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的兵力，向达旺河以南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为加强东段东部地区作战的指挥，决定组成昌都地区分前指（即丁指），由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军副政委钟池、政治部主任蓝亦农、昌都军分区司令员宏晋武组成，指挥4个团的兵力，向瓦弄地区反击西藏山南、林芝分区部队，在东段中部地区反击，以配合主要方向作战。西段，新疆军区前指指挥1个团的主力，在班公洛地区反击。

中印边界争端是二十世纪中叶国际关系史上富于戏剧性的一段。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亚洲的两个伟大的新共和国，尽管政治性质不同，似乎已经走上和睦合作的道路，但后来却为了几块荒凉的、艰险的、没有什么价值的土地争吵起来，还打了一场短促而剧烈的边境战争。印度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由此一落千丈。同中国友好曾经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制定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当世界各国是如此清楚地划分成两个集团的时候，印度拒绝把它的命运同任何一个集团——共产党的或反共产党的联系在一起;在国防上依靠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独立自主;冒着武装部队受到削弱的风险，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一切都取决于同中国的友好和有一条和平的北部边界。同中国发生冲突，北部边界上形势紧张，就需要支出巨额军费，这样就会使支撑尼赫鲁的各项政策的拱门整个垮下来。尼赫鲁的统治地位也会随之告终。

按照强权政治的逻辑，处于扩张时期的帝国，总是要向外扩张它们的边疆，直至遇到强大邻国的抵抗、或天险的阻挡、或是向前推进的动力消耗竭尽时，才会停顿下来。在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在印度就是这样不断地扩张它在这个半岛形的次大陆上的统治，一直扩张到喜马拉雅山这个大弧形。在那里，它接触到另一个帝国——中国。在边境地区的中段存在着一些小国和土邦，于是双方就展开了对这些接壤地带的争夺，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西北和东北段，由于没有可以充当缓冲的独立小国，英国当局就寻求同中国建立安定的边界。但当时它没有能够做到达一点，这就导致了二十世纪中叶的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边境战争。

（记者据牟大明回忆和澳大利亚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印度对华战争》整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