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文泉

我的高考

文/黄文泉

我获得高考的权利真不容易。

从紫云的黄土公社上来那年，就要恢复高考了，但我们这些草民哪里知道啊。我眼看就要得到一个候补的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最终却功亏一篑。

两次高考名额被顶替

我爸爸那时是地区教育局一般干部，每年几乎都要抽调到地区招生办工作，1976年也到了那里。我所在的公社那一年得了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是贵州大学的。同一个生产队的一个女知青一向深得上下好评，这个名额就没有意外地为她所获。

公社里，其他劳动满了两年的知青有十来人，都到县城里参加了中专考试。之前没有什么复习，也不知道要考什么。结果考了两门，一门数理化，一门语文。那年月，考试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最终录取也不取决于考试成绩。我们公社的知青大都来自科教系统，地区医院刚好办了一个护士学校，于是那些医院子弟大都去了这个护士学校。剩下来的知青中，有个去了地区师范，有个去了县师范，剩下的也到城里顶替父母工作了，我最后去了省银行学校。

去省银行学校，跟其他人比，应该是个比较好的出路了，不过，我却是带着满肚子的怨气去省城的。

后来，我爸爸从地区招生办走了一个大后门，从全省余下的高校机动名额里搞到了一个，好像是贵州农学院农机专业。他老人家拿了一张大学申请表，就来到了乡下，找生产队队长，大队支书在推荐的相应栏目里写了上好的评语，并盖了鲜红的公章。然后，就到区里去。可是，区长的侄儿也是一个知青，从县城下来的，在另一个公社。他也要读大学。区长就把我卡在了那里，企图以他的侄儿取代我。这个名额并非真的如表面上讲的那样，是地区候补下来的。如果我上不成，那个名额就作废。我父亲跟县招生办是上下级关系，由那里找县一级推荐，也不是问题。而区长的那个侄儿即使能一一得到从生产队到县一级的推荐，到了地区，还是会遭遇冷酷的大红灯。我爸爸其实不是一个太知道公关技巧的人，后来到底还是没有通过区推荐这一关。当然，那个区长的侄儿也没上成大学。有人告诉我，他很愤怒，说我的考试成绩才70来分，而他考了90来分，本来就该他上大学。后来，他去了地区师范，毕业后，回到了县里，从此没有考大学。要是我后来没有上大学，也许真还不能证明自己比他强。

那段时间，知青大都待在城里，等着走下一步。我也一样，早不出工了。

仕途还是求学

一天， 我父亲到了县城去，企图做最后一次努力。等到深夜，他回来了。看他的沮丧样子，家里都知道事情没有转机。他对我说：“看来得分两步走了，先上了中专，以后再上大学。”

他问我，想不想去读陕西火车司机学校，还拿了江西一个轻工业学校给我选择。权衡来权衡去，省外的中专终究没有上成，我上了省银行学校。

我在省银行学校足足读了一年半，却算完成了两年的学制。在银行学校，我跟那些人比，当然很优秀的，老师们对我也另眼相看，尤其是文字功夫。毕业的时候，我以总分两分之差，位列全届第二。第一名是我的好朋友，山东人，留了校，多年前下海到了广东，和哥哥一道跟当地人办厂去了。老师们挽留我留校，或者就留在省分行里，但我执意要回到安顺。

留校和留省分行的名额很多，有二十来名呢，即使把银行子弟都照顾了，也还有富余，很多其他县市来的同学都留在了省城。我对贵阳一向有成见，而且那时腰疾严重，就一心要回安顺好好调养。再说高考恢复了，我上错了船，立志要考上大学，回家备考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教货币银行学的老师对我一向很器重，还把苏联版的货币银行学拿给我读，要我改写呢。她负责写学生评语，在我的评语里格外加了一条：“有很强的文字综合能力。”但我还是不愿留在省城。

回到家乡，我到了地区人民银行，行里把我分到了计划科。计划科是行里的参谋部，技术含量最高，最受行长看重。照了那个态势，我就按部就班干下去，先干科长，再干行长，应该是很符合逻辑的。

可是，我已经深受刺激。我的高中同学好多都已经读了大学。我在高中的时候，文理并重，从不偏科，成绩总在前三甲。那些同学考上了大学，我没有上大学，就觉得很窝囊。

一开始上班，我就思谋备考了。先去参加补习班，补习班要按程度分班，所以之前要参加摸底考试。文科考生数学都不好，很多人的数学不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的数学却考了80来分，补习班的老师就来劝我，要我去读理科班。我却不干。我有我的打算。我应该考得上理科，但我也许不能出类拔萃。而如果考文科，我就可能杰出了。加上，我高中的几个好同学都读的文科，我跟他们在一起吟诗作赋多了，也受了毒害，对文科爱得不行。于是，我就在文科补习班学了起来。

不久，当年高考的规定出台了。中专毕业要工作两年后才能参加高考，参加高考，得工作单位批准。心里骂了一阵，却也无可奈何。

开春以后，我不再参加补习班，自己订了严格的计划（短期计划和长期计划），然后不折不扣地实行。

我那段时间断绝了交往，也根绝了娱乐，每天早上一个小时背英文单词，上班时偷偷复习政治，晚上分成三个时间段踏踏实实复习其他科目。

我复习的吃苦状态让我现在想起来都佩服。我妈常常对人家说：“我家儿子的时间是用分秒来计算的。”

早上五点，鸡未叫，我就起床了，先跑步到一公里开外的水库去游泳，又跑步回来挑灯背英文单词。

我一直复习着，行长也风闻我要参加高考，屡屡在会上旁敲侧击，说：“要参加高考，当初就不要读中专，浪费国家培养。”行长资格很老，从延安过来的，都七十来岁了。他不愿意看到我走，对我也想重用。我还给他起草过发言稿呢。科长也不愿意我走，他的业务和理论都很强，文革后，省财院还要他去当老师呢。两个都不愿意我走，对我威逼利诱，我却不就范。行里开会讨论了半天，最后同意我去考，不过不放我的假，还要我保证，如果考不上，以后不再考。我都一一答应了。

要是我当年真的考不上，现在就是一个小官僚了，地方上人行的行长自不待说，说不定还可能当地方首长呢，也许上调到省里也未可知。

改变命运的高考

高考的前夜，我通宵失眠了，但脑袋还没有彻底浑噩。一路考下来，虽然有很多遗憾，却也不是大失误。考数学的时候，我前面的一个女生老是要我把答案告诉她，我理都不理，我跟她又不认识，而且我知道帮她也是作弊。那年的英文只以30%计算入总分，很多人本来英语就不好，就放弃了。我却不然，对英文一视同仁，花了好多时间在上面。考英文的时候，考生们进去，鬼画符一样把多项选择做了，就都闹哄哄出门了。只有我在一笔一划地做。我觉得两个监考老师都不耐烦了，老在我的身边踱来踱去。我做完，没有好好斟酌，就提前出了门。这是很不符合我的考试风格的，我通常都要磨到最后一分钟才交卷的。

后来，我的语文及格了，数学也及格了，地理考了80来分，政治也考了70多分，英语也及格了（却只得了18.3分）。要是那年英语百分之百计入总分，那我的总分就要高出很多。要是如此，我的总分也是全地区第三名，进入了全省文科全十五名。后来，由于填报志愿失误，害我上了之前不高看的川大。

我最想上的是北大，但北大的招生数量小，我不敢报。我爸爸跟教育局的同事商议了好几次，却犯了最致命的错误，把中山大学的法律专业报成第一志愿，武大的经济专业报为第二志愿，川大的中文系报为第三志愿。之前，我本来是把西南政法学院填成第三志愿的，但我爸爸说，填得太低了。的确，政法学院在贵州招生不少，只要上重点大学线，就可以读了。中山大学在贵州招生太少，跟我选了同一志愿的那个考生一定比我的分数要高些，所以击败了我。当我的档案转到武大时，人家跟中山大学属于同一层次，已经录取完了。到了川大，就被安排到哲学系（谁叫我还把服从志愿那栏填了YES的呢）。

人的命运真是太奇妙，太充满随机性了，要是我当年有幸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读了农机专业，要是我后来读的中专不是银行学校，要是我读的大学不是川大，后来的我肯定就会大不一样。人的确不是自己塑造的。（责任编辑/卢麟 设计/王静）

黄文泉，笔名木愉，安顺人，现居美国，《星岛日报》专栏作家。主要发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夜色袭来》和《我的美国上司》，随笔散文集《黑白美国》和《天堂里的“尘世”》，人物传记《金赛是谁？》，经济论著《金钱永不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