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蕾蕾

1976年，一名美国医生接到电话让他去调查一种席卷非洲中部的新型致命病毒，这种病毒就是埃博拉。

乔尔·布雷曼医生是一名流行病学领域的专家，1976年10月，他刚刚走出世卫组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解剖室，就接到了一通电话。

这通电话来自他的顶头上司，“非洲那边这次的传染病不同寻常，”他说，“我们希望你能去那儿看看。”

大约8个月前，布雷曼刚刚离开几内亚，当时他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再回到非洲了。他和同样是流行病学家的妻子在几内亚待了10多年，一直奋战在对抗天花和疟疾的第一线。回到美国后，这对已经接近不惑之年的夫妻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选择在密歇根州定居。然而这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布雷曼知道，他还得再去非洲。

“只要几天就能回来”

“不用担心，只要几天就能回来，”主管对他说，“你去看看那儿发生了什么，其余的我们来处理。”

当时，一种非同寻常的致命“出血热”正在那个区域流行。这种传染病会让患者头痛、呕吐、腹痛、发烧，并出现其他类似于流感的症状。感染者的死亡率高得吓人。主管警告说，“几乎所有的感染者都死了。”当时，这种可怕疾病的传播还被限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境内。布雷曼还从来没有去过那儿。

在出发去非洲之前的那段日子里，布雷曼寻找了大量的资料，但都没有对这种新型传染病的详细描述。他还请教了一些病毒学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首席热带疾病专家鲍勃·凯瑟对这种传染病患者的发热症状感到很困惑。曾成功解开“拉沙热”病毒传播史的托马斯·莫纳斯医生对此也没有头绪。

摆在布雷曼面前的情况异常严峻。他即将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面对那些已经病入膏肓的患者，他甚至无法给出任何诊断，更不用说治疗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走之前，我和我的妻子、孩子们有过短暂的交流，我们都很惆怅，我不知道我即将面对的到底是什么，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布雷曼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我只能不停地重复那句话—— ‘只要几天就能回来。”然后带上两条裤子、三件衬衫、一个牙刷，登上了飞往非洲的航班。

飞往刚果（金）

和布雷曼同行的还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殊病原体实验室主任、病毒学家卡尔·约翰逊。他们也成为这个由世卫组织发起的专门调查这次“出血热”的国际委员会中，仅有的两个美国人。布雷曼负责对患者处置的监督、流行病学分析和传播范围的控制，约翰逊则被任命为科研主管。在去机场的途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告诉他们，科学家可能已经发现了造成这种疾病的病毒。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他们的目标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必须找到这种病毒的源头，以及发病的条件，”布雷曼说，“那时我们的工作才算开始。”

在超过20个小时的飞行途中，布雷曼和约翰逊都无法入睡，他们分析了各种可能。低烧和身体虚弱是拉沙热的症状，高烧和腹痛看起来像伤寒，肌肉疼、呕吐、皮疹则是黄热病的特征。或者这次传染病是流感的一种？

“偷听者”帮了大忙

热烈讨论的两人没有注意到旁边一个人正在偷听他们的谈话。这个人名叫威廉·T·克鲁斯，是一名美国外科医生，也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的私人医生。由于这次传染病来势汹汹，塞科已经逃到了法国。但克鲁斯医生决定回去，他知道这种神秘的传染病正在迅速传播，但他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听到布雷曼和约翰逊的对话。

虽然总统不在国内，但作为总统私人医生的克鲁斯在当地有很大的特权。他当时还是刚果（金）军方的首席医生，因此能够不受限制地得到政府提供的物资。“如果没有遇到克鲁斯，我不知道我们将会遭遇什么。”布雷曼说。

当飞机降落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计划。此时已经是10月下旬，离传染病最开始出现时已经过去了6周的时间，而在此期间，传染病像野火一样在这个国家肆意蔓延。现在最关键的是控制这种传染病的传播。

在他们抵达金沙萨的几个小时之后，世卫组织就发出命令，让国际委员会的5名成员前往传染病暴发的区域实地调查。在克鲁斯的帮助下，军方调来了一架大型直升机送他们前往。

直升机即将降落时，布雷曼感觉到了飞行员的紧张。“他们不愿意送我们。”布雷曼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已经被隔离好几周了。等他们抵达目的地、刚刚卸下物资，直升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了。他们5人站在河边一阵沉默。

只剩3个人的医院

千辛万苦之下，他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扬布库。在用布条简单隔离起来的医院里，他们看到了仍在坚持的三名护士。6周之前，这里出现了第一例病例。44岁的当地学校校长在去北方度假回来后开始发烧，人们猜测他是感染了疟疾。他在医院注射了治疗疟疾的药，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恶化。校长去世后，为他清理遗体的人、给他治疗的医生，以及曾与他有过亲密接触的人纷纷被感染。而由于当地简陋的医疗条件，那些使用过给校长注射针剂的未消毒的针头的人更是难以幸免。整个医院16名医护人员，13人感染了致命传染病，其中11人死亡。当布雷曼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医院里只剩下上述3名护士。

自从那位校长发病后，这些护士认真地记录了他各个时期的症状。但当地的感染者有上百人，追踪每个发病者变得异常困难。漫步在这个充斥着压抑和恐慌的小村子里，布雷曼遇见了第一个感染者。

男人看起来很年轻，“也很英俊”，显然非常害怕。他被亲人朋友们簇拥着坐在自家门前的土路上，打着赤膊，一动不动。布雷曼希望能为他检查一下身体，但他已经虚弱得说不出话来。“告诉我，你感觉怎么样？”布雷曼问。剧烈的疼痛让男人只能断断续续地讲述他的症状：剧烈的头痛、腹痛，发烧……还是发烧。然而遗憾的是，男人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布雷曼实在无能为力。“我把能给的药品都给了他，希望能让他舒服一点。”布雷曼说。两天之后，男人就死了。

旅程开始的72小时后，布雷曼已经近距离接触了这种可怕的传染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口中的“只要几天”的期限也马上就要到了，但他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布雷曼知道，“只要几天”恐怕要延长到几个月了。

随时面临感染的危险

在疫区的日子，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他们休息和思考。世卫组织又派出了10队人员，4人一组摸排刚果（金）的550个村庄。布雷曼所在的小组负责的55个村庄都已经被确认有感染者，但为安全着想，他们还得再去一次。

每到一个村庄、一家医院、一座棚屋，布雷曼和他的同事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心理负担：“我很可能就是下一个感染者！”“我们不知道这种致命的传染病是怎样传播的，”布雷曼说，“所以我们还得随时监控自己的身体状况。”布雷曼让他的团队成员每天都要检测两次体温。

由于当地气温总是非常高，出汗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在与潜在感染者接触时，我们非常小心。”每当汗流浃背，布雷曼的恐惧就达到了顶点。而不出汗的时候，还要提放蚊虫的叮咬。日复一日在村庄之间往来奔波让他们异常疲惫。对病毒来源和传播途径的毫无头绪也让他们随时处于崩溃的边缘。

不能让病毒留下“污点”

经过跟踪调查，他们发现，大多数病例都是因为使用未消毒的针头被感染。根据这一结论，布雷曼与约翰逊作了进一步讨论。在此之前，所有新发现的病毒几乎都以他们的发现地命名。但由于这次的病毒致死率太高，无论是以一个村庄、一块土地还是一个国家命名，无疑都是给这些地方打上了一个污浊的烙印。“我们不能用扬布库来为它命名，用一个地理区域怎么样？”于是，流经刚果（金）北部的一条小河的名字成了这种新型的致命病毒后来广为人知的名字：埃博拉。

（源自《新文化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