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安早

街上的人越来越多，花花绿绿的各种年货摆满了街头巷尾，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年味儿。

电话响了，是阿妈打来的，她在那头说：“小早子，什么时候回来？家里的那头猪养得肥肥的呢。”我都当父亲了，可她还是叫着我小时候的奶名。

我说：“二十七那天呀。”

阿妈说：“嗯，到那天早点儿回来呀，大家都等着你。”

自从我参加工作在外面居住，每年腊月二十七的前几天，阿妈总会在电话里这样对我说，我也是这样回答，十多年来从来没有变过。放下电话，我怔怔地站在那儿，思绪又回到了童年。

“腊月七和八，杀猪、打糍粑。”这是一句在我们山乡流传的谚语。意思是说，到了腊月的初七八、十七八，或是二十七八，每家每户都要打糍粑和杀猪。

绝大数人家都在初七八打糍粑、杀猪。

那时阿爸的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家境比较窘迫，我兄弟姐妹又多，一年的口粮精打细算也只能支撑七八个月，剩下的日子只能靠借。

因此，养猪时不像其他人家那样舍得下成本，我家的猪终日吃野菜，只长骨头，不见长肉，瘦得像一根藤。

如果在初七八就打糍粑和杀猪，饥饿的我们很快就会将它们吃光，到过年那天，只能过一个穷年了。

于是，会持家的阿妈将打糍粑杀猪的日子一般定在二十七那天。

到了那天天不亮，阿爸和阿妈就起床了。一个在灶里生火，往大铁锅里加上水，支上蒸笼，一个在井边淘洗糯米。

我们起床的时候，蒸笼里冒出糯米特有的香味，飘得满屋子都是，勾得我们喉结上下滚动，“咕嘟咕嘟”吞咽着口水。

这时，来帮忙的亲戚和左邻右舍都赶到了，从屋檐下往堂屋里抬石臼的，磨刀的，找绳子的，扛梯子的……没有一个闲着。

待所有的事都做好，阿爸用一个铁铲从蒸笼里舀出一团团香气四溢、白得几乎透明的糯米，装在一个木盆里。

我与哥哥姐姐四人守在蒸笼旁，翕动着鼻翼，使劲儿地吸着那香味儿。同时，眼睛睁得圆溜溜的，紧紧地盯着木盆里的糯米，多么希望阿爸说：“你们各抓一团去吃吧。”

然而，阿爸不看我们，也不说话，只顾忙自己的。他不开口，我们也不敢去木盆里抓糯米吃。

这样看着，肚子里的馋虫蠕动得更厉害，不知是谁说：“我们去看他们打糍粑吧。”

我们跟在阿爸的后面，来到堂屋里。他将糯米倒入石臼中，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各拿了一根一头粗大的木棒，“咚咚”地捣了起来。

等糯米捣得黏黏的，像凝脂似的糕，绞在木棒上，抬到撒有厚厚一层大米粉末的簸箕里，阿妈用草绳套在木棒上，将糕拉下来，揉成长条形，手一握一拧，拧下一个鸭蛋大糕团。

阿妈的动作娴熟、飞快，一会儿，长条形的糕被她拧完了，簸箕里出现许多“鸭蛋”。

我们姐弟们各抢了一个在手中，在木板上压扁后，放在手上用两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着边儿转动着。

可是，我们的功夫不到家，做出来的糍粑不像大人那样又圆又薄，扁的、棍儿状的、三角形的、一头细一头粗的……各种形状都有，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大人看着我们的“杰作”，一边呵呵笑着，一边找各种话儿打趣我们。于是，整个屋子洋溢着欢乐的笑声。

我家的糯米不多，糍粑很快就打完了，接下来就是杀猪。

几个力气大的男人走到猪圈里，抓耳、拖尾、拽脚，将精瘦精瘦的猪摁倒在地，用绳子绑了四条腿，抬到一张高脚长条椅上，用刀宰了。

众人将死猪往地上一丢，齐声说到：“800斤！”其实，我家的猪每年都不会超过100斤，他们在说吉利话。

浇开水，褪毛，将猪弄得白条条后，在左后腿上戳出一个洞，塞入一截短短的木棍，套进栓在梯子上的打结的绳索中，竖起梯子。于是，白条条的一头猪挂在了梯子上。

割猪头，开膛剖肚，将里面冒着热气、腥膻的下水弄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姐弟四人围在旁边，盯着一点儿一点儿被清理出来的下水，期待着那个盼望了多日的猪脬快点儿弄出来。

弄下水的人嫌我们在旁边碍他的手脚，不清理下水了，专在里面找猪脬，割下来，逗我们说：“不要洗，直接烧着吃。”

我们拿着猪脬欢天喜地走开，倒掉里面的尿液，剖开后撒上一点儿盐，放在通红的炉灶里烧。

还是半熟，哥哥就迫不及待夹出来，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分给我们吃。我贪吃，很快就将自己的那份吃完了，然后去抢哥哥姐姐的。

他们逗我，说要吃可以，不过，要在脸上涂锅灰。为了能吃到猪脬，我真的将锅灰涂到脸上。吃了几块猪脬后，我一张脸成了包公脸……

第二天，我们去赶年圩，这是一年中最后一个圩日。四里八乡的人们汇集到乡里的集市上去采购年货，或是出售自家中多余的东西。

阿爸和阿妈挑着箩筐东挑西选，箩筐满了，一年辛苦积攒下来的钱也用光了。

如果还有剩余的钱，就会给我们添一点儿新衣服，没有，几挂给我们玩的鞭炮是少不了的。

回来的路上，我们虽然空着肚子，但点着鞭炮丢到水里炸鱼儿，丢到树上吓鸟儿……高兴极了，一点儿也不觉得饿。

“砰砰！”“啪啪！”四面八方都有鞭炮响，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年，真的来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