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龙

在陕西，有关“三分咸阳”的话题，早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每一次都伴随着无数争论，人们关注这座城市，归根到底，关注的是它与西安的关系走向。

上月底，在西安召开的大关中发展论坛上，最早提出西安-咸阳一体化的当地学者张宝通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咸阳市政府以“关于某学者‘三分咸阳观点的声明”的形式，对张的观点进行反驳，地方政府直接介入争论、驳斥学者观点，这在国内实属罕见。“三分咸阳”的核心问题，是到底要不要通过调整行政区划，将与西安毗邻的咸阳主城区并入西安。现在及以往的争论中，历史与现实交错混杂，人们用立场寻找证据、用历史否定历史、用现实讽刺现实。

尤有意味的是，张宝通那被许多人看做不尊重历史文化的经济学者观点，却被历史学者认为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历史；而在两地乃至上一级政府内部，任何有关西安、咸阳行政区划调整的讨论已成为越来越讳莫如深的话题。

那么，“三分咸阳”的背后，其历史逻辑究竟是什么？

咸阳是不是中国第一帝都？

在大关中发展论坛上，张宝通说，将咸阳中心市区和泾阳、三原、兴平、礼泉划归西安，使西安成为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心脏和国际化大都市；将淳化、旬邑、彬县、长武划归铜川，把铜川建成渭北的中心城市，解决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将乾县、永寿、武功、扶风、眉县、周至划归杨凌，使杨凌由试验区变成示范区，建设成为中国唯一、世界唯一的农科型中心城市。

在张宝通看来，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对做大做强西安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建设大西安、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走向大亚欧，只有解决好了第一个问题，才能使西安真正发挥引领作用。

这看起来很像单纯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张是西咸一体化的最早提出者，此前曾任陕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也正因此，“三分咸阳”的提法，也被一些人看做经济学者单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的一厢情愿，而忽视了千年古城咸阳的悠久历史文化。

咸阳市政府也这样认为。在“声明”中他们说，“咸阳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236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第一帝都。这样一个拥有厚重历史文化传承和充满经济活力、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城市不可能在我国行政板块消失。”

言外之意，咸阳拥有区别于西安的悠久历史传承，这样一座古城不可能、也不应该并入西安。

有时候人们捡起“历史”，为的是向自己隐瞒真正历史的内容。如果要谈“历史观”，咸阳并入西安，可能更符合这座城市久远的历史。

曾作为秦都的“中国第一帝都”，是为咸阳“独立性”辩护的人们最喜欢使用的论据，但秦都咸阳何在？《史记》说，“汉长安，秦咸阳也”。在历史学者看来，秦朝建都于咸阳时，长安城并不存在，而曾作为都城的咸阳城的延续，其实是汉长安城——至于咸阳、长安的区别，只是同一座伟大城市分别在两个朝代不同的名字而已。

换言之，对于这两座如今仅相隔20公里的城市，根本就不存在两个千年古都——一个说自己是中国第一帝都，另一个说自己是周秦汉唐四大古都之一，这是不合逻辑的。

西安、咸阳在历史上是两个城市吗？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被询问咸阳历朝历代的政区变革时，历史学者们总是会提到一本书——《西安历史地图集》。

让我们谈细一点。《史记·秦本纪》载：“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咸阳取名，是因建城于山之南、水之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水即渭水，今天的渭河，至于山，有人说是如今位于礼泉县的九嵕山，也有人说是咸阳塬。

研究历史地理学的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会福说，最初，秦国在渭河北岸建设宫城，随着秦国国力逐渐强盛，咸阳逐渐向南发展，跨越渭河，如今考古发现的秦都咸阳章台宫、长安宫、兴乐宫、六英宫、甘泉宫，实际上都位于渭河南岸（如今西安市版图内），这些重要的宫殿与渭河北岸的咸阳宫隔河相对，通过几座渭桥相连接，共同构成秦都“大咸阳”。

在当时，渭河实际上是“秦都咸阳”的城中河，都城已经涵盖了“渭水贯都”这样一个规模，绝不是局限在渭水北岸如今的咸阳市那一块地域。

到西汉，刘邦取关中，建都在秦都咸阳的渭南区，为“长治久安”，《史记》载：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更名咸阳曰长安”。

李会福说，汉长安城建立后，如今咸阳所处的渭北区域——当时的渭城县，是作为首都长安的卫星城而存在。

曾作为帝都的长安和咸阳城，其实本就是一座城市。这之后的历史则为人们熟知：隋时，在汉长安城的东南方向兴建了大兴城，唐朝则在大兴城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了唐长安城，即如今西安市的基本市区版图。

唐朝以后，长安不复为都，但即便如此，后来在渭河北岸咸阳宫原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渭城县、咸阳县，也一直是归属于西安府的下属区县。

按照清代的行政区划，西安府辖一州十五县，咸阳县是作为西安府下辖的一个普通区县而存在，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

到1953年，西安成为直辖市，咸阳县才正式独立设市。在研究城市规划的学者看来，咸阳当时的脱离，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按照直辖市不再管县的原则城乡分离的结果。

可以印证这一观点的是，之后，西安直辖取消，1966年，咸阳再度并入西安。

这之后是“文革”期间一系列的行政区划密集调整，1969年，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咸阳专区更名为咸阳地区，咸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由咸阳市迁至兴平县；1971年，西安市代管的咸阳市划归咸阳地区，咸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由兴平县迁回咸阳。

爬梳史料，如今被行政区划所区隔的西安、咸阳两个城市，其实一直都拥有共同的历史——曾是同一座都城，也曾同属一个作为普通行政区的西安府或西安市。在历史上咸阳的两次脱离，一次是因为西安直辖，再一次则是“文革”中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直至形成如今之格局。

困难在哪里？

这似乎有点讽刺：“三分咸阳”这样一个被看做不尊重历史的经济学者的观点，恰恰还原了真正的历史。

当然，经济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出发点不是为了让历史重现，而是为了通过调整行政区划，使两地的经济要素流动更活跃、更容易一体化发展——不建立这样一个“大西安”，长期隅于西北的西安很难在愈来愈烈的中西部城市竞争中，同“大重庆”、“大武汉”、“大成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这样的观点看起来好像有点落伍——总有一些人反问，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协作和一体化，难道不是要通过突破现行的区域行政界限，真正追寻市场经济的规律，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的自由流动来实现吗？

看起来很对，但也有陕西省的官员在经历了西安、咸阳十余年的跨行政区痛苦磨合后，反问说：跨行政区的区域合作、市场合作是一种进步，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搞不好呢？

或者可以再多问一句，既然市场化磨合如此之艰难，调整行政区划为什么看起来又如此敏感呢？

从历朝历代，到新中国，行政区划的调整一直是一个动态的、随时而变的、因时而需的进程。农业社会中，行政区划的设立遵循的是“山川形便、犬牙交错”的原则，前者体现了区域整体性原则，而后者则是为了使相邻政区彼此交错，从而相互牵制，为的是避免出现“形胜之区，四塞之国”，抗衡中央集权。

直到如今，中国各地的行政区划仍在根据形势需要，不断做出调整，原则则是用最小的行政管理成本，获得最大的管理效益，近十几年中，发生在重庆、成都，乃至最近撤销安徽巢湖地级市的各类调整，数见不鲜。

这样的调整所面临的阻力，也非一般人能想象，因此，记者此前采访重庆的相关问题时，当地上下都对重庆直辖后的第一任书记张德邻给予高度评价——“他率先开启了重庆行政区划改革的第一步，如果不是他强力推进，连扳‘三座大山（指并入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后面重庆发展不会有这么好的局面。”

如果说，“三分咸阳”的阻力，既非历史、又非市场，那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是很清楚的。一位陕西的学者说，“任何一个城市的领导，都不可能希望这一级市政府消失在自己任期里，这其实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中，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