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杨洁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119）

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一直是我们研究青铜器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方面，青铜器作为酒器、炊器、兵器、乐器、生产工具等，有自身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青铜器作为礼器，其社会功能早已超过了器物本身的价值，更加具有抽象意义。西周以前，青铜器主要是用于祭祀，其使用对象不是人，而是鬼神，代表的仅仅是一种自然崇拜。直到西周时期，礼制系统的形成才赋予青铜器礼制的规范。此时，青铜器作为礼器，更重要的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青铜鬲作为青铜礼器中特殊的器物之一，无疑是我们研究青铜器功能转换的重要资料。一方面青铜鬲是从陶鬲中衍生而来的，代表了文化间的一种传承。另一方面青铜鬲不同于鼎、簋等大宗礼器，一直没有进入礼制系统的核心，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被人们所广泛应用。本文就以青铜鬲从炊器到礼器的转变过程，来探讨当时的社会状况。

一、“烹煮食物”——从陶鬲到青铜鬲

青铜鬲在产生之初就是以烹煮食物为主要功能的，就其来源来说，它是对陶鬲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青铜鼎的补充和扩展。

一方面，青铜器的很多器型都是仿陶器制作的。青铜器的器型很多都来源于陶器，可以说没有陶器时代就没有青铜时代，可见陶器对于青铜器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就青铜鬲来说，是仿制陶鬲而来，陶鬲是中国文化特有之物,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代表化石。例如，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鬲是在郑州商城出土的，此鬲立耳、腹壁较深，袋足瘦长，分裆较高，锥状足尖，腹部饰弦纹一周，袋足饰“V”形纹，通高24.5厘米，口径17.8厘米，明显具有的夏家店文化中陶鬲的特征。

从器型上说，早期青铜鬲的器型明显仿自陶鬲，大口，颈缩，上口有立耳，其下袋型腹极为丰满，使其腹部有最大的受热面积，实用性更强。

从文献记载来看，青铜鬲的烹煮功能也来源于陶鬲。《周礼·冬官·陶人》中记载：“陶人为甗,实二鬴,厚半寸,唇寸。盆实二鬴,厚半寸,唇寸。甑实二鬴,厚半寸,唇寸,七穿,注量六斗四升曰鬴。鬲实五觳,厚半寸,唇寸,庾实二觳,厚半寸,唇寸。《仪礼·士丧礼》中记载：“新盆盘瓶废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阶下”。《礼记·丧大礼》中记载：“甸人为垼于西墙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

从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陶鬲是在丧礼中悬挂在“重”上，用来煮粥的，可见青铜鬲的煮粥功能来自于陶鬲。

从纹饰来看，在出土的青铜鬲中，大量的以绳纹、弦纹、斜线纹等陶器上的纹饰进行装饰。例如，在山西天马曲村出土的弦纹鬲，斜线纹鬲，现藏于洛阳博物馆的叔父鬲（以弦纹进行装饰）等，都是典型的代表。

总的来说，青铜鬲来源于陶鬲，是对陶器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在继承陶鬲基本功能的基础上，由于青铜鬲更具有耐热性和可塑性，使得鬲的实用性大大加强，在西周时期得到广泛应用。

另一方面，青铜鬲的主要功能与鼎相似，都是烹煮食物的主要器类。对于青铜鬲的研究最早始于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书中共收录了11件青铜鬲，分别对器物的形制和花纹进行临摹，并记录尺寸大小。他依据“款足曰鬲”的标准，将凡是空足的器物均划分为鬲。这种以足为主的分类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鬲的特征，但过于单一和绝对化，不能够把握青铜鬲的整体特征，容易发生失误。例如：他所划分的一件，在我们今天看来其实是盉。之后，王黼在《博古图·总说》中对于青铜鬲做了全面的论述。书中记载：“周官三百六十各有司,存陶人之职,所司之物而鬲居其一。夫鬲与鼎,致用则同。然祀天地、礼鬼神、交宾客、修异撰,必以鼎；至于常饪则以鬲。是以语夫食之,盛,则必曰鼎盛；语夫事之,革,则必曰鼎新。而鬲则特言其器而无义焉,亦尤所盛者稻粱,簋所盛者黎稷而已。故王安石以鼎鬲之字为一类释之,以谓鼎取其鼎盛,而鬲言其常饪,其名称、其字画,莫不有也。今考其器,信然。”王黼的说法是比较全面的。

通过文字我们也不难看出，青铜鬲是饪食器的一种，与鼎同属一类。但在青铜鬲发展的早期，鬲并不具有礼器的功能，只是以日常的烹饪工具存在。鬲与鼎关系密切，功能相近，这从鬲自名为鼎就可看出。如伯鬲：“伯作（鼎）”（《集成》5073），昶仲鬲：“昶仲爽龙作宝鼎，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集成》3·713-714），沫伯鬲：“沫伯作鼎（《集成》5073）”，伯鬲：“伯作旅鼎”（《集成》3·514）等。

鬲作为炊器，主要是用来烹煮谷物。这从鬲自名为齍鬲可以看出。齍是古代用来盛放谷物的祭器，正所谓：“凡祭祀，赞玉齍”。鬲可用齍鬲自名，说明两者都可用于盛放谷物。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猜测，两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互相通用。如帛女鬲：“帛女作齍鬲”（《集成》3·535），伯邦父鬲：“伯邦父作齍鬲” （《集成》3·560），姬乃母鬲：“姬乃母作齍鬲” （《集成》3·546）等。除此之外，青铜鬲也可用来烹煮肉食，但由于容积较小，只适用于小型肉食。例如，1991年在陕西泾阳高家堡墓葬中发现的云雷纹鬲，内部有兽骨，梅核两枚。[1]1976年在陕西扶风云塘墓葬中发现的弦纹鬲，内部有鸡肋骨遗留。[2]此外在山西天马曲村墓葬中发现的一系列铜鬲底部都有烟熏的痕迹。例如，作父辛鬲，素面鬲，斜线纹鬲等。[3]1982年在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周墓中发现的雷纹鬲有烟炱的痕迹等。[4]这些都可以看出西周早期，青铜鬲作为炊器，烹煮食物是其基本功能，但我们无法肯定青铜鬲确实应用于人们的日常饮食中，只能断定青铜鬲是用来加工食物的炊器，可能只是祭祀时用来加工和盛放食物的器物。

二、“器以礼藏”——从炊器到礼器

从西周中期开始，青铜鬲开始进入礼器系统。在此时期，青铜鬲逐渐摆脱了自己作为炊器本身的功能，实用价值越来越小，完成了从炊器到礼器的转变。也不仅仅只用于祭祀，此时的青铜鬲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沈文倬在《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中写到：“用礼来表现大小奴隶主贵族的等级身份，就各种礼典的内容来说有两个方面：一、礼家称之为‘名物度数’，就是将等级差别表现于举行礼典时所使用的宫室、衣服、器皿、装饰上，以其大小、多寡、华素来显示尊卑贵贱，这种体现差别的器物统称之为‘礼物’。”[5]此外，在中国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各类祭祀活动在商周极为盛行，再加上西周“重食文化”的盛行，就使得青铜器在礼器方面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使用价值。体现在青铜鬲方面就是其“列鬲”制度的形成。这些我们在西周时期的墓葬组合中就可以看出。[6]

在西周早期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鼎、甗、簋、鬲”食器组合形式。在小型墓葬中，以“鼎、簋、鬲”和“鼎、鬲”为主。在大、中型墓葬中以“鼎、甗、簋、鬲”组合形式为主。此外，在大于10m2的墓葬中，鬲一般以偶数形式出现，而在小于10m2的墓葬中，一般只有一件。可以看出，从西周开始，铜鬲的地位得到提高，并逐渐作为一种礼器，成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与早期相比，西周中期的食器组合仍以“鼎、甗、鬲、簋为主”。但在一些小型墓葬中，出现了“鬲，簋”组合。这说明，在西周中期，铜鬲在一定程度上代替铜鼎与簋组成礼器组合。但由于这种情况多在小型墓葬中出现，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西周鼎簋制度的严格，下层贵族没有使用铜鼎的权利，便以铜鬲来代替。

与此同时，“列鬲”制度在西周中期也开始形成。但其不同于列鼎和列簋制度，在大小上不是依次减少，而是基本相同。例如，在张家坡窖藏发现的一组伯庸父鬲，共有8件,形制、花纹、铭文、大小皆基本相同。门峡虢国墓地虢季墓、梁姬墓、太子墓各出土铜鬲8件，青铜鬲形制相同,纹饰相若,大小略有差别等。

西周晚期，食器的基本组合形式不变。但在甘肃发掘的两所墓葬中出现了“鼎、盨”，“鬲、盨、杯”的组合形式，在岐山贺家村也发现了“鼎、盨”的组合形式。不难看出，在西周后期，鬲与鼎已可以互相替代，同时盨逐渐兴起，取代了簋的礼制功能。此外最明显的是西周晚期，酒器大幅度减少，食器成为礼器制度中的主要随葬器物，这也是西周重食文化的体现。

总的来说，西周中期，是青铜鬲发展的黄金阶段。从西周早期至西周后期，在墓葬组合中，青铜鬲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轻到重的过程，在礼器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并形成了“列鬲制度”。

三、“礼坏乐崩”——从礼器到媵器

西周晚期开始，青铜鬲作为媵器开始被广泛应用，是我们研究当时社会婚姻制度的实物资料。此外，青铜鬲作为媵器经历了从一器一铭到一器两铭的过程，三个诸侯国之间互相结成政治军事同盟，表明了当时王室衰落，诸侯国之间相互争霸的状况，是当时礼崩乐坏的直接体现。

媵器是娘家为出嫁女子所铸造的赠送之物,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嫁妆。西周时期已经由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女子的作用体现在日常的生活琐事上，青铜鬲作为炊食器，与女子生活密切相关，必然在陪嫁物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陈昭容先生在其《两周婚姻关系中的“媵”与“媵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的性别、身份与角色研究之二》一文中对青铜器的媵器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她对《金文文献集成》和《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中收集的媵器铜鬲进行了统计，铜鬲的数量少于盘、簠、匜,但却大于鼎、簋、甗的相应数量。因此，她认为，相对于鼎、簋、甗来说,铜鬲是炊器中的主要媵器。西周时期，形成了由“鬲、簠、盘、匜”组成的女子陪嫁组合，这是我们研究当时婚姻制度的重要资料。

首先，青铜鬲作为媵器，反映了当时同姓不婚的嫡媵制度。例如，芮公作铸京氏妇叔姬媵(鬲)（《集成》712），此为芮公之第三女嫁京氏为妻,芮公为之作器。芮国为姬姓,故称“京氏妇叔姬”。邾友父媵其子曹宝鬲（《铭选》，1. 495），曹,乃邾友父之女,邾为曹姓。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坏处，另一方面，这也是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往来，加强联系的体现。而这种嫡媵婚制的核心，是为了财产的继承和宗族的存在。有了妻子之间的等级绝对化，才有儿子之间名分的绝对化，才有财产继承的定向性，才有宗族存在和繁衍的定向性。

其次，青铜鬲作为媵器，一般是由父兄或者夫家铸造，这是宗法制在婚姻制度上的体现。周代，建立了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嫡长子继承制。父系权力掌握一切政治权利，女子处于从属的地位，严格按照父系血缘关系来继承王位及爵位，女子的婚姻一般都由父兄所掌握。

最后，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嫡媵婚制发生了典型的转变，由两国通婚转换成三国通婚。体现在青铜鬲上就是从一器一铭转变成一器两铭。例如：樊君鬲上铭文所记：樊君作叔赢器宝鬲。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叔赢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女子。叔赢是曾侯嫡女，樊君之女是媵女，樊君为本国和他国女子共作媵器，三国之间进行联姻。从这我们不难看出，在西周时期两国通婚是常态，其媵女有出嫁方的姪娣和随从组成，一般是两国之间的通婚关系，不存在三国联姻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在宗法制下，礼制完善，周天子掌握绝对的权威，各诸侯国之间处于相对平衡的稳定阶段，权利的竞争不是过于强烈，只是两姓之间一种平和的交往和联系。直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这种平衡被打败，周王室衰落，诸侯国势力崛起，为了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各诸侯国之间以政治联姻作为手段加强政治军事联盟，从而达到称霸的目的。这从侧面说明自西周以来，建立的严密的社会等级制度已经瓦解。

总的来说，青铜鬲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从炊器到礼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用功能越来越轻，礼器所代表的礼制功能越来越重。这其实也是整个青铜器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也可以认为青铜器的发展过程就是礼制发展的过程。作为祭祀的器物，青铜器是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作为礼器，青铜器是礼制确立的体现。作为媵器，青铜器是礼崩乐坏的表现。所以说，青铜器的发展过程就是整个先秦时期历史变迁的体现，是我们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资料。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家堡戈国墓》[M].三秦出版社，1994：39.

[2]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云塘西周墓》[J].《文物》,1980,4.

[3]邹衡主编：《天马一曲村1980一1989》[M].科学出版社，2000.

[4]肖梦龙：《1982年江苏丹徒大港母子敦周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4,5.

[5]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J].《文史》第十五辑，1982.

[6]本部分所有的墓葬资料都来源于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