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益己：“好人行为”的心理动力机制探析

万书玉

好人行为广受称颂与点赞，一好在“事”，二好在“人”。“好事”好在“所做之事皆利他”，即做人行事的端正和行为的利他性。不管是敬业奉献、诚实守信，还是孝老爱亲、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这些行为表现各异，具体情境也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从行为的效果来看，都是让他人、群体乃至社会获得益处。“好人”好在“做事之人不为己”，即做事的人不计回报，自觉自愿地做好事，而且不指望从中得到好处，甚至有时候为了他人或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社会心理学将这种“对别人有好处，而对自己没有明显益处的自觉自愿行为”定义为“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在社会生活中，持利他主义理念和思想的人，通常是那些把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人，这种人通常具有无私奉献精神，为人处事上较少考虑个人得失，被称为“利他主义者”。

最早使用“利他主义”一词的是19世纪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创始人孔德。他认为，人类既有利己的动机，也有利他的动机，而人类的道德就是用利他主义来约束利己主义。孔德借用拉丁文alter(意为“其他的、别人的”)来表示与利己倾向相反的利他倾向，进而提出“利他主义(Altruism)”，泛指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社会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原则。利他主义是一个动机性概念，利他行为是利他主义的外在行为表现。

利他行为具有以下特点：1.以有益他人为目的；2.不期望有任何回报；3.出于自觉自愿；4.利他者的个人利益可能有所损失。维斯伯(L. G. Wispe)和巴塔尔(Bar-Tal)区分了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和利他行为。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包括任何类型的帮助或想要助人的行为，而不管助人者的动机是什么；助人行为(Helping Behavior)是以利他为目的，但是出于一定的功利性动机，是一种“偿还行为”(比如：为了回报曾经得到过他人的好处而“回报性助人”，或者为了补偿曾经使他人蒙受损失而“补偿性助人”)；而利他行为是把帮助他人当作唯一目的、且不期望任何外部酬赏的社会行为。助人者的“意图”是判别利他行为的重要标准。

巴特森(Batson)将利他的心理动机进一步划分为“自我利他主义”和“纯利他主义”。当一个人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人困境可能引发助人者不同指向的心理反应，一种是向内的，即自己的负面情绪唤起，由此产生“专注于自我的”内心焦虑；另一种是向外的，即对他人困境中的感受产生移情(Transference)，由此产生“专注于他人的”同理心(Empathy)。为了减轻自己内心的紧张和不安而采取助人行为，这种动机是自我服务性(self-serving)的，可以称之自我利他主义(ego-altruism)；而因移情做出助人行为，其目的是减轻他人痛苦、增进他人幸福，这种情况被称为纯利他主义(pure-altruism)。从这个意义上说，好人行为是纯利他主义的亲社会行为。

利他行为是社会学、生物学、伦理学、行为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主题，对利他行为的理论分析包括生物进化论、社会规范论、社会交换论、认知决策论、学习理论等，我们试图从心理和行为的角度对利他行为的心理动力机制进行探讨。

首先，利他行为的动机驱使。利他行为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从动机与需要的层面来看，其行为的发生体现了“自我决定”的基本心理需要。Ryan和Deci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简称SDT)认为，人们拥有一种基本的内在的自我决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引导人们从事他们感兴趣的、有益于能力发展的行为，并且使人们能够灵活地适应社会环境。“自我决定”是人的内在成长趋向和先天的心理需要，也是一种宝贵的内部心理资源，对行为的自我调节和人格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自我决定”紧密关联的三种基本需要是能力需要(Need for Competence)、关系需要(Need for Relatedness)和自主需要(Need for Autonomy)。利他行为是无条件施助于人，行为自主；行为对象是“他”，反映与他人的联结与互动关系；行为的结果往往是使受助人获益，对于行为人来说则是个人能力和自我效能的体现。利他行为充分满足了人们的能力需要、关系需要和自主需要，给人以“自主决定感”。因此，利他动机是一种复合型的内部动机，它由利他行为本身引起，也通过利他行为得以强化。

其次，利他行为的强化塑造。如果按照斯金纳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对行为的分类，利他行为属于操作性行为，即行为是“有机体自身发出的反应，与任何已知刺激物无关”。利他行为不希求回报，值得注意的是，不希求不意味着不获得回报，而回报也不仅限于有形的外部酬赏，比如金钱、礼赠、荣誉等。好人行为、凡人善举是符合社会道德准则的社会称许性行为，尽管行为人不求回报，但是一般情况下，受助者会心存谢意，局外人也会对利他者给予赞扬和鼓励，这些感谢、肯定与赞扬是一种精神奖励，也是一种行为塑造。这种跟随行为之后的肯定与褒扬，构成对利他行为的积极强化，使得人们更多地出现利他行为，形成良性循环。因此，从行为塑造的意义上来说，好人行为与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相反，如果做好事被嘲弄、做好人被诬陷，那么，人们就会因为这些“消极强化”的作用而减少利他行为，一时间，社会上出现诸如“老人跌倒该不该扶”的困惑正是这种状况的体现。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通过对道德困惑的争议与讨论，让更多的人反思社会，反思人性，感受到善意与善行对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重要性，这是从思想认识层面上对好人行为的积极强化。因此，好人与善行利于社会，也同时由社会塑造。

再次，利他行为的自我赋能。这里指的是利他行为对利他者自身身心的积极影响。利他行为是一种置他人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甚至需要牺牲个人利益的行为，大多数观点认为，在人们做出利他决策和行为时，会经历心理上的趋避冲突，需要个体投入更多的自我控制，有人将这种克服私利的自我控制直接称为“道德力量”。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看到，那些好人是习以为常、顺理成章地做好事，而且内心充实愉悦、不纠结。通过做好人行善事，在帮助他人和奉献社会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产生积极的自我认知和情感体验：一方面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获得自我确定感和自我价值感，为自己感到骄傲或者自豪，产生良好的自我感觉，提升自我印象；另一方面，助人目标的达成和责任的实现给助人者带来满足感和愉悦感，而这些积极的情绪情感是具有开放与延展性质的心理能量，具有正向的行为驱动功能。心理学实证研究也发现，好心境有助于利他行为的发生。我国近期的一项实验研究(任俊等，2014)发现，由冲突性认知任务引发的心理自我损耗(ego-depletion)，会降低被试的利他行为水平，这一实验从反向证实了心理能量水平对利他行为的影响。利他行为通过情感中介，实现对利他者的心理赋能，使得他们积蓄更多的心理能量，进而实现利他行为的自激励，使好人行为得以持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动机驱使、行为强化、自我赋能都是好人行为产生与维持的心理行为基础，它促使人们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模式和人格特质。好人行为带给他人以“利”，留给自己以“益”，这个“益”指的是在精神愉悦与自我成长方面的心理助益。毋庸置疑，好人不是为了表扬和奖励而做好事，但不容忽视的是，好人行为内生的心理动力的现实来源，正是社会对道德行为和高尚人格的弘扬。因此，要通过大力宣传好人，回应人们向好向善的内心期盼，促进人们道德价值的内心建构，激发人们道德践行的内在动力。宣传好人，让人们“看见”好人，但不能止于“看见”。更重要的是，要营造学做好人、乐做好人的社会氛围，让凡人善举成为社会普遍自觉的道德实践。社会风气的清正是好人行为生发的现实土壤，也是社会对好人的最好回馈。

(万书玉系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市情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