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视域中的“南京好人”

张晓东 任仕阳

从2015年5月份起，南京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南京好人”推荐评选活动，并逐月持续推进，这对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提高全市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全社会形成“发现好人、推荐好人、崇尚好人、争做好人”的良好风尚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南京特质——“南京好人”的五大特征

所谓“好人”，人们一般理解为具有优良品质，有益于他人与社会，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积极向导作用的人格形象。我们认为，通常意义上的“好人”标准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其一，自修。自我修持、自我成就是“好人”的内在品质，也是“好人”之所以成其为“好人”的根本前提。《礼记·大学》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修身养性是根本，不可错置。凡事要分先后、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则诸事不成。“好人”懂得自修，懂得“为己之学”，故能提升自我。其二，利人。“好人”给人最为直观的印象就是其利他取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铁人”王进喜、“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无不是如此。《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义以为上”而不是“以利为上”的利他取向，是“好人”的重要特征。其三，行动。“好人”的卓越品质充分体现在其实际行动之中，行以明志、付诸实践，这种实际行动是一面旗帜，是一座丰碑，不断激励、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做好人、做好事。同时，“好人”也是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礼记·中庸》曰：“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这种半途而废、不能贯穿始终的“守”是不符合“好人”品质的。其四，功效。“好人”往往因“好事”而得名，这表现在积极的实际效果、志功统一上。“志”即动机，“好人”具有利他、为人民服务的原初意志；“功”即效果，是动机付诸实践而产生的实际反馈。虽然存在“德”与“福”不一致的情况，但“好人”、“好事”总体上基本体现志功统一、“德福一致”。

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一般性与个别性、绝对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矛盾的普遍性离不开特殊性，特殊性同样也离不开普遍性。“好人”是具有优良品质的人格形象的普遍性，“南京好人”是扎根于南京的当代“好人”的特殊性。“南京好人”不仅具备“好人”的一般品质，也内蕴着具有南京味道的特殊品质。

“南京好人”在根本上是蕴涵南京特质的当代“好人”，既凸显出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也表征着这座现代化都市的时代精神。总体看来，“南京好人”的南京特质体现在博雅、文明、诚朴、厚重、灵动等五个方面。第一，博雅。“南京好人”向来广博高雅，胸怀广大、高贵典雅。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长期以来都是大规模人口迁徙的聚居地，但南京人不排外，一向以广博之胸怀喜迎四方宾朋，与人相处其乐融融。同时，南京人也十分雅致，衣食住行处处可见其古都风韵。第二，文明。南京从来都有“重文重教”的传统，加之中华传统文化之熏染，“南京好人”显得格外文明。文明也是现代人所应具备的重要道德品质，也是公民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之一。《论语·雍也》有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说的是：如果一个质朴胜过文采，就显得粗野；如果文采胜过质朴，就显得虚夸。南京能够做到既“文”且“质”，即所谓“文质彬彬”。第三，诚朴。《礼记·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也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南京好人”总是以诚相待，同时也极为朴素。坐落于古城南京的百年名校南京大学即以“诚朴”作为其校训之一，显示了“诚朴”在南京人心目中的极高地位。第四，厚重。这是“南京好人”历史感与究竟之文化底蕴的体现。南京人浓厚的乡土情结使得他们向来安土重迁，守南京一方水土也是守南京一方文化。《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德厚，物方得载。《国语.晋语六》：“吾闻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服者众，必自伤也。”“南京好人”正是凭借其德之厚重而为人们所称道。第五，灵动。《汉书·地理志》载：“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之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京好人”饮长江水、观秦淮河，懂得水之妙处，十分灵动。《周易》有云：“上善若水。”用水譬喻“南京好人”之可贵德性再恰当不过。

二、积极影响——“南京好人”的有效作用

广泛开展评选“南京好人”活动，本质上是为了选树道德模范，以期营造道德氛围、引发道德“连锁效应”。同时，推荐评选“南京好人”活动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就实际反馈及合理预期来看，此项活动的长效开展将有助于成就个体德性，引领社会风尚，弘发人的类本质。

其一，成就个体德性。《孟子·告子上》有云：“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段话来自于孟子与公都子的问答，强调“大体”与“小体”之别以及“思”与“不思”之异。我们可以说，“南京好人”即是《孟子》中所言说的“大人”，这种高贵人格注重挺立道德主体，涵泳本心良心，成就君子人格。“南京好人”在全社会所高扬的道德理性时刻激励着人们离恶向善，起着价值导向作用。他们或助人为乐，或敬业奉献，或诚实守信，或孝老爱亲，或见义勇为。选树“南京好人”，实际上是塑造典型人物，通过典型人物的真人真事来以情动人、以事感人，这种就发生身边的好人好事最能给人以真切感、最能打动人，能够使人们在心灵、境界等各个方面得以提升，实现德性内充，成就个体德性。相对于西方的智性文化，中华文化则是一种德性文化，十分注重自我整饬，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德，得也。内得于己，外得于人。”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从孔子开始，便一以贯之地崇扬德性，讲究“忠恕之道”、“絜矩之道”，倡导“中和”理念。“南京好人”推选活动承载者文化使命，对于成就个体德性实大有裨益。

其二，引领社会风尚。“南京好人”体现了先进性和广泛性的要求，对于树立道德楷模、表彰先进分子，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股崇德向善的思想潮流，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南京好人”是先进思想的践履者，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性要求。时代楷模总能以其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感召人、感染人，这种先进性的浸染有助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毛泽东说过：“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民，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1]如今，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者的“南京好人”们把握着时代脉搏，紧跟社会节奏，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道德化育中同样起着向导的作用。另一方面，“南京好人”来自社会各行各业，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广泛性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和普及离不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必须扎根于人民群众这块深厚、滋养的土壤，否则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南京好人”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教师，有各个阶层的当代“好人”。选树“南京好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号召人民群众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人们自身潜在的“善端”。“南京好人”所代表的人民群众愈加广泛，那么群众参与度愈高，愈能引领社会风尚。

其三，弘发人的类本质。人的类本质是人与自然的根本区别，这种本质呈现于人类与动物之比较中。《孟子·离娄下》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在中国哲学语境下，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那么一点灵明觉知，就是良心本心、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下，人的类本质不仅呈现为“人禽之别”，也呈现为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2]“南京好人”在生产生活中体现德性，也表征着人的类本质。推荐评选“南京好人”活动是对人的类本质的弘发，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体察到人作为类的存在，人类劳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2.

[2]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8.

(张晓东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