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生（肇庆市博物馆，广东肇庆 526040）

苏轼岭南行迹考补

刘晓生
（肇庆市博物馆，广东肇庆 526040）

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对苏轼宦谪岭南的史料勾稽，尚有两三点值得商榷。本文通过文献著录与石刻实物综合分析，考证苏轼灵洲山宝陀寺题诗时间应在元符三年（1100年）十月，而北还抵达广州时间大约在同年十月上旬；苏轼在南谪北还途中曾两次途经端州，时间分别在绍圣四年（1097年）五月初和元符三年（1100年）九、十月间，且至少有一次来游端州石室（七星岩）。

苏轼；岭南；路径；端州；石室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大文学家、书画家，与父苏洵、弟苏辙皆以文学闻名，世称“三苏”，并列“唐宋八大家”。苏轼虽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并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任礼部尚书，却一生仕途坎坷，几经沉浮。他晚年宦谪岭南，于绍圣元年（1094年）贬宁远军节度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元符三年（1100年）因宋徽宗继位、大敕天下，得以内迁，任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复任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次年，病逝于常州。

苏轼对岭南文化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对东坡晚年在岭南的行迹做了全面梳理和细微考证，然而，其中不无值得商榷之处。譬如，关于苏轼宝陀寺题诗时间及其北还抵达广州时间的记载，以及对东坡端州行迹的漏载，本文拟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考辨和探讨。

一、苏轼宦谪岭南之路径

本节主要考察苏轼南谪（自惠州至琼州）与北还（自琼州至韶州）的两种路径，并进一步对相关问题作出考辨。

（一）南谪：自惠州至琼州

据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年）闰二月十九日被贬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儋州）安置，四月十七日得到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的告命，十九日即带幼子苏过与家人诀别，离开惠州。途经广州，游广州南海神庙；过新会，传说遇潦涨而停留数日并游月华寺。五月十一日，与弟苏辙在藤州相遇，兄弟二人结伴同行，经容州、高州，过冼夫人庙，于六月五日至雷州。十一日，赠别苏辙并渡海。七月二日，抵达昌化军。[1]1253-1273

孔先生并未述及苏轼自新会至藤州之具体路径。陈泽泓先生认为，“苏轼为与弟辙相会，从新会出新兴后，又向北折入西江，西行至梧州获悉弟辙已到藤州。兄弟二人藤州相会”[2]。笔者以为，苏轼自新会至藤州走“新会—新兴—（西江）—梧州—藤州”这一路径的说法大致符合史实；且新兴境内有西江一级支流新兴江，其向北流经今肇庆市高要区南岸镇（对岸即端州城区）的新兴江口而注入西江，故苏轼南谪时自惠州至琼州应途经端州。

（二）北还：自琼州至韶州

据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朝廷告命下，苏轼得以量移廉州，于同年六月二十日渡海，经徐闻、雷州、高州，七月四日抵达廉州。时告命再下，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八月二十八日，友人刘几仲为其饯行。次日离开廉州。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之间抵达梧州，然苏迈、苏迨还未到此，又当时贺江水干无舟，因此改道经广州北归。九月二十四日途经德庆，与弓允及幼子苏过同游三洲岩并题名。又至广州，与苏迈、苏迨及孙箪、孙符等人会合，还游览净慧寺并题匾“六榕”。十月十五日，作《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十一月初一日，授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州军任便居住。大约十一月初五六日，离开广州，登临崇福寺鉴空阁。又登览灵峰山宝陀寺，并题诗壁上。途经清远峡宝林寺时，颂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十四日留题①傅藻《东坡纪年录》云：“庚辰（元符三年，1100年）八月二十八日，刘几仲饯饮，十月十四日过清远寺。”（参见新版清光绪《德庆州志》，广东省肇庆市端州报社，2002年，第690页。）孔凡礼先生认为苏轼离开广州途经清远时已在十一月，故不从《东坡纪年录》说法。。十一月十五日，吴复古等友人自番禺追饯至清远峡，苏轼与之同游广庆寺并题名。经过英州得圣旨，途经韶州并在南华寺留数日后再北归。[1]1327-1371

笔者以为，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上述稽考有两点值得商榷。

1.苏轼灵洲山宝陀寺题壁诗创作时间

明代郭棐《岭海名胜记·灵洲山记》云：“灵洲山在广之会城西北七十里，以灵气所钟故名。而郁水周遭环绕，洵一方山川之胜，为五羊八景之一，曰‘鳌峰耸翠’，见于名贤纪述灿如也。”[3]灵峰山，即灵洲山。关于灵洲山的地理位置，有如下两种说法：（1）《粤东金石略补注》卷一“清远灵峰山诸刻”，此标题并未见于清代翁方纲《粤东金石略》原著，乃校注者自为添加，并注“灵洲山，属今清远市石角镇灵洲”[4]。郭棐描述的灵洲山有郁水（西江）环绕，而今清远灵洲却在北江东侧；又今清远灵洲虽位于广州城西北方向，但两者相距远不止七十里，故苏轼所游灵洲山不大可能在今清远市境内。（2）《岭海名胜记校注》云：“灵洲山，在今佛山市南海区官窑镇附近。”[3]从地理环境和方位距离来看，后者比前者更符合实际情况，故本文依第二种说法。

苏轼灵峰山题壁诗为：“灵峰山上宝陀院，白发东坡又到来。前世德云今我是，依稀犹记妙高台。”[5]翁方纲（1733—1818）《粤东金石略》卷二云：

灵峰山，一名灵洲山，在广州城西北七十里，有宝陀院、妙高台。苏文忠公以元符三年十月题诗于此，即集中“前世德云今我是”绝句也。今石是元泰定二年乙丑重摹，承德郎、广州路南海县尹兼劝农事番易张拱辰摹本，下有拱辰自记。[6]

东坡此诗原刻早毁，元代张拱辰重刻今亦无存。翁方纲已明确著录苏轼灵峰山宝陀寺题壁时间为元符三年十月②《广东通志·金石略》“端明苏公留题”亦有著录，其后所录“元符三年三月”当为“元符三年十月”之误。（参见阮元,梁中民：《广东通志·金石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4、245页。）。然孔先生并未提及翁氏这一重要的石刻文献著录，且认为苏轼此诗作于元符三年十一月初。假设灵洲山在今清远市石角镇灵洲，那么，苏轼游灵洲山当在十一月初离开广州城北上途中，这也许即是孔先生推论苏轼宝陀寺题刻时间的依据。然前文对灵洲山地理位置已作辨正，即苏轼游灵峰山应在抵达广州城之前。因此，东坡灵洲山宝陀寺题壁诗创作时间应当在元符三年（1100年）十月。

2.苏轼抵达广州时间

苏轼北还时沿西江中下游东行，自德庆至广州途中必经端州。苏轼将要抵达广州，知州程怀立派专人来迎接，东坡回复云：“昨日辱访，感怍不已。经宿起居佳胜。蒙借示子明传神，笔势精妙，仿佛莫辨，恐更有别本，愿得一轴，使观者动心骇目也。岭海阔绝，不谓生还。复得瞻奉，慰幸之极。比日履此秋凉，起居佳胜。少选到岸，即伏谒，以尽区区。”[1]1353孔先生据“秋凉”“少选（不多久）到岸”之词意，认为苏轼抵达广州城时间约为九月底[1]1353。

笔者以为：第一，苏轼回信程知州前不久曾题名德庆三洲岩，时“九月二十四日”，说明其行程中时间观念并不模糊。由于岭南气候与江南或北方均有所差异，在岭南感受到“秋凉”的时间要比北方来得晚一些，故眉山苏轼在暮秋初冬之际仍能明显感受到“秋凉”之意；又言“履此秋凉”，则东坡其时很可能刚度过岭南的秋季而步入初冬十月了。第二，若九月底（十月之前）已抵广州，则苏轼自德庆至广州城至多仅有四五日时间，这未免过于仓促，与其前后行程之悠游相比显然大异其趣。第三，苏轼抵广州城之前曾游灵洲山宝陀寺，其时已在十月，则到达广州时间当更晚些。因此，苏轼北还时抵达广州的时间应不早于元符三年（1100年）十月，初步判断在同年十月上旬。

二、对“苏轼端州石室题名”文献著录的考辨

明万历《肇庆府志》载：“元符改元端午日③绍圣五年（1098年）六月始改元“元符”，则元符改元时已过了五月初五日，故称“元符改元（1098年）端午日”，这一时间著录本身即存在逻辑矛盾。，眉山苏轼挈家来游。”[7]这是现存最早明确著录“苏轼端州石室题名”这一事件的文献资料。然清初学者提出质疑：“元符元年苏轼正在儋州，安得有挈家来游七星岩之事？”[8]此后学者对此非但无异议，更有因端州无东坡遗迹而怀疑苏轼未必到过端州的。

（一）“元符改元端午日，眉山苏轼挈家来游”文献著录之先后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修纂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其中《七星岩志》（十六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云：

国朝韩作栋撰。作栋字公吉，镶蓝旗汉军。顺治中官分巡肇高廉罗道按察司佥事。七星岩在肇庆府高要县城北，一名崧台，一名定山。故此书又名《定山石室志》也。志本明王泮所撰。作栋因而重修，吴绮又为之润色。……又载“元符改元端午日，眉山苏轼挈家来游”。不思元符元年，苏轼正在儋州，安得有挈家至七星岩之事？盖据曹学佺《名胜志》所载，而不知为传讹之文也。[8]

1.韩作栋何时修纂《七星岩志》？

肇庆七星岩玉屏岩有清代广东顺德人、岭南三大家之一陈恭尹摩崖题刻：“康熙癸亥仲冬十有九日，江都吴绮园次……凡七人，分韵赋诗于星岩之上。翌日，……凡三人继至，属和。晋庵主僧寂隆真际出《石室志》，请共商订，观察鄜州韩公作栋公吉因授诸梓。嘉会难常，盛事不朽。题名石壁，与此山并存云尔。”可见，在韩作栋邀请之下，吴绮①吴绮（1619—1694），号园次，江都人，由选贡生官湖州知府，有《林蕙堂集》。“润色”僧寂隆（真际道人）所藏《石室志》的时间，当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一月。

2.僧寂隆所藏《石室志》为何种版本？

从七星岩志书得名的变化，可窥见明季七星岩开发的情况。根据七星岩景区现存摩崖石刻的年代及分布位置，可知明万历初肇庆知府王泮②王泮升任岭西道副使后仍驻肇庆，继任知府郑一麟主持修纂万历《肇庆府志》前曾请示过他，答曰：“此余守时夙心也。”（参见黄时雨：《肇庆府新志序》，载明万历《肇庆府志》。）修《石室志》时七星岩的景致主要集中在石室岩。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两广总督戴燿再次主持修纂《星岩志》，此时玉屏岩、阆风岩等峰岩已开发成景胜，故得名稍变化。至清乾隆年间则更增添其他景胜，故用《七星岩志》之名，而不独石室岩了。若仅从志书名称看，吴绮据以润色的七星岩志书应为王泮版《石室志》。

3.“苏轼端州石室题名”之文献来源

若是“元符改元端午日，眉山苏轼挈家来游”这一著录从王泮版《石室志》传讹至韩作栋版《七星岩志》，那么，王泮版《石室志》中关于苏轼题名这一文献著录是否来源于曹学佺《名胜志》？

首先，王泮版《石室志》大概成书于万历八年（1580年）至十五年（1587年）之间，该志仅《石室志序》（王泮撰）一文传世，但其具体修纂者学博梁君（景先）等同时参与稍后万历十六年（1588年）《肇庆府志》的编纂工作，且万历《肇庆府志》著录苏轼端州石室题名与王泮版《石室志》完全一致，故可判断万历《肇庆府志》关于七星岩题名的著录当有不少内容采自王泮版《石室志》。

其次，目前所见曹学佺《名胜志》最早的刻本为崇祯三年（1630年）本，其中关于石室四则“古今题名”（李绅、周敦颐、苏轼、王守仁）的著录与万历《肇庆府志》只字不差，可见曹学佺《名胜志》所录苏轼端州石室题名当袭自万历《肇庆府志》或王泮版《石室志》。

因此，韩作栋版《七星岩志》对苏轼端州石室题名的著录，与其说“据曹学佺《名胜志》所载”，不如说来源于王泮版《石室志》③道光《肇庆府志》云：“盖由吴绮收入《七星岩志》，沿曹学佺《名胜志》之误也”，则道光《肇庆府志》亦未明苏轼七星岩题名各文献著录之先后。（参见道光《肇庆府志》，卷二十一金石，1833年刻本，第73页，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本。）。

综上，明末清初著录“元符改元端午日，眉山苏轼挈家来游”的文献，其先后关系为：王泮版《石室志》（散佚）—万历《肇庆府志》（存）—崇祯三年曹学佺《名胜志》（存）—崇祯六年《肇庆府志》（存）—韩作栋版《七星岩志》（未见）。

（二）“元符改元端午日，眉山苏轼挈家来游”文献著录之根源

据上文所述，知万历《肇庆府志》是现存最早著录“元符改元端午日，眉山苏轼挈家来游”的文献；又万历《肇庆府志》袭自王泮版《石室志》，故已散佚的王泮版《石室志》是目前可推测的最早著录苏轼端州石室题名的文献。那么，“元符改元端午日，眉山苏轼挈家来游”这一“讹文”究竟是如何被王泮版《石室志》所著录的呢？

1.王泮版《石室志》的修纂者

肇庆知府王泮（万历八年，1580年任）《石室志序》云：“七星岩在端州东北境，唐宋时已著名，代有游者，辄留题于石。……而岩故无志，仅得学博梁君手录草本，思更加修葺，以付诸梓。于时适入觐，匆匆未遑，于是以属别驾陈君。陈君乃参稽互考，因其草创而厘正之。删繁补略，各得其宜，俟余还而受余刻。”[9]王泮言七星岩“故无志”，我们虽不能武断说自唐代至明代万历以前没有《七星岩志》的修纂，但至少可以判断明万历初未有任何版本的《七星岩志》流传。修纂者之一“学博梁君”，乃郡人淮府教授梁景先①《岭海名胜记校注》卷十六“崧台石室记”载，“郡人梁景先又益以三山（仙）高观、太岳行宫、泛斗仙槎、卧龙玉洞，共足二十四景，又为之志（笔者注：即王泮版《石室志》）。”（参见郭棐,王元林：《岭海名胜记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728页。），他曾唱和王泮《星岩二十景》诗，其手录“草本”很可能收录了苏轼端州石室题名。校订者别驾陈君是否对此有所改动，已难以考究，但始录苏轼石室题名者可初步认定为梁景先。

2.如何看待梁景先“草本”中苏轼题名事件？

笔者以为，题名石刻、文献著录和故老相传对同一历史事件所反映的真实程度不同（一般而言，其可信度依次降低），三者之间往往会产生偏差，难以一一对应。若元符年间苏轼曾游七星岩这一事件是史实，那么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有题名石刻（已毁或尚未发现），但苏轼来游年月日经文献著录辗转传抄，至梁景先误录为“元符改元端午日”；其二，无题名石刻，苏轼来游年月日经故老相传，至梁景先误录为“元符改元端午日”。若元符年间苏轼未曾游七星岩是史实，则梁景先之著录自然是传讹之文了。

因此，即使学界普遍认为“元符改元端午日”苏轼正在海南儋州而不可能携家来游端州七星岩（即“元符改元端午日，眉山苏轼挈家来游”这一著录本身存在矛盾之处），亦不可据此排除绍圣至元符年间苏轼曾携家来游七星岩的可能性。

三、苏轼来游端州石室时间初探

继1984年首次发现佚名摩崖石刻榜书“崧台第一洞”后，肇庆七星岩于2014年11月29日再次发现该题刻之落款“眉山苏轼书”。笔者曾撰文《新发现的苏东坡七星岩摩崖题刻》，考证认为肇庆七星岩“崧台第一洞”摩崖题刻为苏轼手书真迹[10]。据此初步判断，苏轼晚年宦谪岭南时不仅途经端州，而且曾游览过七星岩并题刻。

据前文“苏轼宦谪岭南之路径”部分所述，苏轼自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九日离开惠州，先至广州，停留数日，又取道新会、开平、新兴，抵达端州城区对岸新江口，其时应在五月初；从端州溯西江而上（西行），经梧州，五月十一日到藤州。可见，苏轼此次行程时间相当紧凑，又想着早日与苏辙相会，应不至于在端州流连累日。然七星岩在唐宋时已著名，又靠近西江，故只要苏轼曾在端州暂作停留，想必不会错过携子同游七星岩的机会。故苏轼南谪至海南琼州途经端州时，很可能来游石室，时间约在绍圣四年（1097年）五月初。

又，苏轼北还自德庆至清远的路径为“德庆（九月二十四日）—端州—灵洲山（十月初）—广州—清远（宝林寺—广庆寺）”，且从德庆到灵洲山行船不过数日，推测苏轼在端州至少能停留一两日，并得以乘兴游览七星岩。故苏轼此次来游端州石室的时间，大致在元符三年（1100年）九、十月间。

综上所述，苏轼宦谪岭南期间曾两次途经端州，时间分别在绍圣四年（1097年）五月初和元符三年（1100年）九、十月间；且至少有一次来游端州石室（七星岩）。

[1]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陈泽泓.苏轼[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55-61.

[3]郭棐,王元林.岭海名胜记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2:312.

[4]翁方纲,欧广勇,伍庆禄.粤东金石略补注[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95.

[5] 阮元,梁中民.广东通志·金石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244.

[6]翁方纲.粤东金石略[M]//地方金石志汇编：第69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37-38.

[7]郑一麟,叶春及.肇庆府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9:134.

[8]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2册[M].武英殿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609.

[9]陆鏊,陈煊奎.肇庆府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1050.

[10]刘晓生.新发现的苏东坡七星岩摩崖题刻[J].肇庆名城荟萃，2014(27):34-37.

（责任编辑：董娟）

Complementary Study on Su Shii’s Tracks in LingnanAreeaa

LIU Xiao-sheng
(Zhaoqing Museum,Zhaoqing,Guangdong 526040,China)

ract:For Kong Fanli’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research in Su Shi’s Chronicle about Su Shi’s exile in Lingnan area,there are still two or three points which should be discussed.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philological catalog and stone inscriptions,this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October,Yuan Fu three years(AD 1100)was the time when Su Shi wrote the poem in Baotuo Temple on Lingzhou Mountain;the early October of the same year was the time when Su arrived in Guangzhou during his north promotion.During his South exile and North promotion,Su Shi had traveled through Duanzhou twice in early May of the forth year of Shao Sheng(AD 1097)and September to October in the third year of Yuan Fu(AD 1100).What’s more,Su had traveled to the Duanzhou Cave(Seven-Star Crags)at least once.

ds:Su Shi;Lingnan;travel through;Duanzhou;cave

K825.81

A

1009-8445（2015）06-0067-05

2015-09-02

刘晓生（1984-），男，广东汕头人，肇庆市博物馆职员，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