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丽娜

个体化视角下的农村健身自组织兴起现象研究
——基于山东省临沂市X村的调查

许丽娜

广场舞、健身操等以女性为主体的健身自组织近年来在中国农村悄然兴起。从个体化视角探讨农村健身自组织兴起的原因，不难发现，随着农村社会个体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女性的自主性逐渐增强，她们不再是家族、家庭等的附属品，而是开始作为主体以特定形式追求自身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而参与农村健身自组织，正是农村女性借以获得愉悦感，并追求满足感和成就感，进而增强其对社会以及自我认知的途径。

农村女性；个体化；健身自组织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广场舞、健身操等健身形式在广大农村地区日渐兴起。对于农村广场舞以及健身操的定义，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就其活动形式而言，它是在乡村中生成的一种超出家庭以及家族范围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公共活动形态。就其性质而言，它是农村女性自发形成的非营利性质的健身活动。因此，总的来说，农村健身活动及其制度化组织形式即农村健身自组织构成了农村公共生活内容的一部分。

对于农村公共生活的现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呈现出不断萎缩的状态。例如王春光等人认为，当前农村自治建设中存在着忽视农村社会公共生活的作用的制度性缺陷，行政化力量的退出让农村公共生活迅速萎缩。[1]而学者阎云翔通过对地处黑龙江省下岬村的田野调查指出，“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自80年代以来，公共生活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也在解体。……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众生活，只得闭门家中。……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2]5-6同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曾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数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其调查结果均显示，打牌、打麻将和看电视成为当代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或闲暇生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总体趋向衰落。[3]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多重发展进程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农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已不复改革开放前的局面。但就是在这种农村公共生活的建设失去组织载体以及公共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以农村女性为主体的健身自组织得以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笔者从2013年起，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临沂市X村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进行了相关材料的收集。本文试图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以个体化理论的视角对农村健身自组织兴起的现象做出阐释。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的理论依据

按照科兹莫·霍华德对个体化理论的梳理，个体化理论分为作为话语场域的个体化与特指的个体化命题。前者主要指许多互相论辩的理论框架，后者则专指鲍曼、贝克、吉登斯等人提出的个体化命题。[4]327而当代的个体化理论主要指以鲍曼、贝克和吉登斯等人为代表的理论。三者的个体化理论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对鲍曼来说，“个体化”指的是人们身份的转型，即从“承受者”变为“责任者”。[5]49而吉登斯所理解的个体化进程与他提出的“生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选择、自我实现是个体化的核心内容。[6]255-260贝克则认为个体化是一种新的个体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个体化过程使个体慢慢从传统的性别角色、家庭、阶级以及旧有的工作模式中解放出来，更多地与各种外部环境发生关系，并被嵌入这些外部结构中。[7]236因此，个体化消解了传统的标准型生活并使个体踏入一种“自反性”生涯。

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中提出了个体化命题的三个主要观点：第一个是吉登斯说的“去传统化”或贝克所指的“脱嵌”，个体日益从外在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这些约束包括整体的文化传统和其他包含的一些特殊范畴，例如家庭、血缘关系和阶级地位；[4]328第二个特点是鲍曼所指的“强迫的和义务的自主”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8]32，即现代社会结构强迫人们成为积极主动和自己做主的个体，对自己的问题负全责，发展一种自反性的自我；[6]11-34第三个特点是“通过从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意思是倡导选择、自由和个性并不必然会使个体变得与众不同，相反，对社会制度的依赖决定了当代的个体不能自由地寻求并构建独特的自我，男男女女必须根据某些指南和规则来设计自己的生命轨迹，因此他们最终得到的反而是相当一致的生活。[4]329

结合以上学者对个体化理论的阐释，笔者认为个体化的基本含义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个体成为社会之网上的一个个的连接点，个体从传统的结构中诸如家族、家庭、阶级等挣脱出来，转而依赖于各种社会制度，而那些传统的结构成为个体奋斗的资源而不是奋斗的目标；其次，随着个体自由度的增加以及各种选择机会的增多，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得到提高；第三，个体关注自身欲求，开始从“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转变。

尽管以西方社会为参照基础提出的个体化理论对东方社会有多大的适用性尚未可知，但是个体化理论为我们认识现代性背景下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个体状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省下岬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确实发生了。他认为是大规模和大范围的社会流动推动了个体化的发生，在一些乡村，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参与了社会流动，但是参与社会流动的个体反过来重新塑造了他们与社会群体和制度的关系。[2]257-261因此，在中国乡村独特的个体化过程之中，农村女性这一受传统禁锢最为严重的群体就可能发生最为明显的变化。

（二）田野调查

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时间为2013年和2014年的暑假，调查方法主要是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访谈对象包括参与和未参与健身自组织的村民，调查地点为山东省临沂市X村。

临沂市拥有千万人口，其中农村人口占80%以上，属于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但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大力开展，全国范围内农业税的免除等具体农村改革措施的实施，以及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进程在农村地区的推进，临沂所辖农村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次调查地X村位于费县东北部，距县城约24公里，距临沂市约20公里，地理位置相对优越，交通也比较便利，因此该村受外界影响较大，相对开放。该村共有392户家庭，大约1800人。其中16—25岁的未婚年轻人大多去外地打工，而25岁以上的已婚青壮年则基本留在本村生活，因此该村未出现“空心化”现象。村内共有八家较大的板皮加工厂，有不少农民个体户。虽然大部分青壮年选择的是一条兼业化的道路，采取了一种“不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不过农业生产和打工为各个家庭带来的收入比重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早些年不同，如今农业生产仅为一个家庭收入的次要来源，而收入主要来自村民为村内私人企业打工或者个体经营活动。据笔者保守估计，每户家庭平均年收入应该在6万元以上。另外，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村民之间相处得比较融洽，村庄整体比较稳定，没有发生过大的集体斗殴或械斗事件。总体来说，因农村生产结构的转变，X村农民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很多，为人们发展其他方面的需求提供了条件。

三、农村健身自组织现象的兴起

就X村的健身自组织而言，它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个健身自组织主要由妇女T发起。该发起人年龄为51岁，白天在村里的板皮加工厂上班，丈夫是邻村医疗卫生室的一名大夫，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已结婚生子，女儿也已工作。总的来说，T家里生活较为宽裕。更为重要的是，T行事较为开放，自身很喜爱跳舞，身为医生的丈夫也比较支持其参加健身锻炼。最初，几个农村妇女在晚上7点到9点之间来到T的家门前，T主动提供音响和音乐资源，且作为老师教授舞蹈。随着参与跳舞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些农村女性在征得村委会同意的情况下，来到村委会驻地大院跳舞。活动场地的转移，为健身自组织的发展赋予了合法性，村中越来越多的人每晚都会来到村委会大院，或加入跳舞的行列中，或在旁观看，原本寂静的乡村夜晚变得热闹起来。而此时，参与广场舞锻炼的人数已由先前的十人左右发展到三十人左右，且她们跳舞结束的时间也越来越晚。由于活动时间的延长，引发了活动场地周围的部分居民与此健身自组织的激烈矛盾。后在村委会的协调之下，活动时间固定为每晚的7点到9点。同时，这个统一的健身自组织也分化为两个小的组织：一个是健身操组，此组成员为65岁以上的老年女性以及少量老年男性，活动时间为每晚7点到8点；另一组是广场舞组，此组多为6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活动时间为每晚8点到9点。后广场舞组因活动时间的限制，自愿转移到村中另一宽阔场地进行活动。

目前来看，每晚参加锻炼的人数时多时少，平均40人左右。在性别分布上，90%以上是女性，只有少量男性，且这些男性成员都分布在动作较为板正的健身操组。可见在村民眼中，作为一种舞蹈形式，广场舞运动是女性化的，男性一般不会主动加入。在年龄分布上，两组人员的年龄主要集中在45—75岁这一年龄段。在农村，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其子女一般已经工作或者结婚，生存压力较小，同时这一年龄段的村民深刻感受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状况日益下降，因此他们对健康的需求更为迫切，这成为其加入健身组织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访谈发现，40岁以下的村民和75岁以上的村民一般不参与健身运动各有原因。40岁以下的村民表示：“一天干活下来都要累死了，哪有时间去跳舞！”“还不如在家里看电视来得舒服！”而75岁以上的老年人则认为自己年龄太大，对自己持有一种悲观放弃的态度，觉得自己“舞不动”了。这两个群体，一方生活压力大且暂时感觉不到健康的风险，另一方则觉得通过广场舞、健身操对抗疾病已无用，因而很少参加健身组织。

四、对农村健身自组织兴起现象的深层次透视

为了更好地了解X村女性在个体化进程中发生的变化，笔者对参与健身组织的15名女性以及未参与健身组织的10名村民做了深度访谈。15名参与健身组织的女性年龄在40—75岁之间。10名未参与健身组织的村民包括男女两个性别，年龄为30—75岁之间。

（一）传统文化对女性规训减弱

在传统农村，长期的封建文化决定着特殊的性别角色规范。因此，农村妇女的行为模式被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塑造着。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村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文化的影响式微。最明显的一点，是近几年维系传统文化的各种节日仪式不断被简化。很多村民都表示：“过年越来越没年味。”“现在的人都不怎么走亲戚了，走的话，也不怎么在准备什么礼上花工夫了。”“都忙着赚钱，工厂都不放假，也就不怎么在意过节走亲戚什么的。”而受制于道德舆论压力的村民的行动逻辑也渐渐发生改变，人们行事越来越不在乎别人的议论。在调查中，当笔者问到“在大街上跳广场舞不怕别人议论吗”这一问题时，参与健身组织的妇女都表示：“不怕！”“有人议论就让他们议论去！”“咱自己做操跳舞的，对自己身体好！”而其他未参加健身组织的村民对广场舞以及健身操运动的态度也较为宽容。其中，男性村民当中仅有很小数量认为女性在公共场合跳舞有伤风化，“扭来扭去，丢人现眼”，不值得提倡。因此，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其影响力越来越小，农村妇女行动的自由度得到空前提高，她们不必再完全依照传统社会性别文化来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行动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宽。在访谈中，有很多同样的案例，都是这些女性刚开始不好意思参与健身组织，后来自己“想开了”，克服害羞、担心被人说笑的心理而加入到了健身组织中去。

（二）女性家庭地位提高

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女性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是家庭、家族中的他者，家族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与女性无缘。而在家庭内部，无论是在家庭劳动分工还是在家庭收入分配上，女性也一直处于弱势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的家庭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将农民从集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农民成为个体劳动力。同时，家庭农业生产产量的增加促使子辈从父辈家庭中分离出来，而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使子辈可以名正言顺地带走属于自己名下的土地，从而为小家庭的建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在X村，子辈结婚后即分家的惯例已经存在了数十年。分家的惯例大大削弱了父权的权威，女性开始脱离大家族的约束，专心与丈夫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一俗语已不能正确反映农村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在X村中，媳妇的地位得到抬升，而婆婆则要通过帮媳妇看护孩子来换取儿子儿媳对其生活的支持。

另一个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因素是女性有了经济收入。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对农村的侵袭，固守于土地已难以满足农民的生存需要，打工成为一个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起初，一个家庭中的男性往往会选择到附近地区的工厂打工，女性则留在家中管理田地以及照看孩子。而随着村中各种私人工厂的兴办，X村的女性也慢慢走出了家门，开始了打工之路。事实上，十多年之前，在X村，妇女出去打工还是一件丢脸的事情，那些出去打工的女性会被认为是“不管家庭、不过日子的坏女人”。而现在，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会到村中或邻村的小工厂打工，闲在家中则会被指责为懒惰，“不会过日子”。因此在一个家庭中，丈夫不再是唯一的赚钱者，妻子同样赚钱，并且赚的钱不会比丈夫少很多。参与健身自组织的女性当中，年龄在60岁以下的几乎都在村中私人工厂干活，她们的月收入从2000元到3000元不等。当问到“在家中，是媳妇还是丈夫掌管财政大权”时，大部分女性表示：“日常的小开支都是媳妇做主，男的也懒得问！”“大件开支比如买个电视机、盖房什么的，一般是两口子商量着来。”“反正现在咱也和男人一样赚钱了，还不能自己支配自己的钱了啊？”可见，打工使妇女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而这种独立的经济能力使其在家中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对家庭资源具有一定的自主支配权，从根本上提高了女性的家庭地位。

（三）女性自主性、能动性提升

在传统农业社会，女性被牢牢禁锢在传统社会性别结构中。她们严格遵守家族等级秩序，把自身封闭在小家庭里，往往对家庭之外的事务没有过多的兴趣，即便有这种兴趣，也只能将其压抑在心底，否则就会被认为有悖伦理道德。因此，总体来讲，过去农村女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是极低的。而现在的X村，对于打工的女性而言，到工厂打工不仅是一种赚钱的利益行为，还是她们能动性的一种表现。正是在打工的过程中，其自主性和能动性得到了逐渐提升。在访谈过程中，很多妇女都感叹：“在工厂里干活全得靠自己，你老实就有人欺负你，才不管和你家关系是远是近！”可以说，注重亲情和礼俗规约的传统社会开始受到冲击，也逼迫着女性不得不自己主动保护自己。在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很多女性都表示“要多长个心眼”。而在日常的交往中，很多女性在工厂中都结交了朋友，这些关系的形成不是因为血缘或者地缘，而是由于业缘。她们会在工作之余，一起聊天、去市区买东西、相互鼓励去跳广场舞，等等。因此，妇女的自主意识和能动性也就在这一过程中被慢慢唤醒，她们开始具有独立人格，变得自立、自主、自信。

（四）女性积极的自我评价及个体欲求凸显

长期以来，女性，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女性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相比男性，女性的弱势地位也并未得到根本改变。那么，X村中的女性，她们对自己的评价是怎样的呢？笔者主要询问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您觉得是做女人好还是做男人好，二是您觉得您的能力比男性差吗。对于第一个问题，参与健身自组织的女性大部分都给出了“做女人也没什么不好”的观点。也就是说，她们并不憎恨自己是一个女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男性在生活中会比女性拥有更多的优势，但是同时也并不觉得女性的生存很艰难。就像L所说：“现在这个社会，做女人挺好的，不像以前在家里处处受气，而且现在都只有一个孩子，婆婆还给帮忙带，我们只要到工厂打打工，家务活之类的事情两口子商量着来就好，挺好的。”另外，也有女性表示：“我们女人可以穿漂亮衣裳啊，男人的衣服都灰不溜秋！”对于第二个问题，被访谈的女性给出了以下几种答案：“我觉得不比男人差，我在工厂一个月赚的钱不比我男人少。”“男的也就是力气比女人大点呗！”“我就是没有机会，要是有机会，我做的一定不比男的差！”“这得看什么事儿吧！有些事男的做得好，有些事则是女的做得好。”“可能还是男的能力强点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女性并不觉得自卑，她们的自我效能感也并不低。

对于个体欲求，传统社会要求女性为了家庭要自我压制和自我牺牲，因此女性的个体欲求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根据笔者的观察和体验，X村的女性虽然逃脱了大家族以及某些传统性别文化的制约，但是她们依然是将自己的生存绑定在小家庭之上的，以自己的家庭为中心，只不过在家庭生活之余也开始追求自己个人的生活。当问到“您认为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观点正确吗”这一问题时，大部分女性表示不是很正确，因为“现在两个人都在工厂干活，家里的活不能都丢给女人”，“现在时代不同了，不是旧社会的裹脚女人只会围着锅台转了”。首先，对于参与健身自组织的农村女性来说，她们已基本完成了一个女人一生中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即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现在她们除去劳作，空闲时间无事可做。因此，随着农村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封闭保守的氛围越来越弱化，村民更多地了解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使这些妇女产生向城市人看齐的想法，她们便成为健身自组织的主要成员。同时，本村内部传统的熟人社会的运作逻辑依然发生着作用，村民与村民，特别是女性村民之间会产生相互攀比的情况，“人家可以跳广场舞，我也可以跳”，间接激发了农村妇女参与到广场舞和健身操运动中去的欲求。其次，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村民受到各种慢性疾病的折磨，也有越来越多的村民意识到日益加重的健康风险。通过访谈发现，在该村，每年都会有五到八人去世，而这些人基本是死于癌症；同时，该村村民中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脂肪肝等各种慢性疾病处于高发态势，这也成为他们参加健身活动的动力。最后，村民的文化娱乐需求日益强烈。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人都有需求，某层需求获得相对满足之后，就会出现另一层次的需求，而追求高一层次的需求便成为驱使人们行为的动力。乡村生活相对单调，村民文化生活比较贫乏，村民一天劳作之后参与健身自组织成为一种很好的选择。因此，X村村民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自然会产生文化娱乐的需求，而广场舞、健身操运动恰好可以满足他们这种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发现，参与到健身自组织中的农村女性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而这个年龄段的女性经历过集体化时代。在集体化时代，盛行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等话语将她们动员到现代化建设中，她们的女性自然气质被压抑，而阳刚之美则得到大力的宣扬；同时，由于物质的极度匮乏，如食物的短缺、清一色的衣裤等，使个体的欲望受到深度的压抑，个性几乎被完全抹杀。尽管当时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对于集体化时代的记忆，她们却更多表现出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之情。很多农村女性都发出这样的感慨：“那个时候累是累，但是大家在一起干活什么的，很快乐！”“我就想着那个时候晚上一起开会，分东西，唱歌什么的怪高兴的。”可以说，集体化时代的各种集体活动使一直被禁锢在私人领域中的妇女得以进入公共领域，从而获得了一种类似涂尔干的“集体欢腾”式的愉悦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广场舞、健身操等集体健身活动再现了集体化时代的集体记忆。不同的是，现在的健身运动彰显的是符合女性自然气质的美，是长期禁锢在私人领域中的女性在公共空间经受他人凝视的美，而在这个参与过程中，农村女性也加深了对自我的认知，体会到一种自我价值感。

总的来说，循着近几十年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妇女一步步地从松动的家族、亲属组织等各种传统网络中挣脱出来，她们不再是被动的他者，而是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个体。尽管传统组织仍然在发挥作用，但不能否认农村女性个体的价值得到了空前加强，她们在传统结构中位置的变动、个体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增长都为其满足自身欲求提供了前提条件。因此，从个体化角度来看，农村健身自组织的兴起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五、结语

农村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使农村女性渐渐摆脱传统结构的束缚，而生产方式的改变，也间接加强了农村妇女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从而使得农村女性原本受到压抑的个人欲求开始增多，她们开始或多或少地“为自己而活”，她们需要通过特定形式追求满足感和成就感，而广场舞、健身操等健身运动就成为其得以实现的途径。这种集体锻炼方式，对于农村妇女来说，不仅是一种健身和娱乐的方式，更是一种释放自己和展示自己的方式。这就解释了农村健身自组织快速兴起的原因。对整个乡村的公共生活而言，广场舞、健身操等健身自组织完全有潜力成为拉动村民主动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工具。村委会可以利用村中健身自组织的兴起，积极向其提供各种帮助，扶持其发展，并以此组织为载体，积极向村民进行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宣传教育。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健身自组织这一中间组织的连接作用，加强村委会和村民的沟通，进而为以后的良性互动打开局面；另一方面，村委会的主动扶持也会增加村民对村委会的认同，从而为积极建设乡村文化奠定基础。

[1]王春光，等.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对贵州省安顺市J村农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学研究[J].贵州财经学报, 2003, （2）.

[2]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3]刘义强.建构农民需求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基于一项全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问卷调查的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2）.

[4]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5] (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6] Giddens Anthony．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7] (德)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M].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 Bauman Zygmunt．Liquid Modernit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责任编辑：董力婕

On the Emergence of Rural Health Programs’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Individual

XULina

Health improvement programs such as square dancing and calisthenics carried out by women have sprung up in recent years in rural China. Analysis reveals that with the advances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in rural society, rural women’s autonomy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y are no longer solely family members and workers for the purposes of other family members, but are standing up in their own right. They are also exploring avenues to pursue their own satisfaction and accomplishments. And health improvement programs have been turned intothe ways ofpursuingtheir own satisfaction and accomplishments.

rural women; individuality; programs toimprove health

10.13277 /j.cnki.jcwu.2015.02.007

2015-01-12

C913.68

A

1007-3698（2015）02-0041-06

许丽娜，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女性问题。20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