灏余

今年3月，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辞去公职，加盟阿里巴巴集团，或将出任阿里网络银行行长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

这是又一起政府官员辞职下海的案例。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仅广州市就有4名县处级（含）以上的官员辞掉公职，加入民企或上市公司担任高管。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也于2013年10月辞职，加盟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

当诸多的零星个案接连出现时，人们不免会猜测：中国会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吗？

前两拨官员下海潮背后

1992年第一波官员下海潮的重要背景是，这一年的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不仅正式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取向，而且还为当时的社会精英参与社会、发挥才智和热情指明了出路。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数据，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如今，他们中的佼佼者已成为中国最显赫的商界精英。比如，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担任副厅级干部的陈东升，就是在这一年下海的，他后来创办了中国本土最大的拍卖公司嘉德拍卖、中国第五大保险公司泰康人寿。同一年，当时在国家体改委任处长的冯仑（万通地产董事长）、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长毛振华（中国第一家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中介机构——中诚信的董事长）等一批“学者幕僚”也转投商海。日后，他们被人称为“92派企业家”。

严格说来，1992年的下海潮是全民下海，除了一大批机关干部，来自科研机构、高校等其他领域的社会精英也纵身一跃，跳入“市场”淘金的洪流中。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创业的草根企业家不同，“92派”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原本生活在广义的体制内，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然而，在经历了1980年代中后期挫折后，他们开始从理想主义的幻想中冷却，纷纷走出那个令他们当时看来颇为僵化、伤心的“体制”。“到市场中去”，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精英的主流选择。

这一集体行动的更深层影响则在于，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也是从此开始了猛烈的转向，中国的精英群体也开始分化：从“学而优则仕”转向了投身商业，追求并拥抱财富。

“92派”官员下海的示范效应也在悄悄影响着下一个10年的精英们的选择。在2002-2003年前后，当整个社会环境再次发生变动时，又一波官员下海潮蜂拥而至。这次，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县处级乃至厅局级官员纷纷下海的案例，最惹眼的则是江浙等沿海地区。

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从2000年到2003年3月，该省共有125名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或提前退休，其中就有9名厅级官员，其中大部分发生在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在中国市场经济的策源地之一的温州，两名副市长、1名市政府秘书长和1名副秘书长几乎同时下海。在江苏，仅盐城一地，就有东台市市长、阜宁县副县长、建湖县副县长等在内的5名县级实权干部主动摘下“官帽”，进入民企当起了“经理”。在上海，时任虹口区区长的程光，辞官出任印尼大财团三林集团中国区总裁；在广东，广州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之一、42岁的市环保局局长姜崇洲辞去公职，出任某地产集团副总裁……

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之所以再次成为潮流，除了受1998年及其后的各级政府机构裁减改革的波及，更重要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的民营经济此时正处于政策异常宽松的蓬勃发展期。

也是在2002年前后，中国发生了几起与民企及民营企业家有关的标志性事件：首先，民营企业家在2001年首次被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在2002年秋天的十六大上，7位民营企业家首次成为全国党代表。而在地方层面，重庆、浙江和贵州三地的省级工商联会长首次由私营企业家担任，尹明善、徐冠巨等民营企业家首度被推荐、当选为省级政协的副主席，这都是通常意义上的副省级“高级干部”。

当时，整个社会都对未来走向充满着朝阳般的正向预期。人们从各种政策信号中似乎读到：中国民营经济的春天正在到来……

影响官员下海的内外变量

然而，2009年起，关于“国进民退”的大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升温。多位知名企业家因种种原因而锒铛入狱，而此前那些高调亮相的下海官员，有的在咸湿海水中被呛水，有的被劈头盖脸的浪头打晕，还有的几度挣扎后还是逃回了岸上……人们终究发现，在大海中，如鱼得水者终究是少数。

辞去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的游宪生，最初出任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但很快他就再次挂冠而去。此后，他又辗转了两三家企业担任职业经理人，均在短期任职后便离开。另一位厅级干部，浙江省财政厅原党组成员、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受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之邀出任该集团CEO，但也是在呆了5年、挪了两个职位后便离开。此后，徐刚又先后出任了两家知名民企的总裁，均未呆满两年便黯然离去。

2008年恰逢改革开放30年之际，此前著有《权变：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的知名媒体人章敬平在对5年前的采访对象回访时发现，回访下海官员的过程，要比当年采访他们的过程“难得多”，“多数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即使出于礼貌和他坐到一起说了几句，也不希望自己的故事见诸报端。他解释说，极少数人是因为看淡了官场商场云起云落，多数人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自认为惨淡无光，无颜见江东父老。

实际上，整个社会已在不知不觉中悄悄生变。如果对比2002年与1992年下海官员的就业走向，就能看出端倪：“92派”多是自主创业的公司的缔造者，而2002年前后下海的那波官员更多的则是进入民企担任职业经理人，成为高级打工者。仅仅10年，创业的门槛已在筑高。

与之同时，民企的更大风险也在加剧袭来。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连续多年监测并发布了中国企业家年度犯罪报告，他们对过去数年的案例研究发现，近五年媒体曝光的企业家犯罪越来越集中在民营企业家身上。2009年，民营与国有企业家犯罪的曝光数基本持平（49︰35），然而到了2013年，被曝光的民营企业家犯罪数已是国企的3倍之多（270︰87）。

日益恶化的民企生存环境不但没有吸引体制内的官员下海，反而影响到新一代年轻人的就业选择。最近几年，“回到体制内”重新成为年轻人在就业时的优先选择。在浙江温州——被外界认为中国商业观念最浓厚的地区，报考公务员的竞争激烈程度，连续多年都屡攀新高，不少岗位都高居浙江11个地级市前列。

不过，从2013年下半年起，国内又开始出现了公务员辞职下海的零星个案。除了前文提及的广州4位处级以上干部先后辞官下海外，在湖南浏阳等地也出现了多名乡科级基层干部集体辞职下海的案例。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公务员下海又具有新的社会背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八项规定”等严管官员的若干新规后，公务员及干部群体的各种收入以及出国（境）、用车、招待等隐形福利也遭到了进一步的严控和削减。而近年来渐进推行的养老、医疗改革等社会保险类改革，也不断“蚕食”或拉平了公务员群体优渥的“特权”和福利。

官员们的利益和权力被削减，但政治责任和外界压力又在加大新一届政府在下放审批权、打击腐败、加大问责上动作频繁。因此，外界纷纷猜测，当体制内的“吸引力”在不断“退烧”之后，官员群体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用脚投票的离职潮。但显然，体制内的“推力”仅仅是官员辞职下海的其中一个内在变量，更为重要的变量则是另一股来自体制外的“拉力”是否足够强大。也就是，支撑创业的营商环境是否得到了改善，阻碍民间投资活力的各种壁垒和歧视性政策是否得到了修正，权力对资本的钳制以及对资源的配置是否真得交还市场，畸形的政商关系是否被理顺并向健康方向发展。

也只有当上述一系列配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日渐明朗并趋健全时，民营经济的又一春才会真正展现，诱惑官员下海的动力才会变得真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