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剑

(浙江大学 公共体育与艺术部，浙江 杭州 310058)



中国武术的身体文化之路研究

吴剑

(浙江大学 公共体育与艺术部，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身体承载着所有的文化体系——中国武术也不例外，也必然要还原和服务于身体的根本需求。中国武术作为身体文化的一种形式，是在时空的变化中展现其生命的整体。因此，立足身体文化谈中国武术的发展是展现中国武术之流变的一条主线，同时也是考察身体之于中国武术重要性和指导性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武术；身体文化；身体

0前言

人类以身体的状态存在，在历史的时间和文化的空间中生长，身体的本性必然会被意识形态浸染、穿透和融合，运动中的身体符号永远无法停留在超越功利纯粹自由的审美层面，而是充溢着复杂的社会痕迹，作为表征着独特的文化存在。中国武术是以人的身体为载体，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满中成长。其结果是武术不能脱离文化成为一种较为单纯的体育运动。练习武术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修养过程。因此，中国武术从根本意义上说，已经不能称为简单意义上的一种身体活动的体育项目，它更是一种带有浓重传统文化色彩的身体文化形式。

身体承载着人类所有的文化体系。身体即是人自我理解的起点，又是在人与社会、自然联系网络中沟通、交往存在的支点甚至是价值支点。此所谓的“身体”非惟物质性的肉体，本就是涵孕了身与心、感性与灵性、自然与价值，及生理、意识和无意识，且在时、空中动态生成、展现的生命整体[1]。当个体的意识或无意识活动在社会实践的广泛流传中被其他个体、整体加以认同、加以仿照、加以重复、加以依样照搬地施行之后，那种个体的活动方式便会成为社会无意识文化，成为一种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社会文化图式[2]。 中国武术在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在人与社会、自然联系网络中，孕育了人与自我、主体与行为、主体与他人、主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宗法氏族血亲文化为基础，以构建政治伦理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体系影响下，完成了农耕文化从自然到社会适应的身体文化变迁过程。中国武术作为身体文化的一种形式，是在时空的变化中展现其生命的整体。

1身体意识的工具性：远古时代中国武术的起源与用途

在人类的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社会分工尚处于萌芽状态，当时的人一切活动包括劳动、狩猎、训练、战争、图腾、宗教和巫术等方面尚未完全分开，而劳动技能、道德习俗、音乐舞蹈和军事体育等方面的教育也是统一于一体，可以说他们都是为整个部落的生存和个体种的繁衍，因而原始人与人之间结成了非常密切的依赖关系，个体的人还保持着一种原始的丰富性和圆满性。身体意识是人类自我意识的重要方面。对于刚踏上文明征程的原始人类来说，身体意识的确立乃是区分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自我与他人，进而与世界打交道，建构世界图景的基本方式，身体因此也被人化、社会化。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原始人类首先形成了工具化的身体意识，亦即看待身体的工具性眼光，身体的合法性并非因自身存在而得到证明，而取决于身体是否解决那些与生存需要直接相关的问题[3]。而就在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中国武术开始萌芽发生。

在原始社会，人群生活在莽莽荒原之中。“人民少而禽兽多”(《韩非子·五蠹》)人类学研究和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人类在生存竞争中，首先是与兽斗。早在旧石器时代，人们与禽兽的斗争中，必然形成奔跑、跳跃、闪躲，滚翻、拳打、脚踢等等动作技能，而在这残酷的斗争中，武术技击开始了萌芽。而器械的应用，更是人类生存竞争中战胜禽兽的特殊手段。早在六十余万年前的中国猿人——“北京人”遗址中就发现大量原始石器，有石锤、石刀、石尖嘴凿，还有不少骨器，有的锋刃尚锐。既有徒手与器械的搏斗，必然有搏斗的经验积累。这些经验积累终于形成了击打的技巧、攻防的姿势与动作，伴随着这些技巧的掌握，逐渐产生自觉运用这些技巧的观念。这便是远古时代中国武术在生存竞争中的起源。据此表明在远古时代中国武术的起源中，身体具有了人的属性，身体活动成为了人类本质的外化和表征。但很显然，身体并未从人类活动宏观背景中脱离出来，而是从属于更具优先性的生产活动。因此，身体并未出现身心二元的分化，这也就决定了远古时代的中国武术以身体为载体体现出意义与功能的外在指向。

为适应原始战争的需要，原始人群要作战斗的演习和操练，以熟悉战斗的技击动作和应有的群体组合，于是原始人群中萌生了武舞，或叫战舞。原始武舞与原始武术实为一体，舞者手执各种武器，做种种击刺动作姿势的演练。原始人群的战舞不仅是武术技击的演练，也还有武艺表演而达到宣扬武威的作用。古籍记载虞舜时期，三苗族反叛，舜帝三次打败他们，仍不降服。后禹带领军队表演手执巨斧与盾牌的“干戚舞”给三苗看，这个武舞表现的威武雄壮的气魄与高超的武功，使三苗既感动又害怕而终于降服[4]。在人类原始文化形态中，原始宗教、教育、娱乐等活动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些多位一体的原始文化均与中国武术的发源有着紧密联系。在原始巫术活动的舞蹈中，武舞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在狩猎、战事等活动之前或之后，要跳武舞，幻想以这些击刺杀伐的动作，来产生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以“战胜”对手。图腾武舞是原始部落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人群以表现战斗的舞蹈来供奉其部落的始祖神物。然而，透过远古时代中国武术的表象，我们可以发现当中存在深刻的身体文化的问题。原始人群对中国武术的萌芽源于战争的需要和自然理性的崇拜。在原始人群的生存竞争中，人与兽斗固然是技击的萌芽因素之一，而人与人斗，则与武术的萌生有更为直接的联系。为了争夺头领的位置而争斗，氏族为了争夺统治权，经常互相争斗，由此形成了身体竞技的传统。这种身体意识表明，远古时代的中国武术并非建立在对其身体尊重前提下的挑战和超越，而是将身体客体化成工具，操练、锻炼、规训之，以获得国家、族群、神灵的认可和主张。“富于人性魅力的身体隐藏着强大的原始情绪，身体承担的也是一种客体化式的工具性价值[5]”。

2身体的超越和模糊：古代中国武术的发生和发展

自秦以来至清代的两千多年间，中国虽然朝代更替，分合交错，但是始终长期处于大一统的封建社会和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中。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儒、道、佛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格，历练独特的文明历史进程和民族文化。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载体，也在这一主体中经历着发展和制约。

中国武术在历代传承中，一方面作为军事技能在官方武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在民间的强身、自卫、修性、自娱的练武活动。两者始终沿着相击的搏斗形式和舞练的套路形式向前发展。在长期的宗法制度与宗法观念之下，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武术流派。拳家林立，技艺纷呈。同时也导致了宗派分离和师承传授的神秘性。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刚健奋进的武术在明代完成了它的体系。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依附于阴阳五行学说的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则形成了主柔主静主内的运动特点，与明代形成的众家拳体系派互补和对应。武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空前昌盛发展，出现了高手如云、名家辈出的状况，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已走向成熟，实现了自身的完善，使这种人类共有的技击技能，得以在中国这块封闭的文化板块上独树一帜，完成古代中国武术的全部进程[6]。由此形成了中国武术在其身体尊重前提下的身体的超越和挑战。在古代中国武术的进程中，身体具有了社会属性，人们的身体观念逐步从对神灵依附转向世俗的生活世界。尽管在这期间，缺失古希腊追求健与美的身体运动观，却在一个普通的阶层沉淀出东方独特的身体精神。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使重文轻武之风日盛一日。晋代以后，门阀士族垄断官场，官员由豪门大户中推选产生，加之玄学盛行，以致士人“出则车舆，入则扶持”，以至“体赢气弱，不耐寒暑”，不但士家子弟体质下降，而且影响恶劣，中国社会崇尚柔弱之风由此开端。身体的克制，身体的贬低，以至身体意识的模糊。身体活动的长期抑制，也影响着中国武术的发展。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经历了空前的民族大变动，原处西、北的匈奴、鲜卑、氐、羌等民族先后进入黄河流域，逐渐与当地汉族人民融合，也对重文轻武之风造成重大的冲击。虽然各族政权大都推行汉化政策，提倡尊经读书，但实际上还是“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视为无用之条”。甚至汉族儒生也受此影响，如兵射(即骑射)就在文人士大夫中逐渐流行[10]。这些事实表明，到南北朝后期，社会风气确又变化，体现体育精神和体育活动形式的“武”的地位有所上升。人们对身体的观念有所加强，促进中国武术的发展。唐代的武举制实行约七八十年，选拔了不少武艺人才，也推动了武艺的普及和提高。武举制推动了武学教育的发展。武学的出现标志着军事体育的教育化，也是身体活动教育化的雏形和最早的尝试。两宋时期，商业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在城市中出现以健身、娱乐为目的的武艺结社组织。农村也出现以乡社为基础的民间武艺组织。百姓自相团结，以乡为社，即务农又习武的现象十分普遍。宋代武术体系基本形成，除了对抗性的角抵、手搏外，套子武艺有了较大发展，奠定了中国古代武术的基本格局。金、元等民族政权为巩固其统治，强化民族压迫，在朝廷重视习武练兵的同时，又采用禁止民间习武的做法，并制有禁律；还制定了禁止民间习练武术，对违反者加以治罪的办法。这对民间习武起到阻碍的作用。明代中国武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十八般武艺在明代有了具体的名称内容，以此为特征，标志着中国武术体系的形成。清代进入火器时代后，中国武术从总体上退出了军事技术范畴，而民间武术逐渐兴盛，进入了多渠道普及和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总之，古代中国武术在历史的进程中身体的超越和身体的模糊交替出现，蜿蜒前行。而此时的身体虽然与中国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不同层面表现技击的本领和健康、强壮的身体，但是其初始状态并非以中国武术引领实现身体的和谐健康发展，而是同样把身体作为一种承载政治和军事功能的工具，甚至有借助于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中国武术求取社会承认的可能。但是随着古代中国武术的发展进程，中国武术以身体文化的形式侵入人类生活的世界，成为有助于人类精神提升的有益的社会活动。中国武术表现了人类具体丰富的感性而唯灵化，这种对于身体文化的巨大主动的支持观念下形成的身体意识，这种意识又转而在中国武术领域造成对身体的超越。

3身体的调和：近代中国武术的嬗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侵略，现代体育也传入了我国，构成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武术的发展也在特殊的政治时期和特定的国际背景下，发生了从外在形式和内在本质的根本变化，从组织形式到表现方式的颠覆性改革。这种改革的重要动力来自于西方体育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清末民初中国武术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中国传统武术被纳入了现代教育的范畴，成为学校体育内容的一部分，促使武术从价值观到运动锻炼思想，从教习到表演和竞赛方式，都向着科学化与规范化的方向演进，使传统武术开始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过程。在武术活动领域和活动形式方面，中国武术于1915年正式列入学校体育课程，促使武术按照学校体育的要求，改革教法，将原来师徒相承的传习法改变为课堂式的团体教练法；同时在与西方运动项目并肩前进的过程中，开始借鉴西方运动竞赛形式发展武术的考试方法和竞赛制度，吸收作为西方体育运动基础学科的生理学、解剖学、心理学、力学等，来解释武术的科学性和技法特点。身体活动在此阶段伴随着近代西方身体文化的精神对自然的无限扩张，这种视野极其有力地扩大了中国武术的领域，促进中国武术分层化和社会组织化，然而，缺乏自我意识的身体依然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身体摆脱了军事技能训练的纠缠，另一方面却又受到理性的教育的控制。

中国武术的体育化发端于这一时期。尽管这一时期的武术发展，传统武术仍占据着主流地位，但体育化的武术发展已经初见端倪。或者说它的体育化程度已经真实存在。从解放前的两大武术传播组织的名称我们就可见一斑，“中央国术馆”更名为“中央国术馆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霍元甲所创办的“精武体育会”等，在某种程度上，都不言自明地告诉人们，武术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已经融进了西方体育思想[8]。总之，近代中国武术相对于古代中国武术的发展对身体做了一些调适，但是，立足点并非源自身体需要，而是通过调和身体达到各自功利的目的。也就是说，在近代，身体不是中国武术的目的，而只是其手段。要使中国武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真正进步，则需在更高层次上寻求突破点。

4身体的艺术化：现代中国武术的可持续性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武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建国初期，举国发展体育为中国武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是，由于受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中国武术逐渐向着武术运动的方向发展。为了使中国武术更全面的普及，国家体育管理部门从西方体育运动简单化、规范化的角度出发，组织专家编写了面向不同层次人群练习的武术套路22个。从上世纪50年代国家编制推广太极拳、太极器械，到1990年“全民健身计划”，群众性的武术活动几乎遍及城乡、厂矿、企业、学校。老年人打太极拳，妇女练习木兰拳，青少年习练长拳，武术运动遍地开花。这次中国武术改革的价值是中国武术完全进入体育化发展轨道。身体的武术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历程。建立在西方体育运动标准下的中国武术改革已超出单纯锻炼身体、增强健康狭义的理解，而被看成是现代人高品质的生活方式，是个人、群体、物种精神风貌和文明水准的重要反映。

奥林匹克文化催化下竞技武术的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武术进程中的一朵奇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武术围绕着奥林匹克宗旨“更快、更高、更强”在不断改良，围绕着“武术入奥”在紧锣密鼓地运作。围绕着动作规格的统一化、竞赛方式与竞赛内容的国际化，竞赛原则的“公正、公平”化不断改革。这些变革直接导致了竞技武术向“高、新、难、美”方向发展。竞技武术成为现代武术发展的主流。从表现形式上来看，竞技武术套路作为身体艺术的表现形式，在表现的审美功能上的“舞”化使得其具备了“形式美”。穿蹦跳跃、闪展腾挪、疏密得当、节奏错落、变化多样而统一，精、气、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展现出一幅完美的画卷，谱写出一段优美、流动的音乐，使人感到生气盎然，神采奕奕；或雄浑、豪放；或飘逸、或俊秀等不同风格的美[9]。可以说，中国武术与身体艺术的结合，所谓形神兼备，天人合一，是现代武术发展的根本，同时，也是现代武术源于身体，循于身体和达于身体的必然体现。

“武术之道体现为技艺的最高境界，更表现为通过习武练拳而获得的一种超越生命体验和人生价值，以及对天道自然宇宙的生化之理的体悟和体验。”中国武术不再是一种求生存、好勇斗狠的暴力行为的手段，而成为一种对自然、对天道、对自我的一种追求的目的。中国武术将“术”与“艺”的结合，通过实践而获得天人相合、万物归根的精神体验与生命的感悟。通过由武悟道，超越武术技击的外在，实现高层次的自我生命的实现和体悟，使武术成为理想化的技击艺术[7]。身体活动此时并非本真的需求，人们从事中国武术的主要目的不是在身体的本身，而是在运动之后身体的产出。这意味着身体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回归自我的意识倾向。这种倾向也预示着在现代中国武术发展中，身体文化演绎着中国武术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感悟的身体精神，并冲击着身体文化传承的狭隘意义与功能的外在指向。当我们在进行武术活动时，我们追求的是享受身体自由的舒展所带来的快乐。当身体创造出各种美丽的姿态在我们面前展现时，我们内心的深处为这种自然之美所震撼，这种震撼便是身体艺术化所带来的。这也是中国武术在带给我们健康的同时所带给我们的一种更高级的生命享受。

5结语

身体承载着所有的文化体系——中国武术也不例外，也必然要还原和服务于身体的根本需求。基于这一思路，对中国武术的发展做了通盘思考：远古时代中国武术的萌芽，身体只是一种承载的工具；古代中国武术由于身体超越和身体模糊交替发展，中国武术处于蓬勃发展和曲折发展的蜿蜒前进中；近代中国武术一方面摆脱了军事技能的纠缠，另一方面却又受到理性教育的控制；近代

中国武术由于竞技武术的发展，意味着身体超越自我、回归自我的意识倾向，也是现代武术源于身体、循于身体、达于身体的必然表现。这也是中国武术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国武术显现其人性光辉的光明大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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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国志，王廷信.论两种典型的身体文化——中国武术与中国舞蹈[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9):35-39.

[10]谭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6.

·武术·

The Researcher about the Road of Body Culture for China Wushu

WU Jian

(Public Department of PE and Art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Body take on all kind of culture system include China Wushu and also necessarily serve and restore for fundamental demands of bodies . China Wushu , as one form of body culture display its entirely life at the change of the time and place .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bodies, the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Wushu play a main role on the process of showing China Wushu, at the same time , it exams the meaning of importance and guidance of bodies on China Wushu.

Key words:China Wushu; body culture; body

基金项目：2014年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资助项目《阳光体育运动目标下高职体育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的优化与创新》研究成果(zgt201422 ) 2013年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Y201329879)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624(2015)02-0113-04

作者简介：吴剑(1975-)，女，浙江宁海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武术理论与实践.

收稿日期：2015-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