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0岁识一千个汉字开始算，成本的书我读了三十年了;如果从踏上工作岗位算起，社会这本书，我也读了二十年了。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惭愧啊，三十岁的时候我一事无成，四十岁啦，成本的书看不懂了，社会这本书更看不懂了。

躲在阳台一角，看着灰色楼宇间一小块长方形的灰色天空，想象着高山流水谢知音的琴声，想象着触手可及的竹林七贤的酒罐，真想忘乎所以地狂啸几声、痛痛快快地大醉一场！

从我懂人事起，我的家乡不停地变，承包、搞活、改革、开放。把这书面语翻译成乡村生活，就是：从集体种田到各家各户自己种，从“双抢”到“一熟”，从一两家人家不种麦到大家不种麦，如今好，连稻也不种了，只种树苗，整个乡镇的田都变成了园艺场。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农耕方式和犁、水车、石碾等传统农具一起结束了田间地头晒场二千五百年的“操劳”，“光荣退休”走进了它们的养老院——博物馆。我们的后代不用面朝泥土背朝天、不用戴着斗笠卷着裤管去扶犁去赶牛，不用弯着腰割麦插禾，不用养猪肥田不用囤粮果腹。他们将由老师领着观赏一下那些好玩的、木制的、石制的、铁制的农具，读一读“汗滴禾下土”，然后完成一篇作文，就“经历”了稻的一辈子、麦的一辈子、农民的一辈子。

上世纪80年代，村里家家做童装、绣被套，树荫下的老婆婆不停地搓着皮筋;90年代，镇上办起了兽药厂、农机厂、汽修厂，大姑娘小媳妇都高高兴兴地到社办厂去上班啦。如今，满街的设计院、满街的汽车、满街的经理。

长长舒一口气，我叹息的是：我父亲出生的村庄，看不见油菜黄，闻不到稻花香，处处是郁郁葱葱的大树和小树，大树都是从别处移来的，最早来“落户”的大树在安徽生活了百来年，是邻居大叔把两瓶廉价的烧酒送进村长家后、用20吨的大卡车运回来的，小树则基本上来自浙江。江南风光依旧旖旎，但水乡的大河小港彻底失去了“欢声笑语”，不是被堵就是被黑。水乡少年与水为伴的快乐与自豪消失啦，我从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我的孩子只能在都市游泳馆里以小时计算着与水相亲的欢娱。

我读书时，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农家子弟一年又一年地复读，为了考上大学转户口安排工作。那时的农村青年，不握锄头就是出人头地，出人头地无非两条路，除了读书读出头，就是当兵入党转干。

我相信条条道路通罗马，凭借城镇户口安排工作的“人上人”政策，我进了工厂当了工人。可工人阶级的光荣消失得让工人们猝不及防，下岗、买断工龄;车间被租、工厂被转;再后来，工厂的围墙拆了，房地产商进来了。一个分厂遍布四十多个乡镇的龙头企业，一个曾经享誉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明星企业，一个有着数千职工的大型企业，像沙漠上的春天还未完全盛放就已枯萎。

待业、失业、再就业;工作、家庭、孩子;房子、车子、票子，我的这二十年啊，哭着笑着走过来了。工作的累生活的苦，都无所谓，咬咬牙就过去了，我怕就怕中国的人际关系。总说，师傅教徒弟留一手，有师傅压着，咱就没有出头之日。可师傅毕竟是从上世纪50年代走过来的人，虽然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他们遵守传统道德。而我周围比我略年长、与我年岁相仿或比我还小的年轻同志们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公务人员”理直气壮的“优越感”，掩耳盗铃的“聪明相”，自相矛盾的“勇气”，夜郎自大的“才气”，让我汗颜，中国道德的“马其诺防线”彻底失守——我真是不明白啊，是这世界变化太快，还是世道人心变得太坏。

我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我也不可能改变别人——我明白。所以，我只想也只能安静地读书，工作，活着，仅此而已。

悄悄告诉您一声，我没脾气。

两位王老师和师母们

两位王老师的故事，我早已烂熟于胸，以前，外公说过，父亲也说过。如今外公和父亲都不在了，孤独的母亲每每回忆三十年前在新疆的点点滴滴时，总会提到王老师们，其实，那是两对夫妻不弃不离、两个家庭两代人的故事。

在新疆时我太小，我对王老师们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那时两位王老师家都在水工团，离我家四五十公里，我没去过那儿。父亲母亲和他们成为朋友是因为韩老师，我外公救过韩老师的命，孤身一人在新疆的韩老师就把自己当成了外公的儿子，我父母自然就是他的妹妹妹夫了。水工团约等于监狱，都是不许外出的“犯错误”的人，他们唯一与犯人不同的是：拖家带口，一月有25元工资。韩老师与两位王老师一样来自首都北京，都是著名大学（不是同一所）才华横溢的年轻助教，不同的是韩老师没结婚，那两位王老师有老婆。水工团的头“文革”期间害了不少人，乱整人还拷打，“文革”结束后，冤者家属找到水工团，那头不承认，水工团的难友们就和家属一起去沙包挖。老天有眼啊，大伙凭着记忆居然从流沙里找到了屈死者的尸首，干了，捆绑的痕迹拷打的痕迹都在，被打断了一条腿还割掉了一只耳朵。那头后来被判了刑。

新疆最苦的活是修渠，水工团就干这个。没粮没手套，零下几十度还在挖渠，韩老师病得奄奄一息，水工团撤走了，竟把他留在了一个破帐蓬里。老王老师拼了性命从汽车上跳了下来，遇上了我外公，用马把韩老师拖外公家了。外公是傅作义的兵，那时日子也不好过，可外公是苦孩子出身，身上有革命的枪眼刀疤且大字不识一筐，所以在四十五团，外公还是团长。其实，外公和水工团在一个工地修渠，也刚撤下来不久，天越来越冷，地冻得比石头还硬，又连着下雪，外公心里急，水工团怎么还不下来，他天天骑着马到沙梁子后边去转圈，还就撞上老王了。韩老师还有一口气，外婆管打针吃药，外公用脸盆盛了雪帮韩老师擦身降温，折腾了两三天韩老师才醒。外公叫上政委一起送韩老师王老师回水工团（证明他们没有外逃），老王老师的老婆已经披麻戴孝哭了几天了。外公没文化但他敬重知识分子，水工团苦啊，外公仗义，每年冬天都打些野兔弄些酒，让我爹妈送去。

为救韩老师跳车的行为被定性为擅自离队，老王老师被罚去戈壁滩放羊，工资停发。老王老师赶着一群羊，他老婆用拉拉车拉着铺盖、锅和他们第一个孩子，走进了没有人烟的大漠深处。母亲说老王老师的老婆和老王是大学同学，一个学金融一个学外语;大学毕业，一个分配在银行一个留校教书;老王在北京的监狱关了三年，他老婆给送了三年饭。老王出来了被发配新疆，他老婆不肯跟他离婚被银行开除了，两人告别父母就到了新疆。老王老婆除了那次以为老王死了，哭了几天外，从来都是笑弯着眉说话的，一开口就是我老公我老公的，我老公傻么，自己掏钱印了传单到天安门去发，自个思考成反革命的。老王老师的羊一放就是六七年啊，六七年间，他老婆在我外公家住过三次，他们的老二老三老四都是我外婆给接生的。没工资没布票没油，老王和他老婆和四个孩子在戈壁滩上自给自足，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老王老师会两门外语，我父亲一直帮他订着外语杂志。

春天的阳光照进水工团已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老王老师和我父亲一起调进奎屯教师进修学院，老王教英语，修渠放羊荒了十年，老王一拾就起，大伙开玩笑，老王的羊只听得懂英语口令。老王两儿两女，第四个孩子叫二丫，我妈做过她的班主任，小小的个子，天天和同学斗嘴，唾沫星子乱飞，成绩好得一塌糊涂。老王的四个孩子都上了大学，都学的外语专业。老王老婆落实政策本可以回北京，原来的工作单位还派了人来，可老王老婆见老王太忙（一个学校就老王一个外语老师），竟决定不工作了，就在家帮老王。他老婆用补发工资买了一台当时最高级的缝纫机，偶尔空了，她就上街买一大卷布回来，做小衣服小裤子，然后拿去卖。在戈壁滩上生存了十年，什么能难倒老王老婆啊。老王老婆老公孩子全管，还管刻钢板印讲义，挣的钱还不比老王少。奎屯的商店一有录音机卖，老王老婆就买了一台，她和老王一起录英语磁带，男女对话，老王上课就放这。后来，进修学院并到石河子大学，老王干到65岁才退休，老俩口现在跟二丫住在广州，老王老婆瘫痪几年了，二丫请了两个保姆伺候着。

小王老师的故事简单些，他老婆和他是穷山坳里一对竹马青梅的金童玉女。小王老师到北京上大学，他老婆就在乡间小学代课供他兼照料他妈。小王老师在大学当老师了，婆婆也走了，小王老师的老婆就进了北京。小王老师在监狱关了一年，他老婆被学校赶了出来，没工作没地住还是犯人家属，小王老婆当保姆捡菜叶加工鞋底，好不容易把小王老师等了出来。发配新疆还不给路费，俩人一路扒火车睡车站，走了半年才到水工团，他们有三个孩子，一家五口只发一个人的口粮加25块钱。小王老师的老婆不知用什么办法从老家弄来了一副石磨，自己偷偷磨豆腐，没日没夜地磨，一家人这才活下来。属兔的小王老师老婆因为长年累月欠觉，两只眼睛红红的，小王老师叫她小白兔，他老婆管同样属兔的小王老师叫灰毛兔（小王老师不满30岁头发就灰白了）。小王老师学的是中文，跟我爸同专业，俩人都好看书写诗，小王老师最感激的是我爸送他蜡烛。小王老师每次挨斗，他老婆不用人点名自个就站到小王老师身边去了。我爸说，领导一不注意，小王老师就亲他老婆一口。我爸还说，这个是人给编的，不可能。小王老师爱耍宝，一高兴就大声朗诵：“啊，老婆，我要大声为你喝彩！我孩子的妈，我的好老婆！”再后来，小王老师一挨斗，他老婆他三个儿子一起上台站着，像一截楼梯。落实政策，小王老师不愿回到北京那伤心地，就联系了成都的一所大学，车都装好了，明天就要走了，当晚，小王老师喝了点酒，第二天没醒。小王老师永远留在了水工团，他老婆带着仨儿子去了成都。他老婆在成都磨豆腐卖豆腐供出了三个儿子，香港回归的那年，小王老师的老婆死了，我爸和韩老师赶去成都。现在，小王老师的三个儿子有两个在国外，一个在他父亲当过助教的大学当副教授。

笑  容

采风——两天游三地，感觉蛮好：

千灯为昆曲发源地之一，我却在深藏于小镇弄堂里的昆曲博物馆里听到一段苏州评弹《枫桥夜泊》，倒也饶有风趣。因为叫“千灯”，所以造了一座灯博物馆，从古到今的几千盏灯陈列其中，不知这世间是否有“画蛇添足灯”。

锦溪很有点舅婆家的味道，我在那买了两对开店女子自己编的中国结，以前买过各式各样的中国结，但都不敌这对实在，很结实的线，很粗的穗子。我还看到了“床前明月光”里的“床”，吃到了海棠饼。

三山岛的环岛公路慢跑一圈需一小时。长天共秋水，芦苇伴残荷。伸手摘黄桔，低头忆童年。

——写在前面

采风回来，朋友们纷纷把我的照片从QQ上传了过来。

我看到了立在不同风景里的我，每一张我都笑着，我看见了我的笑容。柔和的眼睛，淡淡的皱纹，齐耳的短发，整齐的牙齿，我对自己的笑容很满意：笑靥如花，温润如玉，是一个42岁的女人应有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到自己的笑容了，不是笑得少了，而是刻意回避，每每外出，只拍风景不拍人。风景多美啊，白的云、绿的草;巍然的石头、流动的溪水。人，又老又胖的，煞风景。

其实，拍照的心态折射生活的态度——不想笑是不想打开心扉了。

少年时想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流浪，风吹过耳，雨透衣衫，一日十里，十日百里，我就不信走不完那“三百六十五里路”。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不再年轻。我在狭隘的回忆中回忆着走过的“三百六十五里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掰着手指头算过，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时，我正好30岁。而立之年赶上那样好的时代，我一定会很了不起的，“有鸟于阜，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有鸟于阜，三年不飞，一飞冲天”这个美好的想法令我热血沸腾了许多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是我从小到大作文里常写常新的人生奋斗目标。20岁之前，我的笑声回荡在校园里，我和我的同学们谈论理想，谈论费翔，我们把“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行囊”唱得意气风发。30岁之前，读书工作生活，看电影谈恋爱结婚生子，日子忙碌杂乱，像田边的野草，还没长顺呢就枯了;刚适应了蔫头蔫脑，又被春风拽着不知所措地绿了。过日子的心情随口袋里人民币的厚度而波动，没钱就沮丧，一发工资，又财大气粗忘乎所以起来。那双“红舞鞋”有些磨脚，但我每天仍无比勇敢地傻笑着穿着它舞蹈，我热爱我那一地鸡毛的生活。

从30岁到40岁，祖国长高了、强壮了，我的家庭物质财富也日益增长，一切是那样地欣欣向荣。但我的“洁癖”日益严重：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中国的腐败、中国的种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让不惑之年的我困惑不已。而这些“不合理不合法”已经影响到我生存的小环境，最可怕的是身边的朋友也渐渐失去了善良与真诚，他们似乎热衷于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不幸之上，然后还能振振有词地“指责”别人的“不道德”。我累了，我的身体和笑容都出现了“亚健康”。

如果一切都是体制之过，那么，构建这体制的人到哪里去了？英国某家报纸给读者出了个讨论题：这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结果最简短的，是作家切斯特顿平静的回答——“亲爱的先生们：在我。”假如每个生活在这个体制内的人都意识到问题“在我”，那么这个社会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这是我在常州籍作家赵翼如的书中读到的一段话，是啊，如果我更善良更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是不是能发现更多的善良与真诚呢？党的十八大召开了，我衷心希望我的祖国健康我的同胞快乐。

同事中年岁最长的作家老金说：再过一两年，我就吃素了。到了那个年纪，只需要最少的需要啦。一句随口说说的话，我却记住了。我曾对闺蜜说过：十年不买衣服也年年有衣服穿，十年不买内衣也不会紧张黄梅天。就物质而言，除了每天最简单的三餐茶饭，已经不需要“需要”了。

同事中最年少的诗人羊羊在文章中写道：“如今的人都去云南了，留几张影像，所谓‘丽江时光，一张纸片真能留住时光？而这已然为一个舒缓、柔软、优雅的专用名词了。我身边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一生不停地旅行，走过太多好像一定要去的地方，只为获得短暂的精神归宿。归途时，却发现丢了自己的故园，丢了自己的江南时光。”——感谢老弟，一语惊醒梦中人，是该停下来了。坐在自家的庭院里，喝口茶发会呆，扫扫鸡屎。然后，去田野里走走，一如爷爷吸着烟“巡视”他的土地。

好友平儿皈依了，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宗教世界，也许他们和我一样迷茫，但他们找到了寄托，每每和他们纯粹的目光接触，每每看到他们宁静的笑容，我都很感动，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懂得幸福，所以微笑。

找爸爸

电影《巴山夜雨》我看过不少于十遍了，每次看，我都流泪。电影的主人公秋实与我是两个时代的人，我们没有相似的人生经历，我原本没有哭泣的理由，没有共鸣啊。但看到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那个小女孩，那个唱着爸爸的诗寻找爸爸的小女孩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写诗。

又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又一次看《巴山夜雨》。

船要起航了——

我又看见了杏花，泪流满面的杏花依依不舍地与老父、恋人作别——今夜，我注定又将跟着杏花哭一路……

我又看见挽着竹篮的老大娘，今夜，我又将望着老大娘坚强的脸流泪，我的心将随那篮红枣一起卷进一个个黑色的漩涡……

抄过秋实家的小伙子告诉秋实——“诗丢不了”时，我哭了。

终于，又看见那个小女孩了。小女孩在找寻未曾见过面的爸爸，小女孩在船舱里走着、唱着妈妈临终前教她的歌：

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 飘荡/小伞儿带着我飞翔 飞翔 飞翔

这是小女孩爸爸写的诗。小女孩也许还不明白妈妈的深意，但她水灵灵的眼眸里充盈着渴望，渴望找到爸爸。她轻轻地站在可能是她爸爸的每个人的身旁，唱着那歌。

我终于为眼泪找到了一个流淌的理由：诗，还可以找寻爸爸。

《巴山夜雨》的片尾，小女孩找到了爸爸，老船长在终点前的一个山脚下停了船，当诗人抱着女儿走上山岗时，老船长拉响了汽笛。

我的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来到新疆，战天斗地，教书育人，我知道他从未后悔过。新疆是个好地方，其实好地方在南疆，我出生在北疆的最北边，那儿就不是个好地方，缺水缺菜、缺医少药，小小的我因为缺钙因为高烧，抽成了斗鸡眼，父亲不愿我陪着他在边疆喝苦碱水，父亲不忍我落下残疾，于是，父亲把我送回了他的故乡——风柔水秀鱼肥米香的江南，可这物质、自然条件的改善是以我和父母长时间远距离的分离为代价的。只有十岁的我开始了与父母天各一方的生活，在我最需要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却承受着孤独，然而父亲的一封封来信填充着我的寂寞无助，父亲的信里总有一首写给小豆豆（我的乳名）的小诗，那些年，我读着爸爸的诗想着远方的爸爸。如今，父亲不在了，我也早已忘记了父亲写给小豆豆的那些小诗了。

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

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

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

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 飘荡

小伞儿带着我飞翔 飞翔 飞翔

当影片中小女孩唱起爸爸的诗时，我的快乐和悲伤一起袭上心头：小时候，我是蒲公英，离开了爸爸妈妈的怀抱;如今，我想给满头银发的父母一个温暖的拥抱，可父亲不在了，天空中飞翔的是我的眼泪：我怎么就忘记了父亲写给我的诗了呢……

作者简介：

张咏梅，笔名墨雪。生于新疆，长在江南。当过工人、编辑，现供职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文学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书写、记录，在《雨花》《青春》《扬子江诗刊》《小小说选刊》《经典美文》等刊物发表作品数十万字。有散文集《新疆没有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