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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与总体布局关系研究

2015-01-30周明海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15年6期
关键词:总体布局小康社会布局

周明海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230601;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

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与总体布局关系研究

周明海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230601;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通过“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完成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和自觉担当。正确认识和把握“两个布局”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战略布局与总体布局在涵义功能、生成路径、布局本身、现代化指向等方面既有区分,又是内在的统一体,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和两者诸多共性上。当然,“两个布局”是并列关系还是从属关系,互补关系甚至于取代关系,目前中央尚无定论,但应当从理论维度和现实维度加强比较研究。

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布局比较;关系研究

当代中国既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又处于一个大调整、大转变的时代。身处这样的大时代,必须解答大问题、作出大抉择、呼唤大担当。“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1]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正在通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完成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自觉担当。黑格尔曾经说过:“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和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2](p254~255)如果以黑格尔的经典语录看待“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之间关系,应该说十八大以来的“两个布局”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必须辩证理解与认识两者是如何交相辉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的。

一、“两个布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五位一体”思想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十八大报告这样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p10)这里的“五位一体”,指的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也就是在原来“四位一体”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谈到:“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按照这个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4](p11)从时间轴上认识,这是总书记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首次阐发,展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布局和建设重点的崭新思路。

2014年底,习近平在江苏调研考察时强调:“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5]这是习近平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经验基础上,第一次从全局视野和战略高度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整体谋划。此后,在发表二〇一五年新年贺词、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春节前的延安之行、春节团拜会、“两会”期间、博鳌亚洲论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央深改组会议讲话、亚非领导人会议、“五一”讲话等等不一而足,习近平一再阐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

2015年2月初,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6]这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首次在正式讲话场合集中阐述四者的逻辑关系。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顶层设计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统领地位的战略目标。习近平说:“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号角已经吹响,关键是要树立起攻坚克难的坚定信心,凝聚起推进事业的强大力量,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7]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如何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里的关键是对目标的认同,寻求最大公约数,抓住不同阶层人们的普遍愿望,取得共识。

首先,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包涵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内容的全方位视野的小康社会,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十八大提出,要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3](p13~14)具体分解来看,经济发展方面,强调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再翻一番(过去的10年已经翻了一番),“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政治进步方面,强调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文化建设方面,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人民生活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社会保障全民覆盖。生态环境方面,强调建设美丽中国,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人民群众享受“绿色化”的生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个方面的新要求,立足现实,与时俱进,覆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大系统,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而制定的,集中精力着重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和路径选择;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的不断拓展,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的美好前景。

其次,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全局地位的战略目标;三个“战略举措”则支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的实现,四者统一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进程中。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于决定性阶段,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因此,只有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利益藩篱,实现全面小康才有动力;只有全面依法治国,建立规则秩序,推进公平正义,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障;只有全面从严治党,锻造领导核心,提供政治支撑,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证。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以全面依法治国确保现代化建设有序进行,以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绘就全面小康的宏伟蓝图。基于“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之间关系的辩证思维,习近平指出未来中国要建成的全面小康社会:应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的全面小康;应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的全面小康;应是“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应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全面小康;应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绿色化”的全面小康;应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支撑”的全面小康;应是“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的全面小康等等。总书记这一系列新论断,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实际,精准聚焦现代化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科学回答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丰富内涵、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小康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认识的新概括、新飞跃。

“四个全面”视野中的全面小康,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生态良好的目标,更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目标;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一个囊括全地域、全群体、全方位的小康,是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领域、地域和群体,是要让中国普通百姓都有获得感。诚如习近平用朴实的语言所阐述的:“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p70)这是中国式全面小康的群众式表达,体现了“四个全面”的核心要旨,更是党的十八大所描绘全面小康蓝图的生动呈现。

最后,“两个布局”确立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个路线图中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十八大提出的战略规划,从十八大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阶段。该阶段,从现在时间上算起,已不足5年,时间相对紧迫;从地位和作用上看,它承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是中国社会从小康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意义重大。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告诉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其根本问题和工作重点在于一方面是全面性,另一方面是完成性。全面性,决定着小康社会是否覆盖全中国,是否涵盖各群体,是否解决好各种关系尤其是人与物的关系;完成性,意味着小康社会的指标是否完成,是否达到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小康社会战略的最后关键一步,能否顺利完成,关系着接下来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能否顺利开启。对此,习近平这样谈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勾画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宏伟蓝图,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为我们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指明了方向。”[4](p11)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成了执政党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如果从治国理政的逻辑演变看,无论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还是“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都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为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为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到二〇二〇年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就会迈上一个大台阶,我们所有奋斗目标都要聚焦于这个目标。布局就是路径,布局就是指向。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可以看出,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围绕“建成什么样的小康社会和怎样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了现代化理论的逻辑演进和跨越;它们都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复兴伟业战略路线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是读懂中国故事、读懂中国精神、读懂中国复兴的重要窗口。

二、科学区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党的工作战略布局问题历来是执政党治国理政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说:“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8]“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间是怎样的关系?那么,又如何定位和区分十八大以来的“两个布局”呢?总体而言,“两个布局”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应当说,无论是“总体布局”还是“战略布局”两者都立足于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的,都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认识,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供战略支撑。但是,存在差异也是客观的。

第一,“两个布局”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任务中,分别属于不同领域的范畴定位,具有不同的涵义和功能。

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看,“五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它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依据”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具有逻辑上的并列关系。“五位一体”的提出,从功能上标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十八大报告指出:“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3](p9)。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发展到“五位一体”,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特别解读了演变的逻辑意义。他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入,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3](p7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概念和理论的产生,表明了执政党关于总体布局的思维基础发生了转变。它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打破或者超越了一种严格按照社会结构思维对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观察和描述,回到一种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观察社会生活的唯物辩证思维上来。”[9](p36~41)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结构,这种结构作为思维结果首先来自对实际社会生活过程的分析,而不是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总体上,执政党思维方式的创新与转型,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特别关注建设“两型社会”,特别强调推动民众生活向着“绿色化”迈进,以此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从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方面深刻回答了如何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在“五一”讲话中,总书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1]显然,“四个全面”的核心要旨在“全面”,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还是发展、改革与稳定都必须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其功能定位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以及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指南。习近平说:“‘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10]应当说,“四个全面”是在对执政党所处历史方位、现实状况和历史使命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断。从战略维度审视,“四个全面”表征为战略布局,是因为“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3](p38)。无疑,为了实现这“三大历史重任”,执政党必须运筹帷幄、顶层设计、调研考察、具体谋划。现在,距离第一个历史重任的完成,即“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实现不足五年,时间紧迫。但是,从地位和作用上看,新一届中央直面的“第一个历史重任”承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战略,是中国社会从小康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意义重大。在习近平的宏大认知视野中,他深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特殊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11](p14)“四个全面”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实践看,就像一个战略抓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指引。

第二,“两个布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轨迹中,它们的生成路径具有差异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p470)社会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无论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与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交流研讨十八大精神时,习近平谈到:“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3](p114)从总书记阐述的启示意义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两位一体”到“三位一体”,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日趋完善的过程,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理念发展与丰富的具体表现,是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智慧的结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锐意进取、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品质。这是我们党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逻辑的必然。但是,必须肯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无论是它的“三位一体”,还是“四位一体”、“五位一体”,显然都有一个历史形成过程,都不可能在一定时期突然出现。每一形态的总体布局都有一个时间或长或短的形成过程。归根到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生成路径说明,“决定其形成的基本根据还是社会生活过程的变化和人类实践的发展,思想根据是我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9](p36~41)当然,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不比不发展时少,反而更多。不发展时主要是一个温饱问题,发展起来以后,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尤其需要满足,各层次各领域的矛盾与问题也大量爆发。同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诸领域分离、相对独立性不断增强,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不断凸显。在这种情况下,在新的阶段,改革发展自然应具有全面性与“一体”性。

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应当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语重心长地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既不偏离‘一个中心’,也不偏废‘两个基本点’,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3](p76)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视野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p74)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围绕着如何接续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篇大文章”,始终把“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中华民族复兴起来”作为自己所肩负的最高历史使命。习近平说,“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13]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前行的导向。政党政治演变逻辑已经显示,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4](p4)发展的客观现实表明,当前,我国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改革的攻坚期和矛盾的高发期,“四个全面”就是着眼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来的,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可以说,“四个全面”表征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逐步成型,是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断,是对党的基本路线内涵和理论的开拓与创新。

第三,从布局本身看,“五位一体”目标是“一体”,重点在“一体”;“四个全面”着眼于“全面”,核心是“全面”。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行动纲领,其实质就是社会全面发展问题。习近平指出:“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3](p77)如果以现代化范式演进看待“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那么落实这一战略无疑需要“五个建设”都要朝着落实以人为本的方向协调“一体”推进,而不能相互矛盾。“我们要牢牢抓好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3](p77)五位一体建设的哲学智慧体现了事物的普遍联系与辩证发展原理: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中“五位”中的每一“位”都有其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五位”又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成为“一体”。只有兼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才能全面进步,这样的布局方法论实施才真正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凸显出更加全面、更加稳妥的态势。“五位一体”的真正内涵是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着重抓好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防止系统失衡,实现系统的和谐运行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习近平反复强调,贯彻落实“五位一体”,“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要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作出统筹设计,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14](p30~33)总书记这个观点再次说明,“五位”中的每一“位”,虽然各有其特定的建设任务,但绝不是各自孤立,而是紧密相连为“一体”的。每一“位”建设的成功都将促进其他建设的成功,每一“位”建设的失误都将造成其他建设的破坏。这个思路启示我们,在发展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进程中,我们着眼于做的每一件事都要想到“五位”是“一体”的;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们的事业终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质言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执政党根据历史唯物论关于“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点,集中精力于推进中国社会健康科学发展,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方面“一体建设”作出的全面安排。

理论和现实都表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要义在于“全面”,即全面的思路和举措。我们知道,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均已提出过的执政理念与战略部署,就此而言,“四个全面”的提出代表执政党治国理政思路的延续性与继承性。然而,真正要整体上把握“四个全面”,关键是要理解其中的聚焦点、着力点与落脚点,这集中于“全面”二字。

首先,对象与范围的“全面”。就战略目标而言,全面小康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同时,从战略举措看,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同样要全面。正如习近平说:“中国改革经过三十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14](p51)为此,“全面”不仅要求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的系统性与广泛性,而且要突出实施战略举措的力度与深刻性。“以前的改革之所以不全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对于改革的一些核心性难题没有触及或触及不深,硬骨头啃不动,从而导致改革有盲区、有遗漏,无法有效全面推进。”[15]所以,强调“全面”也意味着当前的改革发展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要具有真正的强度与韧劲。

其次,方法论意义上的“全面”。尽管“四个全面”的每个“全面”此前都单独提出过,但强调要协调全面推进尚属首次,这是一个战略系统工程。系统论表明,一个系统的健康运行有赖于系统内部诸要素的协调配合。这要求系统内部各要素部分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通过发挥各自功能,从整体上保证系统的健康运转。从“四个全面”的广度、深度来看,其中的每一个“全面”都是一套整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而“四个全面”整合为一个战略布局,更闪耀着系统思维、协同思维、辩证思维的光芒。由此,“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我们的事业,必须着眼于发挥每一个‘全面’所承载的功能,通过抓好每一个“全面”的具体要求,保证其发挥最大效能。”[16]

最后,理论创新视角的“全面”。在实践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的根本路径。“全面”二字代表着继往开来,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格局。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全面”彰显一种延续性,表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以往方向、路线的一脉相承。“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尊重历史,沿着历史进步的逻辑前进;立足现实,以问题为导向,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实际问题;面向未来,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从时代变革的大趋势中把握走势。

第四,从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轴顺序及其功能看,“五位一体”指向是在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横向规划,更侧重于“解决做什么的问题”;“四个全面”观照的时间节点主要在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实现期,更侧重于现代化建设任务的纵向展开,有针对性的“解决怎么做的问题”。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矢志不渝的梦想和追求。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3](p10)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7](p29),这条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p9)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3](p75)如果以中国式现代化视角来看待这条道路,那么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则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实践是最硬的标准,道路走得怎么样,最终要靠事实来说话。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接力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建设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3](p8)以史为鉴,展望未来,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就要在党的领导下,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按照“五大建设”的基本布局全面推进,最终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说:“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1]因此,国家建设“五位一体”的提出,是执政党从现代化建设的使命和任务出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所作的横向规划与机制设计,有利于“总体”布局意义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个全面”为早日实现民族复兴画出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习近平说:“面向未来,中国将相继朝着两个宏伟目标前进:一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二是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8]从时间发生顺序来看待中国现代化之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直接面临的是如何实现新时期治国理政的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因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党的执政逻辑看,十八大是把它们界定为执政党所肩负的“三大历史使命”,习近平也反复强调之。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他指出:“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都聚焦于这个总任务、归结于这个总任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p77)实际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两个阶段。只有实现这两个阶段性目标,才真正意义上离我们所说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来越近。不过,即使未来实现了第二个“一百年目标”,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都说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单纯地恢复中国历史上曾经的盛世,而是“五位一体”的各项指标都要走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前列。如果我们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定位为“建成现代化国家”,那么,中国在发展,发达国家也在他们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我们实现了现代化,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实现更高级的现代化。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4](p314)显然,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涵括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多重意蕴,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互贯通、内在统一。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的紧迫性和任务的攻坚性决定了眼前是如何把目标落地、梦想成为现实,怎样建成的问题?难点如何破解?民主权利如何保障?贫困洼地如何弭平?“三农”难点如何攻克?文化挑战如何应对?生态瓶颈如何突破?这些都不仅关系全面小康的实现,更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是推进现代化建设任务的具体展开和必须回答的现实性课题。因此,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就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后三个“全面”,都是为了保证这第一个“全面”的。从战略目标言,“四个全面”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夯实更为坚固的基础。比较来看,“四个全面”无论在战略目标还是战略举措,在顶层设计方面,甚至于战略动力、战略保证、战略步骤、战略核心、战略主线都更加具体、更加深化、更直接面向战略任务,从而更有现实针对性、实践操作性和理论指导性。逻辑上分析,“四个全面”可以说是贯穿于“五位一体”中的根本、核心和精髓,更是实现“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理论维度上看,比较视野中的“两个布局”既有共性[19](p10~15)更有差异,但是中国未来实践操作中如何处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间关系,现在中央还没有最终定论。在理论探讨方面,进一步的思路还在于:(1)关系定位。两个“布局”究竟是什么关系?从逻辑上看两者是并列关系还是从属关系?在中央尚未对此界定之前,目前是把二者加以并列,如何认识这种并列关系?如是从属关系,谁从属于谁?从两者涵盖内容来看,是互补关系,还是取代关系?也需要深化理论研究。(2)体系构建。“四个全面”作为一个严谨的思想体系,应由一些基本的概念、原理、方法和话语体系组成。没有这些思维与表述工具,就难以形成一种思想体系。在“五位一体”的思想理论中,“总体布局”概念有其合理性和实际价值,历史性与辩证性涵义明确。但两者在基本概念创新、基本原理使用、贯穿其中的基本方法是否统一?以及如何建构相应的话语体系?都值得深入研究。(3)理论基础。两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分别是什么?它们在哪些方面坚持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在哪些方面实现了发展与创新?(4)现实基础。当然,无论理论上两者属于什么关系,“布局”本身在于践行。从现实维度着眼,更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它们的理论研究,包括实现两个“布局”的有利条件、制约条件以及实现路径等等。

[1]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4 -29(02).

[2][德]黑格尔,贺麟译.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4-12-15(01).

[6]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2-03(02).

[7]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1-01(01).

[8]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8-21(02).

[9]梁树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演变的逻辑与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01).

[10]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2-13(01).

[11]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12][德]马克思,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1-25(01).

[14]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5]李海青.面向中国问题的战略布局[N].学习时报,2015 -04-27(A3).

[16]宋福范.科学认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N].解放军报,2015-05-02(03).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29(01).

[19]周明海.比较视野中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5(03).

责任编辑:郭美星

D616

A

1008-4479(2015)06-0021-09

2015-05-27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创新研究”(批准号:14ZDA002)的研究成果以及安徽大学博士基金启动项目阶段性成果。

周明海(1974-),男,安徽霍邱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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