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月来得太不寻常。

4月28日到5月8日的短短10天时间里，4位媒体人自杀离世。4月28日，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辑宋斌在办公室自缢；5月4日，杭州《都市快报》副总编辑徐行自杀；5月6日，湖南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上吊；5月8日，深圳报业集团《晶报》广告部总经理张敬武身亡。

一连串媒体人自杀悲剧，像一枚枚重磅炸弹激起了巨大反响，围绕悲剧，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词语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抑郁症。

或能避免的悲剧

据相关报道，四位媒体人生前均不约而同地与抑郁症发生过交集。

有消息称，“（宋斌）留有遗书，表示2004年后患抑郁症，对生活失去兴趣”。而在《都市快报》副总编辑徐行离世后，有该报员工在微信里称：徐行有抑郁症。徐行的家人也透露，他从今年1月开始，整夜失眠，吃安眠药也没有用。

同样身患抑郁症的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在自杀当天遗书中写道：工作压力巨大，上班突感胸腔剧痛，痛苦不堪，无法忍受。他的笔记本里写有“痛、痛、痛，生活难、工作难”等文字。

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张进曾患有重度抑郁症，他写下了对抑郁症的切身感受。其中第一点是，如果患了抑郁症，要承认现实，面对现实。第二点指出，抑郁症是一种器质性疾病，而非简单的心理问题。他还告诉人们，正常的心理治疗只对轻度抑郁症患者有效，中、重度患者只能先靠药物改善大脑神经递质的失衡。除了告诫抑郁症患者一定要“坚持服药”，他还呼吁“一定要用理智让自己不具备自杀的条件”。因为抑郁症患者中，有着高达30%的自杀率。

但在相关悲剧中，四位媒体人的病症似乎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以徐行为例。近年来纸媒收入逐渐下降，但《都市快报》的效益还一直增长。一位该报记者表示，在《都市快报》，领导比记者更辛苦。据了解，徐行此前是《都市快报》编委，分管经济部和新媒体，当时是《都市快报》最年轻的编委。2013年升任副总编辑，之后分管的部门里多了一个文娱新闻。持续的重压，却又总是为他人着想、不愿诉苦的内敛性格，或许为徐行的抑郁症埋下了导火索。

徐行的身体很早就出现了状况。徐行妈妈说，儿子偏头痛多年，每星期六都要在家睡上一整天。后来又是胃痛，自己感觉火烧火燎，去做胃镜却很正常。又开始失眠，越来越严重，从今年1月开始，经常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在《悼徐行》一文中，《都市快报》记者何欣写道，“他（徐行）对抑郁症，他从不相信到怀疑，上网查找资料，一项一项对比，终于自己确信。‘每一条我都对得上。五一节前的一天，他才正式告诉了妈妈。但他显然不知道怎么去对付它。”

应对抑郁症，徐行最终并未采用正式的治疗。徐家人的做法只是用安眠药克制徐行的失眠。终于5月4日下午，徐行被发现自杀，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后离世。

九成媒体人感到工作压力大

西方心理学家将当代人的工作紧张程度划分为10级（级数越大越紧张），新闻记者与飞机驾驶员、领航员并列第三，为7.15级，仅次于8.13级的矿工和7.17级的警卫人员。

《法治周末》曾发起媒体人身心健康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网络发放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120份。

接受此次调查的编辑记者，有1年至5年工作经验的占六成（60.8%），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占了近四成（39.2%）。其中，有60.8%从事报纸类工作（日报占40%，周报占20.8%）；16.7%就职于广电媒体，18.3%就职于期刊杂志，4.2%就职于网络。

调查结果显示，超九成的受访者表示对目前的工作感到压力大，近八成（77.5%）的受访者长期处于焦虑状态。

2008年，中国医师协会联合国内最大的体检机构对传媒从业者健康状况进行了分析。从该体检集团200万份体检电子档案中抽调出媒体从业者的体检数据，分析发现，23640名媒体从业的体检者中亚健康检出率为97.5%，比国内百万受检者73.1%的亚健康检出率高出近25个百分点，媒体界属于亚健康高发行业。

该报告称，传媒人将比普通人群提前 10年进入亚健康状态，这除了与超长时间工作、睡眠严重不足、体育锻炼过少、膳食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有关外，身心压力过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法治周末》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一观点，在回答“您对目前的工作感到有压力吗”这一问题时，选择“压力大”、“压力过大”、“压力特别大”3项的受访者超过了九成（93%），仅有7%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压力。

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近八成的人会出现颈椎疼痛症状，近四成的人会出现腰疼，四分之一的人出现内分泌失调，另有接近五分之一的人经常感冒，出现其他症状的占7.5%。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八成的受访者处于焦虑状态。受访者普遍呈现出焦虑、容易烦躁、疲惫、全身乏力；三成的受访者会因此头晕头疼，近三成的受访者还会出现全身酸痛的状况。

与健康状况相对应的是严重的透支健康行为。

《法治周末》调查结果显示，周末可以正常休假的受访者只占12.5%，另有47.5%的受访者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变数，还有40%的受访者周末经常不能正常休假。即使是“五一”、“十一”、“春节”等长假，也仍有24%的记者不能正常休假。

调查结果还显示，有近一半的受访者（47.5%）每天工作长达10小时或超过10小时。近一半的受访者睡眠质量较差，近八成的人视力很不好。

记者多数不能准时睡觉起床、一日三餐经常不能准时、经常加班的比例极高。每天使用电脑时间超过4个小时，有的甚至更长。一部分记者吸烟较多。

面对沉重的工作压力和超负荷工作，多数记者在吃身体的“老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没有足够重视，缺乏锻炼身体、加强保健的意识和时间。endprint

在《法治周末》调查中，虽然有61%的受访者表示会安排时间锻炼，但能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受访者仅占16.5%，更多的人选择了每月一次（32.9%）。

39%不安排时间锻炼的受访者，在回答“您不抽时间锻炼的原因是什么”时，超过一半的人（53%）把不锻炼的原因归结为“没时间”。

此外，虽然80%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受到了尊重，但却有超过九成受访者还是会在工作中感到压抑。其中，近七成受访者偶尔会遇到，经常会遇到的则超过了三成。

这些“压抑的事情”多为“看到太多阴暗面”，另外，43.5%的人选择“采访被踢皮球”，39.3%的人选择“稿子被毙掉”。

转型中国的镜像

“中国处于特定的社会时期，记者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社会责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高钢对记者说。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矛盾突出：社会结构板结化，贫富差距拉大，民生压力沉重，焦虑、压抑、焦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情绪的主要表现之一。某种程度上，压抑的媒体人，正是中国社会抑郁情绪的缩影。

来自网上的一则消息称，美国一个民间机构曾做过一项各民族快乐指标调查，对22个国家总共两万多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美国46%的人认为自己是个快乐的人，英国36%，印度37%，而中国，只有9%；也就是说，10个中国人中有9个认为自己不快乐。

2012年10月，世界知名办公方案提供商——雷格斯曾发布了调查结果：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

压力到底来自于哪里？雷格斯的调查显示，“工作”、“个人经济状况”、“来自老板的压力”排在前三位。三者的背后无非就是个“钱”字。

有学者指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500多年的历史积累，其中的原始积累长达300年，而我们的积累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我们要在30年内消化。膨胀的欲望带来的是急剧增加的压力。就像日本著名经济战略家大前研一所说，“急功近利、肤浅浮躁、缺乏思考的社会现象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流行病。”如何最快、最多地获取物质资源，成为人们背负的最大压力。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学銮认为，中国人目前处于“生，生不起；死，死不起”的状况，就连殡葬这样的本应属于社会保障性的项目，都变得唯利是图。

夏学銮说，在西方人的教育里，孩子从小要学会尽一份社会责任；而在东方，尤其是儒家传统教育里，孩子从小就被要求好好学习，长大光宗耀祖，为家族增光。这导致很多人成年后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在学校一定要考第一名，在单位一定要当上领导，否则就会被认为不思进取，没有出息。在这样的环境中，压力总是如影随形。

压力就像洪水，蓄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释放。然而，多数中国人的选择是压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教授李新影指出，很多国人即使出现了失眠、厌食、胃痛等躯体反应，也没有意识去挖掘问题的根源。缺乏心理学常识，使得人们不愿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他们往往认为：一、只要找心理医生，就代表有病；二、心理科学不值得信任；三、花钱找人“聊天”，不值。西南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杨东也认为，多数中国人不习惯像西方人那样，理性解决心理困扰，他们或隐忍在心底，或干脆通过发火来宣泄，很少求助专业人士。

抑郁症在中国

根据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2001年至2005年间的调研，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费立鹏的这项研究在2009年刊登在《柳叶刀》上。在这个庞大的数字中，有多少人得到了治疗呢？被广为引用的两个数字是5%和10%。

而据中国健康教育中心针对我国6省市13177名职业人群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显示， 超过半数的职场人士处于抑郁状态。2013年，重庆市心理卫生协会发布消息称，该市有抑郁症状的人群约占总人口的1/4至1/3，但90%的患者都不知道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

另一个令人惊心的数字是，早在2007年，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发布相关报告就显示，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是世界上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实际上，如果以西方的标准参照，如此高的自杀数字，对照中国的抑郁症状况，已经是个极为保守的数字。

河南中医学院心理学副教授、涵予教育机构心理督导许振国曾经有过几年的媒体从业经历，他认为，在中国，如果套用DSM—V的诊断标准，大多数中国人都曾经有过重症抑郁的生命经历；而西方的这个重症抑郁，很大程度是指自杀，这就夸大了中国人的抑郁严重性。抑郁可能伴随我们一生，但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中国人不会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痛苦于抑郁，但很多人并没有觉察到这种痛苦，并由这种痛苦伴随成长。

同时，这种痛苦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然经历。中国人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之下太久太久，进入社会之后，需要有一个经历抑郁的过程，才能真正走向生命的成熟，就像适应焦虑一样，如孔子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始可与言诗已矣。”

许振国认为，从中国文化角度来看，中国人即使生活得没有意义，但不可以没有生命，正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很多人的生命状态，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死亡不是自己的事，是一个家庭甚至于家族的事。在有了死亡的想法后，一旦想到“我死了，某某怎么办”，很大程度上自杀死亡的念头就被终止了。

传统文化对自杀率的克制，既有效降低了抑郁症在中国的致死率，也让很多人忽视了抑郁症的潜在危害。大多数抑郁症患者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状态中度日如年。

在一些评论看来，令人扼腕的媒体人自杀事件，既折射出我国社会转型期人们承受的普遍压力，也反映出国人在面对抑郁症时的脆弱无力。身在信息风暴的中心，媒体人占有超出常人许多的信息量，本该成为抵御抑郁症的排头兵，却不想也成为抑郁症的受害者。

《都市快报》在悼念徐行的特稿中最后写道，“徐行妈妈叮嘱说，如果可以见报，一定帮她把一句话写进去：我的孩子已经走了，但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一定要好好地保护自己的身体。”

徐行妈妈的话，也许正说出了我们应有的觉悟与警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