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最终决定改弦更张，如恭亲王奕总结的，“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一思路下，清朝一度拥有了“世界前八”的北洋水师，但除此之外，在诸如教育、外交，乃至国家战略等环节，依旧落后于时代，表面繁荣的“同光中兴”，其实危如累卵。

向西方学习，但有限度

“坚船利炮”是西方世界给近代中国的第一印象，由此，“洋务新政”的首要之举即兵工建设，制造枪炮船舰。从安庆军械所到江南制造总局，从福州船政局到天津机器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中兴名臣”用心用力，苦心经营，效果却是不尽如人意。

简单说，造枪、造炮、造船都学会了，但无一不仿制，无一不落后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举例而言，江南制造总局造了近30年的枪，还设计不出一支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步枪，更不要说大批量生产；天津机器局为北洋舰队专供炮弹，却造不出作战急需的爆破弹。至于其他非军工类的官办企业，同样是死气沉沉，效率低下，而民间资本又长期被压制，毫无竞争力。

以对西方的考察为例，清政府也曾派出斌椿考察团、蒲安臣使团前往欧美各国，但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弃置不用；而同一时期，日本派出岩仓具视考察团前往欧美，其成员回国后大多成为朝中巨子。再以教育为例，日本仿照西方制定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其“政府主导、全国动员、全民参与”的模式在数十年后成果斐然，到19世纪末，日本小学入学率接近95%，而中国却是科举依旧，学习内容陈腐依旧，与时代越走越远。

表面上看，清政府在甲午前的30年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经济有所发展，年财政收入也恢复至8000万两左右，但值得警惕的是，人口与国土面积远少于中国的日本，其甲午前的财政收入也已接近清政府，而其投向军事的开支远高于后者。由此可知，所谓的“同光中兴”，不过是“蛋壳里的中兴”，在真正的考验面前，其“表面繁荣”势必一捅即破。

在朝有优势，但难以为继

明清以后，中国传统宗藩体制日趋成熟而稳固，但好景不长的是，随着欧美列强的东来及日本的崛起，这一体制从四面八方都面临着解体之势。

早在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使馆及人员被毁被杀，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英舰逃回国内。事后，日方不肯善罢甘休，但就在日本出兵的同时，清政府一改此前的拖沓而果断下令派庆军入朝平乱，结果清军在北洋兵舰的护送下抢先进入韩京，在兵力远少于中方的情况下，日方只得知难而退。

事后，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其训练新军，朝鲜的外交事务与海关也掌握在清政府委派官员手中。由此，日本在朝势力被大大压制而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为增强。两年后，心有不甘的日本人勾结亲日的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大肆杀害亲华的朝鲜重臣并控制了局势。危急关头，庆军营务处总理袁世凯挺身而出，一举挫败了日方及“开化党人”。由此，袁世凯崭露头角，继而成为“朝鲜监国”，一代枭雄就此起步。 （据新京报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