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江 芬



·人物研究·

杨明斋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贡献

张 江 芬

杨明斋作为俄共(布)正式派往中国代表团中的一员，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杨明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向国内介绍、宣传苏俄革命经验，启发青年觉悟，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农实践相结合。此外，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并初步探索了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些探索和成果有效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对中共早期文化事业以及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苏俄路径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杨明斋；马克思主义；传播；贡献

俄国十月革命后，处于内外困境的新生苏维埃政权领导人推进世界革命战略，在共产国际二大决议中初步形成了对东方国家政策的总轮廓，提出要在东方国家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在中国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始于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向中国派遣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及助手(包括翻译杨明斋)一行。根据俄共的指令，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国介绍苏俄的远东政策、远东共和国情况”，“召开一次全中国的革命代表大会”，并帮助中国组建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等*李玉贞：《与中共建立有关的俄共(布)、共产国际机构和人员》，《党的文献》2011年第4期。。直至1921年7月中共正式成立，可以说，在俄共(布)所派到中国的使者中，唯一对建党作出重大贡献的华人共产党员是杨明斋*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08页。。杨明斋(又名杨好德)，1882年出生于山东平度，1901年辗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谋生，1908年后在西伯利亚矿区半工半读，曾被推选为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夕，杨明斋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杨明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学界在已有对于杨明斋的研究中，多重复性的资料性叙述和介绍，且多侧重对其文化观的研究，而对于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者及其历史贡献鲜少系统性论及，亦未能真正挖掘和展示出其具有时代镜鉴性意义的理论创见。那么，杨明斋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何理解和运用？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什么影响？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中共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所作贡献的纵深理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及经验启示。

一、积极地传播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作为俄共(布)正式派往中国代表团中的华人代表，杨明斋是代表团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沟通联系的桥梁。他通过编译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启发青年觉悟，并积极推动工人运动，促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中共的早期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4月，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京后，经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与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多次会晤，并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进行多次座谈，同时捐赠了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如《国际通讯》《震撼世界的十天》等。是年5月，代表团一行到达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杂志及社团的负责人陈独秀、李汉俊等，并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三个部。针对当时西方通讯社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竭力歪曲十月革命的状态，宣传报道部于7月成立了中俄通讯社，杨明斋担任社长，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并在北京设立了分社。通讯社的主要任务是沟通中俄两国，消息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和苏俄提供的各种资料，以及《每日先驱报》《纽约呼声报》《苏俄通讯》《民族》周刊等进步书刊。通讯社因为杨明斋离开上海赴苏俄而在“1921年暑假期间终止了”*李达：《回忆党的早期活动》，《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据统计，杨明斋负责的中俄通讯社，“从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一年间共发稿140余篇”*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187页。，对增进中国人民对苏俄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的了解，发挥了重要的革命宣传教育作用。

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杨明斋也参加了这一组织。9月，《新青年》进行改版，并增设《俄罗斯研究》专栏，杨明斋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第三号上发表了翻译文章《苏维埃的平民教育》和《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系统介绍了苏俄的教育情况及俄国职工联合会从1905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全面发展情况。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理论性月刊《共产党》创刊，刊登了大量有关共产党知识的译文，其中包括杨明斋翻译的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俄国共产党的经验以及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在俄共九大的演说、《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等，使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和组织机构，毛泽东曾称赞“上海出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页。，足见《共产党》的宣传为建立全国性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作的贡献。

(二)以马克思主义启发青年觉悟

杨明斋是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除充分利用机会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积极引导和号召青年学生走向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1920年8月22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9月，为了掩护共产主义革命活动，杨明斋在渔阳里6号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成立了外国语学社，杨明斋担任校长兼俄语教师。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主要以学习俄语为主，也学习世界语，此外还有政治课，主要介绍十月革命以及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并引导学生“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以及介绍苏联、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张羽、岳凤麟编: 《一束洁白的花——缅怀曹靖华》，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228 页。为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外国语学社每周召开一次政治学习会，有时邀请陈独秀、李达、杨明斋等去演讲，内容有“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等，为党组织培养了一批具有高水平理论素养的青年干部。部分青年学生还参加一些社会革命活动，如下厂做调查。同时，上海外国语学社也是“输送中共第一代留俄生的摇篮”*徐行:《中共第一代留俄生述论》，《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1921年春，外国语学社挑选了20多名学员赴苏俄学习，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李启汉、曹靖华等，这批青年学生后来大部分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及中国革命的生力军。杨明斋还召集学员在学习之余帮助中俄通讯社和工人刊物《劳动界》做收发、撰写、校对等工作，部分学生还参与了油印、运送、散发革命传单。杨明斋主持的外国语学社，成立后活动近10个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建的第一所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为中共早期组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三)重视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是相互依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立革命理论，阐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3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自始就和工人运动同步行动，共产主义小组在宣传社会主义的同时，还积极建立工会、组织工人罢工。杨明斋因在俄国有十多年从事华工的经验，尤其重视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杨明斋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的同时，常深入工人中间，积极引导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参加斗争。1920年10月3日，在陈独秀、杨明斋等支持和引导下，上海机器工会在渔阳里6号召开发起会。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六人以参观者身份参加会议，并被聘为名誉会员。杨明斋在发起会上发表了演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向大家讲述了工人受剥削是因为资本家有资本，“工人受解放就得推翻这种剥削制度；而要推翻这种剥削制度，工人就得联合起来”。他还进一步指出，成立工会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以“减轻自己的苦痛，救济自己的生活”。*《本埠机器工会开会记》，《民国日报》1920年10月6日。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世界工人联合会执行部总干事罗布郎也来电祝贺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从发起到成立两个月间，会员很快发展到370人，并出版了自己的刊物《机器工人》。上海机器工会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的新型工会，是马克思主义与上海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此后，以外国语学社为活动基地，上海印刷工会、纺织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等相继成立，随后扩大到全国其他城市。这些工会大都以机器工会的章程为范本。1920年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纱厂集中的沪西小沙渡成立了“工人半日学校”，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12月19日，在白克路上海公学组织成立了联合各行业工人的工人游艺会，杨明斋、李启汉、邵力子等到会作了演讲，号召工人努力学习，强健精神，改革“金钱万能，劳工无能”的旧观念，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抵御灾难和压迫。杨明斋指出工人游艺会成立的宗旨是“输入知识”和“活泼精神”*《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民国日报》1920年12月20日。，并鼓励工人学习革命理论和发扬革命精神。同年，杨明斋在广州五金工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说，称“我们在这里建立第一个不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直接与它为敌的工会，这个工会要按产业原则组织工人去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页。。

直至1921年春，在陈独秀和杨明斋等的努力下，北京、济南、广州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成立，建立全国统一性共产党的条件日趋成熟。杨明斋和张太雷作为中共早期党组织的代表专程赴伊尔库茨克，就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进行了多次会商，“结果是决定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中国支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98页。。6月22日至7月12日，两人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同意建立中国共产党，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可见，整个建党过程中，杨明斋在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穿针引线，对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功不可没。中共一大之后，杨明斋主要在党内从事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1922年7月，杨明斋出席了中共二大，并参与了制定党纲的工作，对制定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发挥了积极作用。1923年前后，杨明斋担任了《工人周刊》及北京劳动通讯社的编委，还参与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持续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贡献力量。

二、参加文化论战，阐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东西文化特点、性质及关系的思想学术论争在国内持续不断。20世纪20年代以来，论争的焦点由东西文化的差异转向如何处理东西文化间的关系，以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异军突起，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杨明斋以专著《评中西文化观》和《中国社会改造原理》深入系统地批判了这一思潮，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中西文化的源流及特点，并系统阐释了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指明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中西文化精华，创造新文化，才能逐步走上中国文化复兴之路。

(一)运用物质统一性原理，论述了文化的基本内涵与本质，明确了其唯物主义的文化观

杨明斋指出，世界统一的基础是物质，“人类生活的根本，原来就是那些养生的物质”。一方面，他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精神是生理之集合的一种表现……生理是受物质支配的”*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黄山书社，2008年，第9、18页。；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了意识的能动性，认为“利用”与“所恃”两种心理决定人类精神与意志，从而影响人类行为结果。在此基础上，杨明斋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辅助人类生活的方法，源于“人类生活之最初同物质现象之接触时所起的那些惊异奇问及由经济生活条件中所得的种种经验和知识”*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189页。，并指出文化本身的成分是理与情，用理与用情是人解决与自然及人自身关系的基本方式。

以此为根据，杨明斋批判梁漱溟“意欲决定论”的荒谬性。针对梁漱溟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5页。，意欲是生活的根本，文化根源于民族生活样法最初的根本的意欲的观点，杨明斋强调，“意欲”不过是人类生理要求藉神经系的表现，受制于生理的支配。针对梁漱溟从“意欲”决定文化路向出发，从文化认识论上界定西方、中国、印度三大文化系统的根本精神、生活态度以及文化特质，并得出的“文化三路向”结论，杨明斋列举了诸多自然科学的实例，说明人类意欲皆向前发展，意欲变化受到物质、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影响。他还从经济生产的事实出发，论证了民族的意欲由个体而集成，民族文化的不同非由意欲决定，而是由于前进求荣脱痛苦的步骤不等才导致的发展差异。

针对梁漱溟“直觉即仁”的论断，杨明斋集中剖析了“直觉论”的错误。杨明斋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出发，明确了感觉、理智、直觉的涵义及各自的作用，指出感觉是生理的自然作用，理智源于经验和习惯；并通过分析孔子的人生态度，指出孔子的人生观源于天道自然的变迁，因而是客观的，而仁只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结论，人类行为最终受到客观经验及社会环境等外界条件影响，直觉是人类求知的工具，应以感觉、理智为基础。在所有对梁漱溟的批评者中，“只有杨明斋和保守主义杂志《学衡》的编辑刘伯明想到了要从反直觉主义的角度入手进行辩论”*〔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1页。。可见，杨明斋对“意欲决定论”和“直觉论”的批判在当时具有开创性和导向性的作用。

(二)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分析了文化的社会功能及作用，明确了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

杨明斋认为经济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文化的产生、发展受到地理与经济因素的影响，而政治“源于经济及维持某种经济组织之秩序”*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110页。，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组织的发展而变迁，并强调研究社会的改造应根据经济生产、地理环境的具体实际，同时也不能忽视文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依据这种理解，他认为秦既是“封建终局”，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界线。秦以前的中国社会是部落生产社会，之后是以家族共产经济组织为基础的专制社会，社会形态和经济生产方式上的根本不同，导致了以秦为界前后两种文化观念的巨大差异。他还指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到秦以后急转直下，原因在于专制统治与儒教结合形成“独尊儒术”的局面，儒释道合流的结果便是“对于一切实事的分析求理取了消极”，逐渐蜕化为只讲“情”的修养，轻视经济世俗，从而失去了文化创造的活力*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北平研究社，1929年，第6页。。

针对梁漱溟所倡扬的儒家礼教“仁义”精神，杨明斋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认为儒家思想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上，“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更非极高的理智的教育普及一般民众，所有的社会皆有平等相当的经济上的条件享受以及相等的理智之明不可做到”*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60页。，并从大多数平民的生活现实出发，揭示了梁漱溟文化思想与实际生活的矛盾，如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东方文化无征服自然态度而为与自然融洽游乐”*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79页。。对此，杨明斋根据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认为人类的思想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离开征服自然的民族不可能存在，中国人在历史上利用煤、五金以及印刷造纸等皆是征服自然的明证，大多数平民惯于“平和安分知足”是因为“经济的条件之限制”*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27页。。

(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阐释了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认识到文化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杨明斋认为唯物辩证法是“社会主义者求知识最重要的工具”，并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他认为对立统一规律的内涵是：“事物之自然发展的诸势力一时保持均衡，不久诸势力的质量之自然增加的结果产生矛盾；由于这种搅乱了那种均衡，不久产生新的基础；于是又在这新的基础上恢复了新的均衡”*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下卷，北平研究社，1929年，第6页。。可见，杨明斋已经基本抓住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实质，即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对立统一规律始终贯穿于事物运动发展的全过程。他对于中国文化特点的分析也贯穿了辩证法的基本精神，认为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经济的发展要求，在社会发展和经济生产条件之下所产生的民族文化有普遍类同和特殊两种情形。他一方面肯定了中国历史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理论和记载具有重要价值，在世界文化上占有极高的位置，认为中国优于西方的文化道德在于“退让留情的习惯总能够达到互助”*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下卷，第143页。；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传统文化偏重讲“情”，分析了其对数千年来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不良影响，认为儒家治国历来有教无治，并进一步从传统道德观的角度剖析传统文化的弊端，认为儒家片面强调修己而忽略了改变客观的环境，遇到环境变迁以及外族的侵略便显出其政治上的无力无能，并认为今后的政治要尽力发展工业、科学及改变环境的教育。

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也在杨明斋的文化观上有所体现，如他认为“万物之形体无论是有生或无生人造的抑或自然完成的都是经过许许多多的变迁情形而后终能够成就一种形景”，任何事“愈不惮试验而后终可以得到较善的方法”*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第150—151页。。但是他并未做进一步的论述，可见他对此的理解还是初步的。

杨明斋也初步阐释了“文化惰性”理论。他认为文化愈深、历史愈久的民族，抵抗归化外来的文化力也愈强，即使“吸收了外来的文化，也必改其本来的面目”。在此基础上，杨明斋指出了文化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一方面“民族性是历史的”，改换要在“发扬国故”的基础上“经过长久的工夫与试验”；另一方面文化要“维新”，须“应和社会的潮流”。于是，他提出了“比较”“采择”的方法，强调文化的发展先要深入了解中西政治、历史及文化，“察其文化之比较益于大多数社会生活及有普遍与比较长久性者”后方能“得到比较良好之采择的结果”*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16、142页。。

(四)依据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伟大作用的原理，论述了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明确了文化发展的平民立场

杨明斋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从人类文明演变历程出发，分析了诸子思想的历史源流，认为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偏于讲人情及自修而疏于论理，并指出文化的价值在于得到民众的广泛采纳与运用，应有益于人类生活。对于梁漱溟、梁启超仅以中国传统典籍为材料来考究中国历史及文化，他批判二梁“把生活之实事和书本子上的说话空论相比较混为一谈”，“迷于经济之进化的历程”，以致“不肯承认中国大多数社会生活之实况”*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92、139页。。如梁漱溟认为贵族、平民、奴隶等阶级等级制度在我国已经不存在，杨明斋则以中国历史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等级尊卑观念进行了反驳。他也批评梁启超研究政治思想史缺少代表平民生活状况的材料，提出需要考察其对现在大多数平民现实生活及思想的影响，才能求得文化的真相。

在此基础上，杨明斋提出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认为民族文化只有依据大多数平民生活的事实，进行“实地的试验与比较”，并紧密联系平民生活的实际，才是“民族自己所创造及享受的文化”*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190页。。可以说，杨明斋在文化问题上强烈的平民意识，与他在苏俄多年劳工经历有关，也与马克思主义者重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趋向分不开。同时，他对平民价值的发现与关注，也反映了五四时期因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以及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在国内 “知识分子中间普遍产生的平民意识”*参见朱志敏：《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杨明斋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强调民众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阐释并传播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有助于巩固与扩大马克思主义更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基础。

三、论证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初步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信仰和理想追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民族危机加深、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在中国知识界兴起了一股讨论社会主义的热潮，主要集中在讨论苏联及其“一五”计划成功的原因，以及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上。杨明斋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源于苏俄，而他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实现方式的思考，也主要来源于对苏俄革命的考察和总结。可以说，杨明斋的认识代表了当时中共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水平。

(一)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明确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杨明斋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揭示了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认为义和团运动体现了“对资本帝国主义表示的抵抗力”*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第 132页。，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旧势力未被彻底消灭，民族资本力量弱小，缺乏共和的经济基础。针对梁启超认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了“世界主义”“民本主义”“社会主义”，“为我国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之上”，并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的政治便注重国民生计的分配，“含有社会政策之精神”，“故全国人在比较的平等组织及条件之下以遂其生计之发展”，*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4页。并提出西方的“科学社会主义”早已存在于“孔孟之道”中，中国现阶段仅需发扬国故，无需向西方学习。对此，杨明斋批判梁启超混淆了社会主义和社会政策，指出社会主义产生于人类经济生产演进过程中，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立，也有别于个人私有制。

针对章士钊批评西方文化重“物质”轻“精神”，中国农业文明“取义在均”“不攫国外之利益以资挹注者”“戒争”“尚俭”等优点，认为“中国可长为农业国”而主张“隐然逃工归农”*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156、159页。。对此，杨明斋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一方面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出发，指出中国帝王将相的穷奢极欲由来已久，并历数中外战争史说明战争并非在于农工生产方式的区别，“而是生产不足，分配之不均，教育之不适宜与不普及”；并进一步从地理与经济的关系、种族发展以及基督教的教义三方面分析了西方政治、文化、历史的特点，指出欧洲“德谟克拉西”(民主)政治与科学的产生历史悠久，其文化“偏于论理及干涉人”*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164、264页。。另一方面，杨明斋又以近代欧洲的战乱以及贫富分化等社会实际为根据，揭露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的假象，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种种流弊并非工业生产所致，而是缘于分配制度和财产权制度不合理。

在此基础上，杨明斋列举了社会主义“均劳力，发展生产和均民用的享受权”，提倡国际主义和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掠杀，“解放弱国弱族，使其自由的发展生产经济财政和教育”，以及主张自由通商等特点，是“打破国家资本帝国等主义的一种解决经济进化所产生之流弊的方法”*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第183、140页。。他还认为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时，中国向西方学习势在必行，但绝不是照搬人家的“器物之利”“共和之制”，而是结合自己的国力，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全面综合的构建，最后还指明打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社会主义者的义务，中国采纳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可见，杨明斋较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并认定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二)阐发了社会主义实现的途径，认识到人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从而明确了民众运动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手段

杨明斋认为社会生存的基础是社会的生产劳动者，“政治是治理民众生活实事”*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第164页。，经济生产、文化创造和革命斗争也必须集中民众势力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政治在于随时解决民众目前的生活问题，指出政治是用“理”，是一时的“强力”，“随着事实变迁”必然失去“适用性的效力”，而教育是用“情”，因此“化民工具是教育而不是政治”。他还认为应该从政治方面入手改造以往固有的文化和教育，并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如“尽力的发展工业与科学”，同时还要避免发展过程中所试验的“流弊”、提倡“改变环境的教育”“平均城市乡村的生活幸福”“普及留情和技术并进的教育，从负担教育卫生义务上节制无限的生育”，以及“设立联县移民的组织，以便随时调节过剩的人口”*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第189—191页。等，这些思考对今天仍具有启发性。

在中国革命实现手段和主要途径上，杨明斋强调：“我国政治改造唯一的方法经真正为主义牺牲者的作长时期普遍性的民众运动”，进一步指出民众运动成功所需要的条件在于普及政治经济教育、树立新道德的基础、推动进化以及避免循环式以暴易暴和无目的的牺牲。他还总结了民众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运动所宣传的主义应切合大多数平民的生活实际与需要，从下而上切实地做起，同时还要严防旧势力和恶势力的妥协投机，最后指出：“所有政治改造的前途的命运，如何唯一的在乎民众运动是否成熟与普及”。*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第191、195页。可以看出，杨明斋从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事实出发，将人民群众视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和历史的主要创造者，体现了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三)阐发对俄国革命和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初步认识到革命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明确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发展应结合中国的实际

曾在苏俄生活多年并亲身参与过保卫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杨明斋，除了积极向国人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外，还通过编译文章全面介绍苏俄的革命经验和政策方针，特别是苏俄的平民教育和职工联合会发展史。他在分析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时，认为正是在于它“尊重多数民众需要的事实，在实事要求的根据上用迁就的方法实行他的主义”，并认为其反对派的失败在于“死守空洞的理论与不适合民众应用的方法”*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第57页。。对于苏联当时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他认为革命应有相应的经济状况为基础，分析指出，因为俄国的经济比较落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新经济政策是国家资本主义，苏维埃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二者都是过渡时期的东西”，并指出：“现在的苏联俄国的苏维埃政权组织的成立是非由于俄国自身的经济状况成熟的，而是由于本身的政治——专制的帝制——和环境——欧洲资本帝国主义及其世界大战促成的”，并指出：“所有苏联俄国的现时种种政治都是努力的牺牲和试验的过渡的状态”*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下卷，第103、139页。。由此，他强调：“我国在现时的最大多数贫民和最大多数农村家族共产集中的经济状况”，“在最近时期是没有资本主义组织之要求的实事”，因此在可能的范围内执行能维持现状和实事需要的组织和政策，这是“中国现在与最近将来必然的过渡的社会改造的局势”*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下卷，第168—169页。。

可见，他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革命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点在1930年他写给张国焘的信中得到了证实，他说：“中国有特殊的经济条件和特殊的政治、文化等历史，要改造中国必须利用民族所有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历史，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必须根本地改变从前做事的方法……要立下党的基础和得信于群众”*杨宗文、李玉晓:《杨明斋资料的新发现》，《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杨明斋关于中国革命道路要践行实事求是原则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代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对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和历史总结。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及步骤，并未做进一步的论述，可见他的理解还是初步的。

四、正确认识杨明斋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

杨明斋作为俄共(布)正式派往中国代表团中的一员，对推动中共建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传播，也积极影响了当时的进步青年，《评中西文化观》的畅销及再版发行证实了这一点。正确认识杨明斋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应该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审视，这有助于我们管窥中共早期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所作的努力。

(一)中共早期文化事业的拓荒者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到3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分化出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思潮流派，各自展现出不同的理论风貌，并形成对立与交锋之态。杨明斋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依据马克思主义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文化保守主义这一思潮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当时也得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传播。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的精力主要“转移到更加急迫的现实政治问题”*寇清杰：《中国新文化的方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西文化观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对东西文化论战的直接参与有所减少，而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也缺乏具体的思想针对性，杨明斋无疑是同时代中共党人对文化问题系统地作出立足于唯物史观研究的先行者。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时，杨明斋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哲学史资料，并阐述了两者的共通之处，如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引用了《道德经》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来说明“中国早就有类似辩证法的观察事物之自然的说法”，并指出两者对“事物之全体性观察所得都是一样的”*杨明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下卷，第6页。。可见，中国哲学对他接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潜在的影响；他在对西方历史文化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种种弊病的根源，社会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精华，可知西方历史及文化是其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道底色；而多年的工读经历又为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烙上了浓厚的平民色彩。这三者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发生了视域融合，影响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传播，对现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仍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共通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得到广大人民认同的根本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当今发展应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提升和促进传统文化内在生命力的同时，它自身也能够从中汲取精华和优势互补，推动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其次，中国文化应重视平民文化的发展。杨明斋强调文化是社会大多数人生活的方式，并积极肯定了平民在创造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平民文化是平民自己的内在性文化，能帮助并引导平民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这和现在市场经济倡导个体独立平等的价值导向是一致的。而平民文化健康良性的发展，也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精神风貌的提升。再次，文化的发展应立足于世界，开阔视野。杨明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为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应该“比较”“采择”，这一点对于我们现今的文化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既要深入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也要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在理性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综合的建构。

(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路径

日本一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最有影响的路径，中共早期核心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都是从日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在国内宣传与传播。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影响，也加速了苏俄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苏俄路径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路径最明显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积极推动。苏俄路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是“最晚的然而也是最为有力的一条途径”*彭继红：《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7页。，这说明了苏俄路径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及中国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影响。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缺乏系统性和广泛性，更没有引发实际的社会革命。当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了解仍极为有限，一开始尚未作出明确的抉择，如李大钊在最初介绍苏俄模式和西欧模式两条社会主义道路时，并未将两者对立，甚至对非暴力的社会改良持赞许态度，认为英国“沉默”与“调和”的革命，“能在风平浪静的中间，完成了这一大使命，世界上有政治天才的国民，真算英人为第一了”*《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04页。；甚至李汉俊在中共一大上，就曾提议“应先派人到俄、德国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38—139页。，要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社会党的革命进行深入研究后，才能作出决定。可见，中共党人最终选择走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长期的探索，无疑俄共(布)派来的代表团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

杨明斋作为代表团中一员，在俄学习和工作多年，加上他曾多次参与苏俄革命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接受主要来源于苏俄，其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从内容上来看也基本来源于列宁主义，如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式和政党建设问题，且特别强调政治；在群众史观上，列宁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些在杨明斋所理解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上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如杨明斋强调政治，认为政治和教育是社会改造的工具；在经济上否定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认为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特殊性；主张理论应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普通民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中国政治改造的前途在于民众运动，以及落后国家通过“中间环节”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都是以列宁主义为直接思想源头的。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杨明斋通过编译文章向中国人民介绍和宣传苏俄革命经验，输送大批青年到苏俄学习，并积极推动建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发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以苏俄路径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于在“五四”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终选择苏俄道路，发挥了

不容忽视的影响。

综上所述，杨明斋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但不可否认的是，囿于历史和自身理论素养的局限性，以及长年的工读经历，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带有浓厚的苏俄色彩，如片面强调普通民众的力量以及政治文化的功能，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明显地受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且“印上了时代的印记”*李毅：《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0页。。另外，他在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惯于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意译，很多理解不够深入，也不准确，如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社会改造的具体途径等关键性问题没有提及或阐述得很不明确，在引用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分析帝国主义本质时，只是有选择地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粗浅的介绍，且其表述也存在词不达意的情况。总的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缺少系统性，缺乏学理上的深刻认知和建树，很多理解还只是初步的，仅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上。特别是因为当时中国革命斗争的紧迫形势，杨明斋也没能将其理论有效地运用于革命实践，使得其理论阐发在当时发挥的积极影响也很有限。但杨明斋的很多理论认知和阐述在当代仍具有镜鉴性意义，我们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事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博士生 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 朱昌裕)

Yang Mingzhai’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Propag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Zhang Jiangfen

Yang Mingzhai, as one of the delegation members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razzaville) officially sent to Chin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PC.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Yang Mingzhai mad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He introduced and propagated the Soviet-Russia revolution experience, inspired the youth consciousness, and promoted the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workers-peasants practice. In addition, he demonstrated the advanced nature of socialism with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expounded the cultural view of Marxism, and initially explored the way of Chinese revolution. These explorations and results effectively expanded the influence of Marxism in China, ha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early cultural undertakings of the CPC and the Soviet path of Marxism propagation in early days.

A8;D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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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3815(2015)-07-01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