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

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发展与高考制度变革

刘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观和高考制度历经三个相互影响、共同演变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初至恢复高考前，在政治质量观和业务质量观的冲突中，高校招生目标在选拔革命干部和技术人才之间纠葛不断，招生机制在推荐与考试之间变换更迭，录取标准在政治出身与业务水平之间反复调整；高考恢复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业务质量观被重新树立，并逐渐转向学术质量观，高考逐步以选拔优秀的学术人才为己任，招考方式逐渐变为统一的标准化考试，录取标准以考试成绩高低为依据；21世纪初至今，在多元质量观影响下，高考招生以测评和甄别适切性人才为目的，招考模式向着自主招生、分类考试的趋势演进，录取标准也朝考试成绩与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政治标准；业务能力；学术水平；多元质量观；高考变革

高校基本职能是培养专门人才，高等教育质量必然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上。以往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视野多聚焦于作为人才培养“过程”的教学环节与培养“终端”的就业环节，而对作为人才培养“起点”的招生环节则较少涉及。实际上，作为教育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因几乎与每一个大学生都发生过联系而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1]进一步来说，“高考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口，牵涉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水平”[2]。因此，高考必然会以其所实践的选拔机制及其所选拔的生源质量反映着一定时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而高考本身也被一定的质量观所塑造或改变。在新中国高考制度60余年的历史中，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发展及高考制度的变革经历了政治质量观和业务质量观交替存在——高校招生以考生的政治规格或专业水平为标准，到学术质量观占据主导——高考录取以考生文化知识的多寡为依据，再到多元质量观渐成主流——招考机制以测评和辨别考生不同的群体属性和个性特长为取向三种历史形态。

1 新中国成立初至恢复高考前高校招生制度的波折

新中国成立后对旧高等教育体制及观念进行了改造，新型平民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得以确立，旧有高校招生制度受其深刻影响，逐渐发生了重大变革，政治标准成为进入高校的重要乃至首要依据。然而，随着苏联模式的强力介入以及本土精英教育传统的回归，平民性的质量观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业务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成了高校招考最为重要的条件。以政治出身为准绳和以业务能力为标准的质量观之间的冲突，深刻反映在了高校招生制度的实践及其变革中，前者倾向于以推荐或保送作为入学方式从而充分保证学生的政治成分，后者则推崇以考试作为招生方式从而严格确保生源的业务水准。从新中国成立初到1977年，高考统考制度多次受到推荐制的冲击，并在“文革”时期遭受被后者取代的命运。

1.1 政治质量观的确立及其对推荐制的偏好

高等教育政治质量观主要通过国家权力和政治影响得以建构和确立，以阶级成分、家庭出身、革命经历或思想觉悟等政治化的规格作为社会主义新人才的关键特征和质量标准。它实际上承袭了中国共产党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主张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向广大民众开放，根植于共产党人关于建立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政治理想，主要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系列教育方针政策得以确定和体现。1949年10月，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指出大学校应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开门，以期大量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建设的新型坚强骨干[3]。1950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再次指出：“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过去如果不是封建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子弟，是很少有机会受大学教育的。即使在今天，大学学生的成分也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要求。”[4]

政治质量观由于极力主张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以便最大限度地保证工农群众和革命干部入学深造，遂使高校在招生时对此类群体采取了照顾性的录取政策和办法。一种办法是虽采用考试的招生选拔方式，但降低高校入学对考试成绩的要求，甚至可对外国语科目申请免考，这是一种在统一招考中对工农考生实行从宽录取的政策[5]。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3年里，由于高校招生录取以政治标准为依据，工农群众和革命干部入学的机会大为增加，“所有的高等院校在1950—1951学年对工人、农民降低入学标准……1952年年初，当思想改造运动达到高潮时，10 000名干部开始参加6个月的预备课程，结业以后可进入高校”[6]。另一种办法则是完全采用保送免试入学的招生方式，该招考方式最初在1956年采用时主要是针对优秀的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的，但到后来则直接将阶级成分或革命经历作为保送入学的主要标准甚至首要条件，并成为工农人员入学的主要途径。1958年实行的保送入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和“文革”时期的推荐制，[7]实际上都是从高校招生层面将平民主义的政治质量观推向极致的表现。

政治质量观之所以在高校招生中以推荐免试的方式呈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很多工农群众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许多人甚至没有上过学，党内革命干部中也有许多人由于长年参与一线工作等缘故，未能够接受完整的初等和中等教育，而旧中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子弟由于物质充裕、闲暇时间多以及家学传承等因素，一般具备较好的文化知识基础。在这种条件下，高校招生选拔若完全采用文化考试的办法，显然会使工农群众和革命干部处于不利地位，反而使旧知识分子子弟进入高校的优势大大增加。然而，若采用推荐免试的办法则会大大降低对文化知识的要求，只要阶级成分和革命经历等政治标准能够符合规定，即使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小学教育工农群众和革命干部也很有可能被选拔到高等学校中。

1.2 业务质量观的坚守及其对考试制的倚重

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仅要求高校培养能为政治服务的革命干部，也要求其培养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专门人才，后者要求确立一种以学生专业水平为高等教育质量衡量标准的观念，“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是其直观反映。由此，“高等教育改造的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8]不论是高校的业务课程，还是院系的布局和设置，抑或是人才培养模式都必须切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1953年1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明确指出：“教育工作的重点是高等教育。中心是要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高、中级技术人才。这是必须全力以赴保证完成的”。[9]可见，提升业务技术质量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基调，业务质量观也是新中国成立后28年间除政治质量观之外最重要的高教质量观，即使在“文革”时代“政治挂帅”的情况下，仍有一定影响力，如毛泽东在1968年时曾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是说理工科大学还要办”[10]。

业务质量观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促使政府将许多综合性大学调整成了具体的高等专门学校，由此也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高校招考模式的变革。首先，在招生计划方面，改以往按学校或院系招生的办法为按专业招生的模式，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招生计划的重点放在工科院系与专业[11]，导致工科院校的生源规模大大增加。其次，在入学考试方面，对必考科目进行了统一规定，将统考科目按照理工、医农和文史三大类进行分组，以便报考各科系专业的考生有针对性地学习和考试，逐渐改变了抗战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多数高校招生采行的文理合科考试模式，即“文科大类的考生须兼考理化生（或其中之一、二种），而理科大类的考生则须兼考史地（或其中之一种）”[12]。再则，在志愿填报方面，考生须遵循先填报系科专业志愿、再填报学校志愿的程序，体现了“按照系科专业培养人才”模式下专业先于学校的填报和录取原则。随着1952年统一高考制度的正式建立，我国高校基本上确立了按照专业统一计划、统一考试和统一录取的招考模式，其本质特征是以考生的专业水平（主要表现为统一高考成绩）决定其入学资格，基本秉持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甚至连干部子弟也要参加统一考试。

业务质量观以考生的高考成绩作为生源质量的评价标准，而由于当时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只有部分达到规定分数的人才能进入高校，因此它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精英型的知识质量观。按照专业招生和偏重于理工科的招生计划体现了当时国家对实用性知识的诉求，而高考通过一种统一尺度选拔出少数人读重点专业和重点大学则体现了国家对技术精英或专家的需求。然而，这种质量观却将大多数未能完整接受中等教育、文化知识基础薄弱的工农群众排斥在高校之外，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能够和具有平民性的政治质量观同时并存甚至还曾超越后者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受到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强力植入的影响。苏联从斯大林时代起就强调“技术决定一切”，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明确提出了“天才”教育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在全面“以苏为师”的背景下，这些观念也造就了我国高教界对技术精英或业务专家的痴迷；二是受我国传统精英理念的作用。科举时代“学而优则仕”、“贤能治国”等观念主张通过考试选拔优秀的治术人才为国家所用，民国时代许多著名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也主张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学术人才和领袖人物，新中国成立后的业务质量观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这些精英主义观念，主张通过考试选拔优秀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精专的技术以服务于国家建设。

2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高考的恢复及发展

1977年以后，高考恢复使得“文革”时代盛行的知识无用论不断式微，“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得以确立。改革开放初期，“文革”前的业务质量观在很大程度上也得以恢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又逐渐演化成另一种新的精英教育质量观——学术质量观。该质量观以个人普通文化知识的多寡为人才质量的衡量标准，由此高考制度也以检验考生对文化知识的识记能力为己任，高校则以选拔优质的高分生源和培养优秀的学术人才为目标。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后期，在学术质量观影响下，高校招考自主权有所提升，高考以学术性知识为内容、招考方式以标准化的统一笔试为主、录取标准以考试成绩的高低为依据。

2.1 学术质量观主张选拔理论型精英人才

学术质量观与业务质量观一脉相承，是精英型知识质量观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具体展现，前者是后者的延续与革新，是中国由“以苏为师”到“向美国学习”转变的体现。首先，两者都属于典型的知识质量观，但所倾向的知识类型不同。学术质量观较为强调理论性知识，注重通才教育，更多地遵从高校自身的理性诉求，而业务质量观则较为关注实用性知识，侧重专才培养，基本上以服从国家工业建设为圭臬。业务质量观的评价主体是政府，高校处于被动从属地位，评价标准在于知识在国家建设中的直接应用程度；学术质量观的评价主体是高校和政府，政府虽起重要作用，但一般通过宏观调控间接进行高教质量评估，评价标准在于知识自身的学术价值，更多地遵循高深学问发展的内在逻辑。在学术质量观影响下，国家打破以往高校几乎完全以服务国家工业建设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采取了恢复兴办文科专业、培养基础性自然科学人才、兴办重点的研究型大学等举措。[13]

其次，两者均属于精英教育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教资源的总量比较有限，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更是非常稀缺，导致其时的高校主要以选拔和培养精英人才为己任。然而，两种质量观对精英的理解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业务质量观秉持技术标准——高度专业化的实用知识，认为高质量的人才是技术专家或业务能手；而学术质量观则坚持学术标准——领域宽厚的理论知识，认为高质量的人才是研究型学者和科学家。实际上，精英型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一种合规格性的单向度的质量观，即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追求制定出统一的质量标准或指标体系，并且将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对立起来，认为高等教育为了保障质量就必须要控制规模。[14]

2.2 学术质量观影响高考的恢复及继续变革

正因为学术质量观与业务质量观有诸多相似之处，受其影响下的高校招生制度恢复初期较多地继承了“文革”前已经实施多年的统一招考模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恢复统一考试，注重选拔优秀生源，体现了精英教育传统的复归。1977年和1978年《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均规定了高考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选拔方式；第二，恢复高校从高中生中直接招生的办法，强调考生的文化知识背景，体现了尊重知识和文化的观念得以重新确立。“文革”时代取消了高校从高中招生的做法，转而直接招收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文革”结束后高校招收高中生的比例大大回升；第三，恢复了统一分配制度，使得按照专业招生和培养人才的模式得以再度实施。在国家计划内，使高校的招生和毕业分配做到专业对口、学以致用，并根据国家需要进行适当调剂。

然而，由于学术质量观也有其独特性，恢复后的高考在发展中也越来越因应这种独特性而产生了一定的变革与更新。首先，在高考组织管理方面，高校的招考自主权有所提升，能够对生源质量有更多的管理权和评估权。学术质量观对理论知识的诉求要求高校能够更多地按照高等教育自身规律发展而不是直接服务于国家建设，高校自主办学是实现这一诉求的重要保证，而自主招考权则是高校自主办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从1982年到1987年，我国高校招生自主权逐步得以扩大，并最终确立了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15]不仅如此，以上海为首的部分省市，由于推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前提下的自主命题招考，极大地提升了部分高校对生源质量的评价权，而且从1984年起实施分批录取的方式后，第一批高校根据志愿、按比例投档，使自身获得了不小于20%的选择余地。其次，在入学考试方面，高考更加注重对基础性和综合性文化知识的考查，而不过分强调专业知识，表现在科目设置改革和标准化考试技术引进两个方面。恢复后的高考科目仅分为文科和理科两大类，而不再像“文革”前那样按照科系专业将其细分成理工、医农与文史三类组合，而且考生“按照学校和学科类别填写2～3个报考志愿”，而不再是依据科系专业选择学校的做法。由此可见，高考对专业分科的强调程度已经较“文革”前有所下降。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高考科目类别虽又有所增加，但这是在高中毕业制度建立的背景下推行的，后者作为高考的补充机制或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生因分科考试而偏科、因过分强调“专”而忽视“通”的缺陷。另外，从1985年开始引入标准化考试，注重运用科学手段考察普通文化知识，能够较好地解决试题难易不平衡、题型单调和知识覆盖面窄等问题，这实际上是借鉴美国SAT的相关考试技术来增强我国高考测验和预测考生学术性向的功能。

3 大众化时代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走向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的大规模扩招，我国高等教育于21世纪初期步入了大众化阶段。在此阶段，我国也形成了多元的高等教育质量观，高教质量表现为人才属性满足多元评价主体之需要及其满足的程度，评价标准因而是多样的，一般可归结为两条：代表政府利益和学术发展的综合型大学将人才的学术水平作为质量标准，代表社会行情与经济发展的就业市场将人才的职业技能作为质量标准。受其影响，现阶段的高考招生目的也转变为测评和辨别考生不同的群体属性和个性特长，招生方式也向着自主招生、分类考试的多元模式发展，录取标准则朝着考试成绩与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的方向进展。

3.1 多元质量观以适切性标准评价不同人材

多元质量观要求对接受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学生群体进行适切性评价，倡导“适销对路”的人才培养理念。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依据所承担的任务从横向上可以划分为高等普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两个类型，前者由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承担，培养理论型的学术拔尖人才，后者由应用型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承担，培养应用技术型和职业技能型人才。具体而言，“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仍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并有所发展，但大量的应是培养职业技术型人才，也就是当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所定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以培养千百万‘适销对路’的应用性、技术型人才，能够到基层、农村、西部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工作”[16]。可见，多元质量观能将不同的质量标准分配给不同类型的高校，在用大众化乃至普及性的实用知识作为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衡量标准的同时，也用高深学问或学术知识作为重点大学教育质量的衡量标准。

多元质量观还主张对不同的学生个体进行个性化评价，秉持“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培养观念。在大众化时代，不仅不同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逐渐得到关注，不同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个体价值和独特个性正成为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重要考量因素。每一个学生个体由于家庭条件、成长环境、教育经历等不同，造就了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因此，要建立一种“个适性质量观”，以“教育满足学生个体的认知、情感、兴趣、特长、意志、品质等个性方面的发展程度、对学生的个性完善与主体自我实现所作准备的充分程度，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的个性生长与学生主体性的主动构建、弘扬与提升”作为质量的评价标准。[17]由于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种质量观也必然是多元的。

3.2 多元质量观推动因材施考以及综合测评

由于多元质量观提倡对某一类学生群体，甚至对某一学生个体设置适切性的质量评价标准，这就相应地要求高等学校从人才培养的起点——招生环节开始进行改革，使高考的功能由选拔单一标准的优秀学术人才变为甄别不同类型以及不同个性的人材。首先，为了能够更好地评价学生个体的质量——个性与特长，部分高校实行了自主招考的改革实践。这一招考改革实践进一步提升了高校在生源质量评价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对学生个体进行个性化考察和综合素质评价的程度。从2003年开始，教育部开始推行自主招生，到现在参与自主招生的高校是部分国家重点大学与高职院校。实施自主招生是为了打破统一招考的僵化局面，彰显高校招生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高校与学生双向选择的个性化录取模式。高校自主招生一般要求考生在某些方面具备突出的能力和特长，因而一般通过面试和笔试对考生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考查。2012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深化高校自主招生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文件中对自主招生招收对象进行具体规定时指出：“招收的主要对象是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值得注意的是，自主招生中的面试有着统考笔试无法替代的功能，是学生展示书面材料中难以表达的个性特点及才能的机会，能凸显人（学生）在招考中的地位。[18]因此，有人呼吁“自主招生必须凸显个性，绝不能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高考”[19]。

其次，鉴于多元质量观对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提出了不同的质量评价标准，这就要求不同类型的高校在招生时应该对不同类型的考生生源采用不同的测评方式。要“转变精英教育阶段单一化的质量观，坚持大众化阶段多样化的质量观。根据各种类型的高等学校及其学科专业，采取不同的考试命题与考试方式，改变一张考卷从清华、北大考到高职高专的统一高考，为高职高专选择合适的人才，而不是人为地降低他们的地位”[20]。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完善，高考改革推行高等普通院校和高等技职院校分类考试，这在多元质量观主导的大众化时代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分类考试表明社会中的就业市场对高等教育人才质量评价的影响增大，从招生环节就开始对生源质量提出了符合相应的基本要求。在此情况下，传统的统一高考仍然担负起选拔和培养学术精英的任务，而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招生则可以打破这种统考模式，承担满足多样化大众需求的责任。因此，可以对高等职业院校采用更为灵活的招生方式，以便对报考人进行个性化测评，考查他们的职业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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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al Quality Concept and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in China

LIU Liang

Its higher educational quality concept and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have gone through three common stages of interacting and evolving together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From 1949 to 1977,political quality concept and professional one in higher education were always conflicted. Accordingly,the target of college enrollments was adjusted between the selection of revolutionary cadres and technical personnel,the way between recommendation and exam,the standard between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professional level.From the year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recovery to the late 1990s,professional quality concept was established again and then gradually turned to academic quality concept.Subsequently,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was aimed to select outstanding academic talents,and the way of examination finally became uniform standardized tests,and the admission criterion was based on scores.In the 21st century,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ultiple-quality concept,the purpose of college enrollments is to evaluate and screen suitable personnel,and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mechanism tends to include self-enrollments and classification exams, and the admission standard is prone to the combination of test scores and overall evaluation.

Political Standard;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Academic Proficiency;Multiple-quality Concept; Reform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G405

A

1005-8427（2015）09-0022-7

刘亮，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