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呈祥

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艺术

仲呈祥

编者按：本文撷取仲呈祥先生于2015年6月在浙江理工大学金沙大讲坛的讲座内容。面对当前国内的文化环境，面对客观存在的文化问题，仲先生结合着自身学习、领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旗帜鲜明地提出，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应认清楚并处理好文化领域的种种关系。坚持以“化”人，即把人的综合素质“化”高作为终极目标；拒绝只注重感官、刺激人快感的影视剧作品，而应致力创作出启迪心灵、净化灵魂的艺术精品；面对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文化人应当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占据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仲呈祥先生的高度概括源于他对社会现实与文化发展的深层次理解，其忧虑则源于他对社会现象进行冷思考之后的理性总结，他在用自己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情怀去反思文化的得与失、悲与喜。

在今天的讲座中，我围绕一个宗旨：说点真话，抒点真情，求点真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来到我非常向往的浙江理工大学，作为一个人文科学工作者，近几年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一所理工科大学，高度地重视人文科学，重视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研究，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一大特色。学校办了一个美学与艺术理论的研究所，十分活跃。从中华美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近代以来，从王国维、梁启超，一直到丰子恺，到朱光潜，到宗白华等的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不仅在全国的高等艺术教育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当代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浙江理工大学对于中华美学在当代建构的一种独特贡献。我曾经去过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就高度重视艺术教育。这是我当时不能理解的。他们学校的董事会花了重金，从全球聘请了当代人类第一流的大艺术家，有小提琴家，有钢琴家，有声乐家，养在他学校里面。我说你们养他们干什么？校董告诉我，你不知道，他们的任务就是轮流着，一学期就办一次这样的讲座，在上面又拉又弹又唱又讲，让麻省理工学院的莘莘学子们感受一下当代人类第一流的艺术是什么样的，我就赚了。学生就开发了他们的右脑，开发了他们艺术的感受能力和他们形象思维的能力。这很可能就是我们钱学森先生留下的一个问题，“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建国以来的大学培养不出顶尖的人才？人类的头脑都是分左脑右脑的。一般说来，大脑科学工作者已经做出实验证明了，右脑是管形象思维的，管艺术想象能力的。而左脑是管逻辑思维的，管推理的。一个人的创造性思维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是靠左脑，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是靠右脑。右脑的脑细胞产生一种假想的、浪漫的、想象的思维动力，使左脑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细胞的逻辑推理能力爆发到最理想的极致，从而产生创新能力。这就是创造性的人才。所以我想，我们学校，为办好理工大学，高度地重视人文科学，尤其是人类的美学、艺术理论，这是一种远见，也是一种明智。一个学校归根到底，它的面貌就是校长的面貌。这绝不是唯心史观，这恰恰是唯物史观。校长在多大的程度上能集中当代人类的一流智慧，决定着这个学校的面貌。所以办这种讲座，大家在这里交流一些信息，激活一下思维，是大有意义的事情。

习总书记曾领导过浙江，我们应该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在浙江做省委书记时间不长，但是亲自提笔，写了一系列的《之江新语》，表达了他的人文思想，也表达了他的经济思想。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关于文化建设讲话里面，有他的新词。所谓新词，就是之前的领导都没有用过的，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基因这个词，之前的领导，你们去翻，没有哪个领导用过这个词。什么叫文化基因？他做了一系列深入的阐发。他在世界儒学大会的会员大会上，一口气就讲了，要讲仁爱，重民本，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他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一直讲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再说到忠孝节义、礼智仁义信，他认为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而且他讲，这种文化基因，都可以与时俱进，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实现创新性的转化、创造性的发展。他提出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中华美学精神。我曾经有幸，应原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后来又应杭州市委书记的黄坤明同志之召，单独找我去谈过两三次，了解文艺界的情况。他说习总书记的讲话，是总书记自己长期深思熟虑的、长期厚积薄发的结果。他的工作方式常常是，思考成熟了，找身边的工作班子来议论，他谈他的想法。这些工作班子的人把他整理出来，然后他再精心修改。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说这个事情呢？我认为首先一条，要怀着一种心悦诚服的态度，真心实意地认真地学习、领悟、践行。不要又走形式主义，学完就拉倒。不是这样的。他针对当今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严峻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如果讲，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看作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高成果；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72年以后，去年的10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因此我们要认真学，要心服口服地学。这绝不是套话，不是空话。学什么？第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前年的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实际上是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思想宣传工作的施政纲领。他说，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一百年不能变。这话是邓小平同志定的，是总设计师定的，他表明要继承，要坚持。经济搞不上去，国家要出乱子的，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像文化大革命，已经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了，是不行的。他接着讲了另一句话：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万万疏忽不得。他把这两项工作一下子给你摆出来，就是要站在全面辨证的思维高度，执其两端，经济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也千万不能放松，否则要“亡党亡国”。苏联解体就是教训。他重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现实针对性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唤起一种真正的文化自觉。我们要回答文化艺术是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下面是经济基础，上面是上层建筑。马克思说，上层建筑里面，上端悬浮着的那块东西，就是文艺，就是文化艺术。显然，文艺归根到底属于意识形态范畴里边的一种特殊的形态。因此，人们常说，文艺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审美的意识形式，或者讲意识形态。不能把文艺当成一般的宣教。它不是，它是独特的审美化的。那么说清楚了文艺属于这个范畴，顺理成章就是说文艺应该纳入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范畴，予以高度重视，摆正位置。摆正了位置就从理论根底上驳倒了一种危险思潮。这种危险思潮是什么呢？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承认文艺的商品属性，不承认文艺的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认为文艺就是拿来赚钱的，认为文艺就是娱乐，它不担负什么审美的功能、教育的功能，只有娱乐的功能。我们前些年来，有一股强大的思潮，就是把文艺当做赚钱的工具、娱乐的工具，忽略了文艺对人的审美的功能、教化的功能。所以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两项都要抓好。两项的关系，他提醒我们，不能够重此轻彼，也不能是此非彼，而应该互补共进。这就是一种全面辩证的观念，这就是从理论根底上，驳倒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文艺商品化、娱乐化这种错误思潮。

我记得大概在20年以前，20世纪90年代初，丁关根同志分管意识形态，曾经在京西宾馆召集过一个会，请到20多位专家，研究文化艺术究竟是什么属性。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有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还有文艺理论家。比如说哲学家汝信啊，党史专家金冲及等都参加了的。我坐在下面一看，来了两个大经济学家。一个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吴敬琏教授，另一个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吴树青教授。吴树青是力主计划经济。因为当时1992年、1993年，我们提的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去调节。到1994年党的全会上才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果出人意料的是，两个人一发言，意见高度的一致，都说文艺在中国，它虽然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但本质的属性是精神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两个人都有共识。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参加会议有《文艺报》的老总编辑郑伯农同志，本来是搞音乐出身的，但是他家学渊源，讲话特别幽默。他说讨论了半天，就是用来争论文艺该不该拿来赚钱嘛。他说，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十几亿人口，赚钱的路数很多啊。他说要赚钱，为什么要逼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去为娼呢？这不叫逼良为娼吗？他们本来是搞文艺，是去净化人的灵魂、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的，结果你们偏偏要叫别人去赚钱。他说，要赚钱，我出个主意，又便捷，投入又少，收效又快。我们还傻乎乎地问他，是什么办法。他说，简单的很嘛，开妓院，办红灯区，那个赚钱最快咯。显然他是尖锐地讽刺你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但可惜的是，后来的事实，不是那么简单了。大家都看见了，我们一个劲地搞文化艺术的市场化，商品化。比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华民族本来有三百六十多种地方戏曲，我们浙江还是个戏曲大省，跟河南一样，多少种戏曲，结果全部都推向市场，自生自灭。到现在，活着的戏曲就是一百来种了，能够正常演出的，只有几十种。由于我们人为的做法，造成了地方戏曲的困境乃至消亡。那么怎么样看待地方戏曲呢？我举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怎么看待地方戏曲的。我搞过调查研究，他老人家是把每一种地方戏曲当成是了解地方人民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文化需求的一种渠道，他认为地方戏曲是地方人民利用戏曲方式审美地把握世界的一种形式。文化大革命结束，他老人家三起三落结束之后，又一次解放出来，当时他还是国务院副总理，他说，我当好后勤部长，一开科学大会，二开教育大会。大家记得很清楚。他第一次受命出访东南亚，路过成都。他在四川广安县长大的，从小喜欢川剧，他休息了两个晚上，在金牛宾馆，就是后来成都会议召开的地方，调看了两台川戏。就是阳友鹤的《打神告庙》、周企何的《迎贤店》。那是川剧里面的经典，都是折子戏。看完了这些折子戏以后，时任省委书记的谭启龙与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川陪他吃饭，小平同志问：诸位，你们在我的家乡当父母官，请问你们看不看川戏，爱不爱川戏啊？静了一下场，小平同志接着说，你们如果都不爱川戏，都不看川戏，那你们怎么了解四川人民的文化需求、生活方式呢？你看，小平同志看得那么重要，结果当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许川，是个北方人，特别灵，马上给他把话头接过去了，跟他身旁坐着的省委秘书长说：秘书长同志，请你立即派人帮我调查一下，四川省省地县三级宣传部长，凡是不看川戏不爱川戏的，都不是称职的好部长。说得老人家就哈哈一笑。这表明了一位领导的领导水平，领导智慧。结果我们现在呢，造成了很多地方戏曲人为地消亡。这犹如在动物界一种物种消亡一样，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至于在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地方戏曲彼此之间，交融整合，有的消亡了，有的创新了，有的新生了，那是自然规律，是正常的，但笼统推向市场是非正常的。我前一段时间曾经干了一件事情，为一本摄影集作了篇序，是专门拍川戏的照片的，得了摄影界的奥斯卡奖。我给他写了一篇序，第二篇序是省委宣传部的老副部长，就是巴金的侄儿李致同志写的。这里边有两张照片最受好评。是什么照片呢？一张照片反映川剧在当下的困境。在一张案台上，就是屠夫卖肉的案台上，那个刀都宰得七孔八翘的，那个案台的背面一个横标：某某镇屠宰场。这个案台上，两个川剧演员，一老一少，一男一女，正在演出川剧《打渔杀家》。站了三个观众，一个老头两个老太太在前面看，旁边有立了一张广告，是一个门板上铺上报纸写着“快来看啊，县剧团的邓幺姑下来演《打渔杀家》。”它就表明了农民是要看戏的，农民过去赶集的时候，进城，花一毛五分钱买张票，买了年货还要看场戏。现在呢，那个县剧场都变成商场了，县剧团都解散了。这些人要演该怎么演呢？就是如此困境，就在一个屠宰场门口的一个案台上面来演戏，三个观众看。这是发人深思的事情。还有一张照片。戏曲演员是一招鲜走遍天下吃遍天下的人。川剧里面有种绝技，叫做顶灯，就是丑行的演员，把灯顶在他那个光头上面，结果他那张照片，在一张条凳上面，演员顶着灯照了一张相。但是聚焦在哪儿呢？他两个脚翘起来，他的行头，他穿的鞋，太破旧了，扎嘴了，脚丫子露在外面了，就拍了张照片。这就是中国的地方戏曲，如果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就是在这种困境下。所以习总书记强调，它应该纳入一项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予以高度重视，放弃了是要亡党亡国的。为此，他接着在“十·一五”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就提出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提出了，要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来，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他在世界儒学大会的会员大会上，字字铿锵地说：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真做到了么？比如我们现在的电影，一年生产七百多部，票房过了三百亿，结果，在票房上，呈现给人民的是什么呢？现在电影院线买票看电影的，究竟一年有多少人？最后统计出来了，说2014年，8.5亿人次，就那么多。一张票就40块、60块、80块，甚至于100块，加起来就是三百个亿。我告诉大家，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电影界工作，也就是放映《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人生》《没有航标的河流》《野山》《黑炮事件》时，当时中国电影的观众，每年是多少呢？我告诉大家，293亿人次，是现在的三十多倍。从量上来说，是扩大了呢还是缩小了呢？大大地缩小。当然有人就说，那个时候的人，文化娱乐的方式很单调，现在很丰富多样，所以就不看了。咱们暂且不论这个是非，咱们讲质。现在电影院线看电影的观众，主体是谁，统计出来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90后的白领青年群体。那么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电影观众是谁呢？大家回忆嘛，一部吴天明的《人生》出来，高加林进城了，这个主人公高加林究竟是该跟他青梅竹马的刘巧珍好呢，还是进城了之后和这个有官宦背景的黄亚萍好呢？全国人民都在讨论。当时的电影观众是覆盖了工、农、兵、学、商、知识分子、干部队伍，都在看。我教书的，我班上的学生，一毛钱一张学生票，全部去看，买不起票的，我这个老师买票，不能让一个学生缺民族电影这一堂课，都在看。现在电影上，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置换成以90后的白领青年群件为中心了？这对吗？中影集团的一位当过副总经理的，他就跟我说真话了。他说：仲老师，现在拍电影要赚钱，要征服市场，只有一类电影。我说哪类电影？他说，我告诉你，脑残电影。脑子有残疾的电影，才会有人看。就是你拼命地要制造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才会有票房。确实如此。不是没有好电影，好电影上不了院线啊，它根本不给你放映，不给你排上去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认识吴天明，吴天明已经驾鹤西去了，他是个电影人，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是要给他一定地位的。他早期跟着钟惦棐，把路遥的《人生》搬上屏幕，以后培养了张艺谋，张艺谋是他培养出来，陈凯歌也是受益于他的，黄建新受益于他的，都是他培养的。他以后去了美国，漂洋过海，人生都有闪失，他在美国开过碟片坊，卖碟片，开过餐馆，结果电影情结终生不改，还是回到故土，回到自己祖国拍了几部电影，一部是《变脸》，写川戏的，最后一部电影《百鸟朝凤》。在评政府奖的时候，有的评委说“太传统”。我不同意。如果这样的电影，我们都不支持，我们支持什么？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肯定大家都没看过，因为根本没有上电影院线公映。在中国某农村，有一种风俗，这种风俗就是吹唢呐。吹唢呐对这个中国的底层农村来说，不止是娱乐，更重要是对这个村子里边一个人的一生盖棺论定。在这个村子里边，有一个风俗，人走了，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人自私自利，那么送殡时根本不给他吹。如果，说这个人还不错，做了一些好事，那就吹二台，再好一点，就吹四台。他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大家都纪念他，则吹八台。最好的，大家念念不忘，说应该是村子里面的道德楷模的，给他吹《百鸟朝凤》。而《百鸟朝凤》只有焦班主会吹。焦班主现在查出肺癌了，要教传人，他只能选择一个接班人。其中有两个，一个小孩呢，智商不高，但是两件事把焦班主征服了。一件事情由于他气不够，他为了练自己的气，每天早晨就按照师父的安排，跑到湖边把芦苇折断了之后，用芦苇去吸湖水，吸上来了之后，吐在一个坛子里边，把一坛水吐满了，才回来吃饭，练功夫。另一件事情，焦班主的小院里面起火了，唯有这个学生，第一反应是把师兄师弟们的唢呐包到一起跑了出来，视唢呐为命。另外一个学生呢，悟性极好，智商极高，一点就通。但是他发现两件事。一件事是失火那天，他一溜烟一个人就跑了，什么都没拿，他也没被烧伤。第二件事情呢，是他学会了一点就跑到旁边的场镇上去卖钱，吹给人家听收钱。他当着全村村民宣布，取前者，弃后者。最后，村子里边当了两任村长的人去世了。他家属拿着很多钱来，要求给他吹《百鸟朝凤》。焦班主说了一句话，说：他当了两任村长，我们村子里面三姓，就他一姓富起来了，其他两姓都穷了，他不够格。另外一位老人德高望重去世了，焦班主主动说，要给他吹，不收钱也要给他吹，出殡那天，他那个接班人感冒吹不出来，焦班主说，我上，他亲自上台，一曲《百鸟朝凤》吹得全村的人泪流满面，完全是这个村子里边一种正义、道德的威力在发威。他因病最后一口气吹死在唢呐台上，就这么一个电影。这么一个电影，彰显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讴歌优秀传统道德，居然到吴天明去世也上不了院线。院线的这些电影公司的经理们就一句话：这个没有票房，不要。这叫以人民为中心吗？我才不相信中国的农民不看这种电影！岂止是这一部，我们金鸡奖专家评选的最佳故事片，随便举一点，比如内蒙女演员那仁花演了一部电影，叫《额吉》，写一个蒙古族的母亲解放以后收养两个孤儿的故事。娜仁花演得真好。可以这样说，娜仁花就是这个母亲，母亲就是娜仁花。演员完全跟那个角色融为一体了，结果到现在也没上映。它给她荣获金鸡奖的最佳女演员奖，都上不了院，这叫以人民为中心吗？这叫坚守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吗？这叫传承了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吗？但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电影院线的市场经理开会，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上去讲：各位经理先生，我感谢大家的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使我们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想弘扬主旋律的电影，部部赔钱，部部上不了院线，偶尔你们让我们享受一次一场游的殊荣。这指的是什么呢？八一制片厂的厂长骑个自行车，在北京城里转，说，我们厂的电影，为什么不给安排？结果转了一圈，看见安排了一场，中午十二点，大家吃饭的时候，谁去看？然后就说，对不起，只卖出一张票，只好撤销了。这就叫一场游。我们金鸡奖的评委在苏州，十二个放映厅，一个厅拿给金鸡奖的评委用，其他十多个厅，我全部去看了，全部排的是《泰囧》、《小时代》这一类的电影，好电影都上不了。我们有个导演叫丁荫楠，恐怕老一点的老师都知道，现在已经70多岁了，他近二十余年就干了一件事情，为伟人立传。他拍了五部电影。第一部是《孙中山》，上下集，看过的人都还有印象。第二部是《周恩来》，上下集，王铁人演的周恩来，非常感人。第三部是《相伴永远》，写李富春与蔡畅，写他们留法回来之后的革命加爱情。第四部是《邓小平》，第五部是《鲁迅》。到了党的生日，7月1号，他提出，向党的生日献礼，要办一个电影周，叫“时代与伟人”。这个多好啊，用电影这种形式传播伟人的精神风貌，伟人又是那个时代民族思维的最高结晶，多好的事情啊。北京的电影院线都不接，说这个卖不了钱。他找到我，我想起了李默然同志，大家知道，《甲午风云》里演邓世昌的，剧协的老主席。我说，默然老师，不是听说你有一个儿子，在北京朝阳区文化局工作吗？他说，有的，什么事儿？我说他管电影院么？他说，好像管。然后一联系，就在朝阳区一家紫光影院，办了这个电影展。那天开幕式，我当时还在位，叫中国文联买了二百张票，基本上坐满了。我那天把电影局现在的局长张宏森拉去支持一下。会上我说了一番话。我说，列宁当年没有电视，只有电影。所以列宁说：在诸般艺术形式中，电影是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我们今天当然不能把电影当成单纯的宣传工具，但是电影有宣传功能，要承认这一点。我说，利用电影来弘扬、传播伟人的精神风貌，功德无量啊！我说，这小小的紫光影院，将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大放一次红光。全场鼓掌，我来劲儿了。我说，既然如此，我想质问一句，电影院线的公司的经理们，你们为什么不接，你们干什么去了？下面有一个经理站起来说，报告仲主席，我们正在齐心协力打造《夜宴》。《夜宴》是个什么电影？《夜宴》是拿老祖宗乱伦来开涮的。如果费孝通讲“各美其美”，夜宴是典型的“各美其丑”，把祖国传统文化当中最丑的东西拿来展示啊，拿到外国去邀奖。如果费孝通先生讲“美人之美”，《夜宴》是不学美国电影的国家精神的，它主要是琢磨美国电影怎么营造视听感官的刺激感。如果费孝通先生是讲“美美与共”，《夜宴》搞的就是“丑丑与共”。所以结论，费孝通先生呼唤“天下大同”，《夜宴》这种电影就是造成人心混乱。这难道还不值得深思么？电视剧又何尝不应反思，电视剧现在就看收视率，电影就看票房。正因为如此，刘云山同志在去年年底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才明确地提出，要反对“三唯”。哪“三唯”？唯票房，唯收视，唯点击率。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么。电视剧年年要评一个叫金星奖，就是军旅题材的，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评的。我这个人一辈子终生遗憾是没有穿过军服。所以每年年初他们聘请我，我就混迹在解放军当中，给他们评军旅题材的优秀的电视剧。前年，我说有一部叫《兵峰》的很好。它写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在青藏高原上，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原、上，守边疆，享受孤独，无私奉献。给他们喝的水吃的菜，都是要下面的识途的老马给送上去的，没人送的，用马，那个老马识途，给它装上，它就自然地走上山。走上山了之后，他们把水卸下来，把菜卸下来，把粮食卸下来之后，由于孤独，极度的孤独，为了排遣孤独，就只有与老马对话。非常亲切地叫，马哥，你给我娘带个信，我在山上很好。非常感人。这个时代太需要这种精神了嘛。我说，这个得一等奖没问题吧？那几个少将大校，带着肩章的解放军评委都赞成。结果旁边一位代表中央电视台的一套节日的总监，姓钱的一个女同志在旁边说，这个恐怕不行哦。我说，为什么不行呢？她说，这个电视剧在我们中央电视台播出收视率太低。一下子，那几个解放军评委就火了。怎么会收视率低呢？我们数百万解放军都在看，这个电视剧我们总政的机关大院，在闭路电视里面巳放了四遍，现在打电话来还要求再放，怎么会收视率低呢？那个钱总监就说，对不起，首长，我们统计收视率，你们解放军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因为你们是保密单位，我们不能在你们那儿抽样，安解码器。收视率是怎么统计出来的？过去是两家，一家尼尔森，一家索福瑞。后来把尼尔森挤出去了，中央电视台即央视跟索福瑞联合，叫央视索福瑞。它统计收视率的办法是什么呢？是西方政要竞选的原则。我告诉大家，索福瑞的老板是个法国人。就是西方的那些政要要竞选，他要统计自己有多少选票，他就采取抽样的办法，解码器就安在哪儿呢，就安在人口居住最密集的地方，抽样。以抽样上来，乘以多少，就是他的预计的票数。现在我们也是这个办法。央视索福瑞就在全国安了八千多个点。基本上是哪些呢？城乡交界的地方。解放军它是不管的。后来，全国高校文艺调研，在南京上海，两次叫我去汇报，来参加会议的一百多位都是高校的负责艺术教育的副校长。我问大家，高校有点吗？一个都没有。也就是说，中央电视台统计的收视率，是排斥了数百万人民子弟兵，也置中国艺术人才培养的终端——高等艺术院校于不顾。那以人民为中心怎么落实呀！正因为如此，所以年年统计出来的收视率，最高的就是赵本山的《乡村爱情》。大家想想，中国的农村变革，何其艰难曲折，是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举。我就始终不相信，如《乡村爱情》所描写的，中国农村变革就是一伙儿说话结巴的，耸着肩的，瘸着腿的人干出来的。

昨天晚上，翻阅我的博士后傅守祥刚送给我的一本新著《文化正义》，他就分析了，美国的华人代表，很有良知，看完赵本山的演出，认为拿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开涮，是不人道的。这怎么能够叫艺术？人家排斥啊。有良知的华人都是这样看的。所以，总书记呼吁大家要高度重视。怎样真正重视？他讲了两个加强，两个结合。“一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要加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这个共同思想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他视察国家博物馆的时候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学习会议上提出来的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好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我们高等教育里面，要反思一种现象。1999年开始，艺术学开始招博士生，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十五个年头了，艺术学的博士生，恐怕培养了100多名了。但是这些博士论文，学术资源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从弗洛伊德到法兰克福，从法兰克福到阿尔杜塞，很少用中华民族的学术资源。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浙江理工大学的金雅教授在高等学校的艺术学年会上提出来的，要加强民族学理，是极有针对性、极有见解的。我们的中华美学精神，从天人合一开始，到入世与出世相结合的人生论，再到我们的诗学原理，追求意境，全是人类的宝贝啊，全是治理当今世界人与社会矛盾、人与自然矛盾的美学良方啊。现在存在着一股危险的倾向，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轻贱自己民族的传统的美学理论。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是如此。我曾经把大概有那么十几篇都是论影视艺术的婚姻恋爱题材的博士生找到一起。我说，讲人类两性的感情，讲得最到位的究竟是谁？结果，这十几个博士生议论了半天，说，还是恩格斯。恩格斯在《国家、家庭、私有制的起源》里有一句话讲到位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道德这个词，翻译家很厉害，用的是中国人发明的。道德这个词是老子的话，即《道德经》。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讲得多到位。我曾经跟大书法家、大文字学家欧阳中石先生讨论过。欧阳中石先生说，道德两个字意味深长。大家看那个道德的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自然，大道通天。何为道？你仔细看，这个道字右边是一个首选的首，首都的首，左边是一个走字。何为道？人类首选的第一条人生的最佳道路，曰道。这就是道。那么怎么样才能行道？离不开德。德字为什么这样写？左边是个双人旁，那就意味着德不是一个人孤伶伶地产生的问题，是一个人同他人发生伦理关系，就有个德的问题。而且这个双人旁又是行走的行、行为的行的半边。因此可以说，还与行为有关。那么左边怎么写呢？左边下面是个心，心就是人的思想。行为思想都有了。心上面立了个什么？打倒了的正直的直字。直字中间是三横，所以那个德还要拖一横出来。那什么是德呢？明白了，一个人同他人发生关系，从行为到思想都正直，曰德。有德才能行道，故曰道德。多富文化意蕴啊！但是可惜都不用。这个话不引，引了很多弗洛伊德的甚至荷尔蒙怎么来的，都可以引。你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你们有个规矩叫盲评啊，博士论文把名字盖上了，送到兄弟院校去盲评，他说，万一我这篇论文碰到一个刚刚从西方留学回来，西化思想很浓的教授一看说，这个博士还在引这种陈旧的话，不行，一票否决，我就拿不了学位了。这种现象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高等艺术教育里的指导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真正的大哲学家不这样看的。我曾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6号院即叶朗教授主持的美学研究中心里听张世英先生传道。北京大学燕南园里面有一些小院子，平房，都是给顶级教授住的，冯友兰啊，张岱年啊，季羡林啊，当年都住在里边，一家一栋小院子。叶朗教授请朱良志教授设计，花了180万，当时赞助来的，买了些红木装修了。规划局有规定，不能改变它的建筑造型，因此，小桥流水都在院中流着，你进去了之后就是会议室，旁边的书架上全部是中外的美学典籍。其中包括叶朗先生带领全国130多位教授十数年编出来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十九卷，全部都在那儿搁着。进去就是一种氛围，研究美学的氛围。园内有日本朋友送的五十株樱花。张世英先生93岁了。张先生思维之清晰，他是研究黑格尔起家的。他说，我研究了一辈子的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在我看来，用最精到的语言概括它，就四个字，主客二分。主体跟客体，是两分法的，研究主体跟客体的审美关系，是它的艺术哲学，研究主体跟客体的整个社会关系，包括自然关系，是它的总体哲学。他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好处，由于主体跟客体分开了，就有利于强化主体的创造能力、个性。所以西方的教育，比方说美国的教育重视个性教育。他们这个哲学搞过头了，也有坏处，有短板。坏处是什么？就是过分地强调主体的作用，于是破坏了人跟他人的关系，去征服别人，破坏了人跟自然的关系，去破坏自然，过分地开发自然，破坏人类的生态环境。他说，我回过来研究中华哲学精神呢，也用四个字，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人跟他人，人跟自然，人跟社会的和谐，这个就刚好去弥补西方哲学的短板。但是我们也要自觉，清醒，中华哲学也有短板，强调过头了，太强调合一了，就压抑人的个体的创造能力的发挥，泯灭个性，我们都用集体主义把一切涵盖了。他说这也有短板，因此他老人家说，我年岁大了，小问题我不想了，我现在都思考一些全局性的大问题。什么呢？他说，我有生之年，要想创造一种当代哲学，人类的哲学。这是种什么哲学？中华哲学和西方哲学互补，两方的优势去互相补充自己短板的最先进的哲学。所以这些都证明了总书记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重要性，他指的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我的老师，就是钟惦棐先生，临终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记住，本人姓马，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王元化先生临走之前呢，把我叫到上海去，病榻之前就问我一句话，说，呈祥，你血液里边还流淌着你老师钟惦棐的学术基因吗？我说，王先生你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如果流淌着他的学术基因，你面对现在这种电影靠票房、电视剧看收视率、文化泡沫盛行的现状，不发一言，不吱一声，你就不算是惦棐的学生！

习总书记接着讲了两个结合，哪两个结合？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适应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这听起来很平常，仔细一想，在总书记提出以前，我们好多人都只讲一面，就是那一句话，看群众喜不喜欢欢不欢迎高不高兴，就完了。好像极尊重群众，坚持唯物论，实际上我们要问一句，群众喜欢的、欢迎的、高兴的，诚然是应该重视的，但全是对的吗？未必。一个先进的执政党，如果放弃了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就等于取消了自身的先进性，哪能这样？这片面的要求导致了文化的低俗化和媚俗化。为什么这样说呢？创造甲午海战邓世昌形象的李默然，一个大话剧艺术家，现在驾鹤西去了，李默然在生前有一天很晚了深夜给我打电话，说他遇到不平事了找我出出气，我问怎么了，他说辽宁人排了一个话剧《兄弟》，写工人阶级的，要在城里租了一个剧场，就是沈阳市最好的一个剧场，说什么都不租给我们，过了一周之后，挂上了刘老根大舞台的招牌，租给了赵本山。他去质问，为什么不租给我们要租给他们，理由只有一条，群众喜欢啊高兴啊欢迎啊，要看二人转。他说究竟是我话剧艺术代表了中华民族审美思维的较高水平呢？还是那个二人转呢？我只好劝老人家，在北京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天安门在中间，往东边走一点走到王府井原来是梅兰芳先生唱戏的吉祥戏院，往西边走一点走到西单，六必居旁边是老的长安大戏院，往南边走一点走到大栅栏里面有广和剧场中和剧场等，都是李少春、厉慧良啊打擂台的地方，往北边走一点梅兰芳故居、现在的人民剧场，如今这一圈剧场全部拆了。说寸金寸土，需要发展经济，都改成了商店。但奇怪的是，偏偏在天安门的东南侧，光明日报的投射之下，一片最好的古建筑，那是山西会馆，让给了刘老根大舞台。挂着是“吃大席，唱大戏”，最火红的时候我看售票间里面挂着VIP票8800块钱一张。这是为人民的吗？现在才把“唱大戏吃大席”换掉了。究竟京剧艺术代表了中华民族用戏曲方式审美把握世界的最高审美思维水平呢，还是二人转呢？这是很明显的事情。二人转，不能否认它是东北的一种民间艺术，是百花园中的一朵花。但是大家都知道，它的发生、发展决定了应该理性地对它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

我们念书的时候，文革以前，问你文化艺术的偶像、领军人物是谁？我们都可以脱口而答，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文革以后，眼界开阔了，知道过去还有一些左的思想遮蔽了一些文化大师。首先进入我们眼帘的，是钱钟书。因为一部《围城》让大家看到了还有个钱钟书，小说写得很棒。再读他的《谈艺录》，方晓他的艺术分析也很精辟。再一读他的《管锥编》，傻了，光注释就有五六种外国语，于是看不懂了，把钱钟书也捧到塔尖上去了。往后看呢，还不止钱钟书，你们金雅老师花那么大力量研究梁启超，发现他不仅是一个大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还是个大理论家。他是个通才，是那个时代民族思维的高峰人物。你再看看王国维，陈寅恪，都是大家。陈寅恪一部《柳如是别传》把一部断代史都写出来了，他给王国维的墓志铭上送上两句话，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够我们用一辈子。前些年由于只讲喜不喜欢、欢不欢迎、高不高兴，文化宝塔塔尖上的引领性人物既不是鲁郭茅，也不是钱钟书陈寅恪了，换了，换成赵小李了，赵本山，小沈阳，李宇春了，是不是呀？我们家里有个第三代，一进门小小四五岁，首先抢那个遥控器，抢过来就问：爷爷，今天有没有小沈阳？完了，这样下去以后还有希望吗？我不否认赵小李带来的欢乐，但是我要问一句，一个民族文化的领军人物从鲁迅跌落到小沈阳，大家想一想，其间的文化落差精神落差有多大！这个责任该谁负？所以总书记要明确地指出来，必须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大美学家王朝闻先生有一句名言，叫“适应是为了征服”。我们在相当时间里行进在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二律背反之中。夏公是我们浙江人，他极其智慧，极其幽默。他就讲这个适应跟提升的关系。他举个例子，他说你们研究电影的，解放以前，十七年的电影，大家想一想，从来不准接吻。确实是，十七年的电影，你哪里看得见接吻的镜头，没有的。张瑞芳跟仲星火那个《李双双》，两夫妻嘛，演的是两夫妻，要表示情感交流，怎么表示的，不是接吻，而是两口子在家里，农家小方桌上吃饭。两口子上面端着碗吃饭，下面用两个脚跟勾了一下表达感情，是这样的。夏公说，那个时候屏幕干净倒干净了，接吻都没有，但是我请问大家注意到没有，那时候中国人口的繁殖率却很高。他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艺术问题，你用堵是不行的，那个社会效果也不好的。但是他反过来讲，今天呢，现在好了，说根据性格塑造的需要，情节发展的需要，可以有接吻镜头了。一说可以有了，你们现在去看，抱住就啃，一啃就一分钟，有这个必要吗？他说，一旦放开了之后，去消极地顺应，越搞越厉害。只要美学上不解决问题，还是堵不住《复仇女郎》写那一男一女一上床，不准表现床上镜头，就把蚊帐一拉，首先是两个人性爱的声音，那个刺激性很强，然后一会儿从蚊帐里边扔出一个乳罩，一会儿扔出一个裤衩。他说，这不是一样的黄色么。

我们多年来的教训就在这里。不是积极地去引领，而是消极地去顺应。而这个民族的鉴赏呢，它有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积淀，有一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积淀，还有苏联模式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还有文革当中文化专制主义的影响。因此这个民族的鉴赏的群体结构，自然我们可以说主流是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传统美德的深情呼唤。也不能否认，它也存在着落后的、消极的、蒙昧的东西，甚至于色情的东西，结果你消极地去强调适应这个，消极的因素就被强化了，被强化了的消极因素，就倒过来刺激文化上不自觉的创作者生产格调更低下的艺术品。电影就是行进在这个轨道上。现在你们去看电影嘛，我上个月刚挨了一顿骂。我到高检去汇报，汇报完了，一个正部长级的张耕副检察长向我：你们这些搞文艺的人，是不是习惯了说一套做一套？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刚才在上面讲，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应该成为时代的号角，文艺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文艺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我对着下面文件看，一个字你都没错，你讲得很好啊！你不是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吗？我说，是啊。你们最近放的电影《心花路放》，我请问，能代表这个时代的风貌吗？能引领这个时代的风气吗？我就老老实实对他说：对不起啊，张检察长，我没有看。你失职啊，你身为电影审查委员会的，为什么你不看？我又只有对他从实招来，我说，因为我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电视剧看得最多的人之一。他问为什么呢？我说，我管了二十几年评奖，比如电视剧吧，每年评奖都是一千个小时以上，我一天看十个小时，已经违背劳动法了嘛，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嘛，我要看三个多月。完了之后，又是什么金鹰奖、金星奖、园丁奖、卫视奖，都把我找去，我就成了一个电视剧看得最多的人。他说，怎么啦？我说，我的教训就是电视剧看得最多，智商最低，成反比。他说，为什么呢？我说，人类的经典，不在银幕上，也不在屏幕上，在哪里？在图书馆里面经过历史筛选确认了的古今中外的文化名著上。老天爷给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的，一天24小时，那些学者，一天就走进梁启超，走进王国维，走进丰子恺，走进宗白华，走进朱光潜，那些都是大师。

大家去读《资本论》，马克思精辟地分析，《资本论》就是研究剩余价值的。马克思说，人之为人，因为人不只是物质动物、经济动物，人更是一种精神动物，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的情感动物，唯有人类才有独特的精神家园，需要坚守。所以我在传媒大学，在艺术研究院，在北大我都说这个话。在这个动物世界上，只有人才有文化。文化是一种人的生存状态。卡西尔在《人论》里边，讲得很清楚，什么叫完整意义的人？他说，一方面，为一定的传统文化所塑造，另一方面，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这就是完整意义的人。只有人才有文化，其他都没有文化。我有个博士生，在下面说，仲老师你讲绝对了吧？我看狗也有狗文化。我当时就发火了，他知道我是属狗的。我说，你别这样挖苦我啊。他说，仲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指街上满街都是狗医院，他们那个给狗治病的医院就是一种文化存在，你能不承认那叫狗文化吗？我就回答他了，我说，非也，你所谓的狗文化者，乃人类对狗之文化研究，非狗自身之文化也。如果你不信，请问，狗医院里边给狗看病的究竟是人还是狗啊？整了半天，也是人对狗的文化研究嘛，哪是狗自身的文化呢？另一位博士又说，那也未必尽然，杂技团里边那个狗钻火圈，那不是一种自觉的文化现象吗？我又说，狗钻火圈，你也说错了，此乃人类之对狗之驯化结果，乃驯化，而非文化，也不叫文化。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头还把这个事情说透了。他说，剩余价值哪儿来的？剩余价值，很简单，一个工人劳动了一天，创造了一百美元。打个比方来说，结果他只给了工人三十美元，问他另外七十美元弄到哪去了？他说，我还有生产资料呢，还有厂房呢，还有消耗的能源呢。如此等等，下来还有，比如四十美元，问它到哪儿去了，那就叫剩余价值，就他赚起来了。所以马克思得了个结论，人不能够只是经济的方式把握世界，人还需要有政治的方式、历史的方式、哲学的方式、宗教的方式、艺术的方式把握世界。宗教的方式也很重要，我们这个民族因为有鸦片战争的教训，我们是记住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宗教是人类的鸦片。只看见了宗教的一面。但是同一个马克思又说了另一句话，他说，人类社会直至进入共产主义，宗教也不会消亡。最后还是要有宗教。因为宗教是作用于人的心灵，思想，精神，是讲信仰的。所以一百岁的老马识途，马识途，就是写《清江壮歌》，《三进山城》的老革命、老作家。姜文改编的那个电影，就是他的《夜谭十记》里的《卖官记》改的。只不过马识途老人家说姜文把他弄去看了他改的电影之后，都看糊涂了，最后他说，这个还是我的电影吗？跟他小说完全没有关系。姜文后来请他留墨宝，老人家就很智慧地留了一句话，“二人间谁人不识君”。都认识你姜文，你名气大，这个电影已经不是他的了。就这个马识途，在一百岁的时候，《光明日报》请他题词，他思考了很久，留了八个字：人无信仰，生不如死。信仰对人很重要。马克思指出，资本生产的最大原则，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但是艺术创作是人类审美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审美活动，西方从毕达哥拉斯开始一直到黑格尔，中国从老子、庄子、孔子开始，一直到朱光潜、宗白华，论述审美创造的时候，认为最佳境界概莫能外都是三个字：超功利。就是大家知道的，陶渊明所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超功利的精神。所以马克思的结论是，资本生产就是市场运作，它的原则就是利润的最大化，要赚钱。而审美创造，艺术创造，它最佳的境界就是超功利。一个要利润，一个要超功利，“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术、诗歌，是死敌。”有一种翻译是“相敌对”，都是一个意思。他早就看见了两者的矛盾。现在电影院线承包给私人，他就要赚钱，就这么一回事。我们现在有些翻译家，我不知道怎么想的，最新的版本，我惊奇地发现加了两个字，在资本生产中间加了两个字，叫资本主义生产。好像这个意思就是教训我这种人，你不要乱比，马克思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今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不要乱联想。我就反问：马克思写《资本论》在一百六七十年以前，那个时候人类社会还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野，何来资本主义？你们想加个“主义”两个字就加上去啦？你们这个地方敢加，有本事有胆量，你们把马克思的书名改了，改成《资本主义论》，不要叫《资本论》。能行吗？当然不行啦。研究资本主义是列宁时代的事了，列宁才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哪能这样乱改经典著作的。你翻译就是翻译，第一就是要忠实于著作的原意嘛。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意义非常深远。去年的“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到了北大去。他很关心青年。他年轻时主动请缨，到河北省去当县委副书记，深入基层，从下面干起。他是文学爱好者。他打听到那个县有一个作家叫贾大山，贾大山写的短篇小说得了全国奖，他提出要见贾大山，结果那天贾大山正在县里面参加一个会议，在会议上侃大山。习近平站到门口那儿等他，那县委办公室的小伙子跑去跟他说，大山同志，新来的县委副书记要见你。这贾大山眼睛一望，说了一声，怎么又派一个青年毛头小伙子来领导我们？他还不去。习近平一点都不生气，晚上把他请到了县委办公室去，两个人聊天。“十·一五”讲话里面，习近平总书记一口气讲他读了多少中外文学名著。他喜欢文学。两个人促膝谈心谈到了半夜两点。然后习近平把贾大山送出县委机关大院。县委看门的老头都睡着了。习近平说，我也刚来，不好惊扰别人。他身材魁梧，蹲将下去，说，大山，你踩在我的肩上翻出去吧。他就对文学有一种情缘。今年三月份，在两会期间，总书记到了上海组去，上海电视台的主持人就向他汇报说，我们上海正在放一部电视剧叫《平凡的世界》。习近平说，那是路遥写的嘛，我认识路遥，我还跟他住过一个窑洞呢。就这么一句话，不得了。原定的是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艺术委员会要召开研讨会，都发了通知了，中宣部文艺局就打电话，说改成由中宣部文艺局组织，上海市委宣传部来开。刚刚放下电话，北京市委的常委、宣传部长李伟同志打电话来，说，这不行啊，这个电视剧是我们北京台播出的，要开两家一起联合开，不能光是他们开。原来定的是在广电宾馆开的，后来改到深圳大厦开。我一大早就去了。哪知道陕西省委的宣传部陈彦副部长已经等着了，带着肖云儒等几位陕西的评论家都来了。他们说，《平凡的世界》写的是陕西的生活，作家路遥是我们陕西人民培养的，应当三家一起开。所以你看，《人民日报》一大版报道的时候，我说的很清楚，我主持会，我说，今天是三位宣传部长，我右边是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麟，左边是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伟，那边是陕西的陈副部长。三位部长商量请我这个下岗职工给他们打工，帮他们主持这个会。本来已经拟好的发言顺序，中宣部文艺局交给我的，我说我只好弃之不顾了，三方一方讲一个人，开转转车。上海讲了北京讲，北京讲了陕西讲，再转回上海来再讲。一直讲到中午一点。大家说开了一个团结的会，和谐的会，具有学术品味的会。大家想一想什么原因呢？总书记为什么支持贾大山，支持路遥！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路遥写《平凡的世界》那个时候，正是中国文坛刮起了一股一股西化的风，一会儿是朦胧诗，一会儿是意识流，一会儿是现代派。路遥都了解这些情况，但是路遥这个人很有定力。他认准了一条，他的师父就是写《创业史》的柳青。他要学柳青。他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总书记就是要提倡现实主义，外国好的东西拿来要化，不能够依样画葫芦。到今天，已经没有人们再说朦胧诗，再赞意识流了。再一想，当年，比路遥写改革火的小说有的是，比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火得很，比如柯云路的《新星》，火得很。为什么要重提路遥的？这里边有第二层的涵义，就是如何尊重艺术规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他镜头的焦距对准的是改革的方案，给改革开药方，意思就是要照乔厂长这样办才行。结果呢，真正在改革当中十个按照乔厂长这样办法办的十个都要失败，是成功不了的。柯云路也是，给用人开方案。而唯有《平凡的世界》，路遥悟出了一条，他把焦距对准了人的精神世界、心灵轨迹，所以他没有说谁是谁非。比如这两兄弟，孙少平和孙少安，一个哥哥是扎根农村，引导大家致富，弟弟是一心想走出去，奔向了矿山。究竟谁对谁不对？路遥没有说，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轨迹，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改革大潮下，得到了灵魂的洗礼，遇到了挫折，也收获了幸福。所以今天的人，看到这个小说，凡是过来人，或多或少的都可以从他小说到电视剧当中，照见自己的影子。所以它有深度，有生命力，符合文学是人学的规律。

总书记尤其关心青年人，到了北大去，一定要重视总书记的三句话。总书记就跟大家讲，我希望你们北大要当北大第一，不要做哈佛第二。这句话多深刻。大家都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我给你们加三个字，创建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复旦大学最灵光，反应最快，一周之后就在《文汇报》上发了一条消息，复旦大学修改学校章程，删去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项。为什么原因呢？世界一流大学是西方的标准，是别人的标准，总书记给你讲，要中国的，他叫你要当北大第一，不要当哈佛第二。因为我是滥竽充数啊，当过北京大学人文学部的委员、艺术学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我就知道，学部一开会，有的从国外回来，视野开阔，是他们的优势，但是有一个毛病，开口就是哈佛是怎么样的，哥大是怎么样的。叶先生当时就说，哈佛是美国的，哥大是美国的，北大是中国的，都搞成第二个哈佛还有意思吗？总书记连这些情况好象都知道，他就有针对性的说要当北大第一，不当哈佛第二。然后坐下来说了三个离不开，说历史要前进，改革要深化，高等教育要搞好，都有三个离不开。这三句话是，第一，离不开哲学精神的指引。第二，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第三，离不开文学力量的推动。大家要注意啊，总书记排的次序是哲学，史学，文学。跟我们著名的山东大学的校刊不一样，山东大学的校刊《文史哲》。山大排的是文学，史学，哲学，习总书记排的是哲史文，他认为哲学应打头。哲学通，一通百通，哲学是人类的智慧学，人类的明白学，聪明学。美学就叫艺术的哲学。

哲学在我们高校里面的地位不是第一的。大家知道，哲学系招生，哲学专业招生生源不足，学哲学的博士找不到工作。人家一联系单位，金融的，来，管理的，来，甚至于会计专业的都抢手，而学哲学的，不要。有人误会，认为钱钟书先生挖苦过学哲学的方鸿渐。方鸿渐是个公子哥儿，他家里有钱，他跑到德国去拿钱买了个哲学博士，回来了，在船上向苏文纨求爱。方鸿渐是陈道明演的，这个电视剧大家应该有印象。苏文纨是谁演的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演员李媛媛演的，貌又美，人品又好，可惜苍天不开眼，让她患上子宫颈癌，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她现在留在荧屏上的就是苏文纨形象。苏小姐真心实意地以为他爱她。结果他回来就追唐小姐去了。苏小姐就把方鸿渐带到她前男友赵新楣那儿去了。赵新楣谁饰演的呢，英达演的，演得非常好。当然赵新楣不高兴咯，我是你的前男友，当年我那么爱你，你今天带你的新男友来我这炫耀，你什么意思啊，就问他那个人干什么的。苏小姐就介绍说，你不认识他，方鸿渐，鸿渐啊，学哲学的。学哲学的，哪儿学的？德国的哲学博士啊。钱钟书先生厉害，他骂人不带一个脏字的啊，我们在文学所里的时候，都怕散步的时候遇见他，他说你两句话肯定点到你穴位上，他是融中西方幽默于一炉的，他绝不像王朔。王朔骂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就说“我是你爸，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些语言都采自市井的。钱先生不，他就用他那个笔头写英达从牙缝里边半晌攥了一句话出来：哦，学哲学，学哲学的在我们这些人眼里看来，也就跟什么也没学差不多。就这么一句话，把人挖苦了，就叫哲学无用论。

总书记在这里强调哲学的重要，为什么？过去，乃至文革以前，我们习惯于把文艺从属于政治，用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把握世界，吃了苦头，走了极端。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人又从这个极端跑到了那个极端，说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了，但它也没有独立地位，从属于经济吧，变成了用经济思维即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来把握世界，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现在，总书记强调一定要在科学的哲学精神指引下，就是要从长期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的单向思维当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兼取两端，关注中间，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这就是哲学领域里边深刻的变革。在和平环境里边，可以高呼中庸之道万岁，来处理问题，这才能够解决好我们的问题。哲学通，一通百通啊，我多次说，大家去读读《陈云传》里边记的。陈云同志就是个学哲学受益的人。早在四保临江的时候，陈云同志已经身体极坏了，开个会议都坚持不下来，结果他活了90多岁，薄一波就去请教他，说陈云同志，你年轻时候身体就坏了，你怎么活那么高寿？陈云同志笑了笑，回答他说，一波啊，延安时候，主席叫我学哲学，读点哲学就是毛主席那个时候说的。他说，我深受其益，我告诉你，多干就是少干，少干才能多干。这充满了辩证法。意思就是我身体不好，要像鲁迅一样拼命干，不是跟他一样50多岁就见马克思去了吗，还有我吗？我悠着来，结果我活着就有影响，就能多干。他是个通哲学的人，你看一个人，学哲学最大的收益，是赢得了精神生态的自由状态，自我调节。和谐社会最根本的就是个体以和谐的心态应对他人，应对社会。举个例子，陈毅同志，解放后在上海当了市长，那时国民党乱发金圆券，一下城市乱起来了，资本家也闹，贫民也闹，报告毛主席，主席说请陈云同志去。陈云同志是党内的经济专家。陈云同志一到上海，三下五除二全部搞定，资本家也搁平了，老百姓也不闹了。他以后成为了中共中央的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但是也会发生认识分歧啊。毛泽东提倡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陈云同志有不同看法，被退出领导班子。一个哲学不通的人，从那么高的位置突然下来，叫你回家养病，气都要气病，癌症就要找你。结果陈云同志，你看他，用我，我就全心全意干好，不用我，我带着夫人回老家苏州杭州听评弹去也。他坐着火车就回家听评弹了，天天听评弹，调节身体。他就有一种精神生态，很平稳，很自由的状态。记者问他评弹怎么发展，他就回七个字：出书出人走正路。这七个字，够姜昆冯巩用一辈子。这就是学哲学的好处。你们看过，去年播过一部电视剧关于陈云的吗？最后一集一个镜头，特别精彩。陈云同志字写得很好，他从不送人，但是有一条，他的下级来拜访，他要送。那天来了个老下级，他叫秘书笔墨伺候，夫人站在旁边，摊开了宣纸，一张写了下来很得意，在那铺开晾干，说再来一幅，第二幅写完了，左思右想，最后问了老伴儿一句：老伴儿，你发现没有，老汉的字如今已经有飘逸感了。什么叫飘逸感，飘逸感就是进入仙境嘛，就是哲学的境界，意思是我陈云的字已经不是摹仿别人了，是我陈云内在人格的自然外化，飘逸出来的。所以这很不简单。我曾和书法协会几个理论家讨论当代书法家排序前两名是谁，没有争议，第一毛泽东，第二郭沫若。为什么呢，这两个人的字都是他们内在人格的自然外化。所以学哲学这个事情，我今天跟老师同学们交心，都要打点哲学功底。总书记讲的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条讲历史镜鉴的启迪。要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这条很重要。中华美学精神的传统，你们要把它弄清楚，读金雅老师的文章。最近《新华文摘》还转载了金雅老师的一篇文章。上《新华文摘》是很不容易的，恐怕一个学校一年里头很难得有一篇两篇的。你去读它，了解什么是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的基本范畴是什么。但是总书记在这个地方讲历史镜鉴的启迪，重视历史镜鉴，就包含着中华美学精神。要珍视经典，尊重历史。最近一部地方戏得了大奖，我是真不敢恭维的。这个地方戏写的内容大家都熟知的。我简单说给大家听听。第一场戏是曹操兵发83万，赤壁之战，浩浩荡荡，气吞万里如虎，场面很大，突然，风痛病犯了，华佗急急忙忙背着药箱，赶快给他扎针灸，一针下去，曹操清醒过来。华佗是中医，中医是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他刚给曹丞相解决了病痛，趁机就说：曹丞相啊，我劝你不要发动这场战争，战争要伤及无辜，要死人的。曹操刚刚解除了病痛，马上回答一句：是啊，你以为我想打仗啊，我也不想打仗啊，但问题是我眼睛一闭，那个美人小乔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想她啊，如果你们有谁能和周瑜讲，让周瑜把小乔给我送过来，我就收兵。第一场戏，把人类战争史上一个著名的以弱胜强、实行统一战线的名例，就是刘备诸葛亮联合周瑜孙权抗击强敌的著名战例，戏说成两个男人抢一个女人。不能这样啊，鲁迅先生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到曹操的时候他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提起曹操，人们就想起戏曲舞台上那个奸雄曹操，实际上，历史上的曹操并非如此，在我看来，曹操至少是个英雄。谁给你们权利把三国演义戏说成二国演义。这个戏里边没有刘备没有诸葛亮的事了，成了二国演义。这就是第一场戏。第二场戏更加功利化。艺术本来应该超功利的，他功利到什么地步呢？因为当时正在进行路线教育，他把小乔塑造成一个当年路线教育的典范。小乔按照陈寿的《三国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都是这样写的，小乔有个姐姐叫大乔，铜雀锁二乔嘛，她们的爹是乔国老。喜欢听京戏的人都知道，《甘露寺》里面有一段最著名的马派的西皮流水，就是乔国老唱的。看戏的都知道，一段唱腔概括了三国，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老臣与主说从头，刘备本是靖王的后，汉帝玄孙一脉留。他有个二弟汉寿亭侯，青龙偃月神鬼皆愁，白马坡前诛文丑，在古城曾斩过老蔡阳的头。他三弟翼德威风有，丈八蛇矛惯取咽喉，鞭打督邮他气冲牛斗，虎牢关前战温侯，当阳桥前一声吼，吼断了桥梁水倒流。他四弟子龙常山将，盖世英明冠九州，长坂坡救阿斗，杀得曹兵个个愁。这一班虎将哪国有？还有诸葛用计谋，你杀刘备不要紧，他弟兄闻知怎肯罢休！若是兴兵来争斗，东吴哪个敢出头。唱得明明白白，现在这个戏改了，说小乔不是官宦人家出来的，她是草根女，她没有姐姐，她在民间有个结拜的干姐姐，这个干姐姐叫做叶儿姐姐，是开豆腐坊的，叶儿姐姐的丈夫叫王小六，是个赌徒，喜欢把妻子拿给他买黄豆磨豆腐的钱拿去赌博，因此赌光了之后，就在河边装一袋河沙，冒充黄豆，两口子就吵架。我们的小乔深入民间，调节矛盾，和谐家庭。就写这个东西，然后唱词唱什么呢？唱的是：小六哥，赌赌博，搓搓麻，算不得大节。我旁边坐着个领导，我马上说，三国的时候有麻将吗？我说瞎说八道。他说，是啊，这不对啊。我说不要乱唱，八项规定哦，怎么能说搓搓麻赌赌博不算大节问题没解决，那边突然小兵来报，说他丈夫周郎要反击曹操了，她赶快返身回府劝阻周郎，芊芊女子，一叶小舟，独身一人，越过长江，直奔曹营而去。曹操在干什么呢？这天晚上华佗又吃饱了，他又想着不要打仗，背着药箱，又来劝曹操不要打仗。曹操这次一听就发火了，周瑜都发兵了，你动摇我军心，就把华佗关到监狱里面去了，药箱也扔在大帐里面。正在勃然大怒的时候，抬头一望，美人来也，小乔来了，喜出望外。小乔义正词严地走过去，教育曹操，说做人要讲诚信，你说过的，我来你就收兵，现在是你兑现诺言的时候了。曹操一听，一惊一乍，风痛病又犯了。小乔就对着观众说，大家不要着急，我跟华先生学过针灸的。她把华先生的药箱拿过来，取出一根针灸，扎下去，曹操就醒了过来，面对着美人大叫一声：大都督夫人，收兵收兵。这场战争就化为乌有了。世界上的战争史家都要说，中华民族造谣啊，已经化为乌有的一场战争还写在里边叫我们研究。最后一场戏是莺歌燕舞，小乔和叶儿带着他们出生的孩子过着和谐、安详、幸福的田园生活。这叫什么，这叫典型的解构经典，戏说历史。一位领导问我说怎么样，我说不敢恭维。总书记在讲历史的镜鉴，我们却把历史拿来消费，拿来戏说。他说有那么严重吗？都在鼓掌啊，前面几排坐着好多领导都在鼓掌啊。我走上前去，再加了一句话，说据我所知，在英国，乱改莎士比亚的作品被起诉了，要判刑的，要蹲监狱的。尽管我都这样说了，结果没过半个月，人家公布出来得大奖了。前几天，《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还在歌颂这个戏，挂着创新的招牌。能这样改吗？不是一部啊，你们去看看《西施归越》，浙江的，四大美女，西施啊，被丑化成什么样了。西施归越，大家都知道，在艺术的长廊里面，长期有结论的。西施是个伟大的女性，舍身救国。勾践是个卧薪尝胆的民族形象，夫差是个侵略者形象，以强凌弱啊，中华民族文化反对的，不赞成这个东西，范蠡是个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啊。你们看那个《西施归越》搞成什么样了。第一场说是勾践打败了夫差，西施要回越国了，勾践要奖赏她，去迎接她，见第一面就说，如此貌美，她回来要嫁给范蠡，岂容范蠡享用，本王要纳妃，抢进宫去。就这一笔，把一个深入人心、代代相传的卧薪尝胆的民族形象，立马改写成一匹色狼。那么，抢进宫去干什么？真有想象力啊，西方文化的转基因影响，人性的复杂性。一想，你到吴国伺候夫差那么多年，焉能不怀孕，一上龙床，果真发现，西施腹中怀有夫差的敌种，于是龙颜大怒，发配荒郊。这一笔，把一个伟大的、深入民心的、咱们慈溪人民引以为骄傲的西施美女立马改写成一个荡妇。后面的戏怎么写？范蠡闻听此言，怒发冲冠，赶往荒郊，怒斥西施背叛了自己的爱情＞把一个古代的伟大知识分子形象立马改写成一个头戴绿帽子的小肚鸡肠形象。

最后一条，总书记讲，离不开文学的力量。总书记在这个地方讲的文学，我以为不是只指的小说、诗歌、散文，犹如马克思讲的诗，不是指的一行一行的诗，而是指的人类审美地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艺术形式，总书记讲的就是一切文艺形式，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都在内。实际上是给文化人、文艺家压担子，你们要靠作品立身，要拿出优秀作品来，为人民提供精神能源。

总书记还归结出四个讲清楚。第一个讲清楚，要讲清楚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都应该走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我们简单分析一下，电影讲清楚这一条了吗？电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传统，要讲清楚很容易。第一个高潮，20世纪40年代，大家都知道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赵丹、白杨、上官云珠他们创造的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步电影传统。你今天拿《一江春水向东流》来看，还被感动。你今天拿《小城之春》来看，两性之间纯洁的爱情，还感动。为什么？它具有人性的深度，而且是健康的人性。这个传统我们已经弃之不顾了。新中国诞生后，比如谢晋、《女篮五号》、《舞台姐妹》，一直到他的《红色娘子军》，从《桥》《青春之歌》《红旗谱》一直到《阿施玛》。什么传统？共和国的人民电影传统。尽管那个时候有左的思想影响，我们要承认这批电影的主流是写人民，为人民，服务于人民的。这个传统呢，现在也搁到一边了。改革开放以后，《人生》开始，一直到《野山》，《黑炮事件》，包括谢晋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吴贻弓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这些电影是什么传统？一个共同的特点，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共同着脉搏，与人民解放思想的思潮共同着呼吸的现实主义深化的反思电影传统。今天我们电影院线拿票房的，比如《泰囧》，《泰囧》你不能因为他帮助泰国发展了旅游事业，你就肯定它，那是经济问题，作为文艺来说，《泰囧》拿到美国去演，美国的有良知的华人说没有想到祖国大陆的电影堕落到如此之地步。还有《小时代》《心花怒放》等等，这些电影是什么传统？是什么发展道路？这些电影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东施效颦美国好莱坞模式加香港模式的发展道路。你拿总书记的指示一对照，就照出原形了。第二个讲清楚，总书记说，讲清楚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总书记在说，我们要搞文化立国，经济只能致富，文化才能自强。第三个讲清楚，总书记进一步说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突出的优势，是我们最宝贵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华传统美学精神。最后一个讲清楚，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大家要重视这一句话。邓小平110周年诞辰的时候，他说，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政治遗产是什么呢？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他这次又讲，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他的结论判断是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请注意，他没有讲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沃土，这是就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对比来说。，强调的是中华文化的沃土；另一方面，他也没有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植根于经济繁荣的沃土，没有这样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只靠经济，但是不能没有经济，这是肯定的。他现在就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化的重要性。

我讲的这些都是事实，都是严峻的现实。我认为高等学校是民族思维的先锋阵地，高等艺术院校是民族艺术思维的先锋阵地。在这块阵地上，要提倡讲真话、求真理、诉真情，一定要提倡针对祖国的文化现状发出科学的声音。如果这块阵地上都没有声音了，可以说，这民族的前途是悲哀的，是没有希望的。而希望正寄托在我们现在求学的莘莘学子身上。所以我今天占用了大家的时间，简单地把我这一些肤浅的体会汇报给大家。无端地空耗大家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这是鲁迅讲的话，大概就是针对我这种人讲的。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李 宁）

2015-06-29

仲呈祥（1946— ），男，四川成都人，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艺术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北京10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