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民霖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挥戈南下，国民党桂系为守住老巢，派重兵进驻柳州，并委派第56军军长马拔萃兼任柳州警备司令，一时间柳州军警林立，岗哨密布。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鼓舞人民的斗志，决定在全市散发传单。这些传单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警告柳州特务书》等，其中点名警告了在柳州的中统、军统特务16名。

1949年5月14日下午7时，柳州地下党员周民震约我和潘瑞才在柳侯公园柳宗元墓后碰头，交代了散发传单的意义、要求和方法，并指定我俩为一个行动组，负责在柳侯公园一角和龙城中学内散发传单。晚8时，全市各个行动小组同时把传单贴在街道口、广告栏上，或用图钉钉在商店门口和电线杆上，有的还把传单套进信封投入地方反动派头目和商行老板家中。

传单散发后，全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说：“别看国民党威风一时，但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被榜上点名的那些特务，则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传单散发后，当局从桂林调来了一批特务、打手，想尽快破获柳州地下党机关。他们首先选定了龙城中学作为突破口，企图逮捕一批进步老师，以寻找中共地下党机关的线索。

龙城中学位于柳侯公园旁边，当时是柳州地下党的重要据点，被称为柳州的“小延安”。曾任柳州地下党领导人的杨烈、陈光、侯信、梁华新、罗杰林等同志都先后以龙中教师、职员身份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龙城中学自然成了敌特的“眼中钉”。

5月19日中午，中共广西城工委书记陈枫突然接到情报，说敌人马上要对龙城中学几个地下党员下毒手了。情况十分紧急。陈枫立即分别找柳州城工委负责人梁山、胡习恒和熊元清研究，决定通知已被敌特列入逮捕名单的方宏誉、罗杰林、毛恣观、丘行、唐美真等5位党员老师即刻转移。

当晚9时，这5位党员老师由几个地下党员掩护，分两路安全撤离了柳州。第二天做早操时，这几个班的学生发现自己的老师没有来集队；直到上课铃响了，仍没来。学生自治会的几个党员和一些进步老师、同学顿生疑心，立即去学校教务处询问，答复是没有请假，也不知去向。于是，学生和教务处的老师一道去这几个老师的宿舍寻找，发现有的房门紧锁，有的房门虚掩，但各种衣物原封不动，还有的作业批改了一半，连钢笔都没套上。很晚了，5位老师仍然不知去向。

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老师的突然“失踪”使同学们联想起特务的暴行。第三天，社会上出现了谣传：有的说河面上发现了几具捆绑了手脚的尸体顺水漂流，有的说看见有龙城中学老师被打得遍体鳞伤，推上汽车押到外地去了；还有的说在更新亭（当时柳州的刑场）旁边听到了枪声，老师可能被暗害了……整个学校呈现出一片悲愤的气氛，“反对迫害，还我老师！”的抗议声让学校沸腾起来。

地下党柳州市城工委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龙城中学作为地下党的一个重要据点，曾多次受到反动当局的警告和威胁，进步师生也多次受到特务的盯梢和追踪，这次又准备出手逮捕5名地下党教师，气焰太嚣张。于是，陈枫同志决定因势利导，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发动寻师运动，给敌特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揭露敌人的迫害阴谋。

当时的学生自治会13名理事中，有7名地下党员，其余多数是党领导的秘密青年组织——广西爱国民主青年会的会员。按地下党的布置，学生自治会于5月22日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会场内外醒目的大幅标语扣人心弦：

“反对法西斯的政治迫害”

“还我老师！还我自由！”

“敬爱的老师，你们在哪儿？我们想念你！”

会上，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员周民震含着热泪报告了5位老师的失踪情况和两天来寻访的经过，宣读了几封要求开展寻师运动的来信。其中一封写着：

当我们听到五位老师突然失踪的消息时，像晴天一声霹雳，我们感到异常震惊和悲痛。五位老师都是我们熟悉的良师益友，他们像兄长和姐姐一样和蔼可亲，诲人不倦，关怀和教育我们成长。他们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行仍历历在目。但是万万想不到法西斯的迫害，竟使他们失去了生存的权利。龙中是一块正在耕耘的美丽园地，但是这块园地不能没有辛勤劳动的园丁。同学们！行动起来，向社会呼吁：“还我老师！还我民主！”“我们要读书，我们要自由！”

随后，周民震又激情地朗读了一些战斗诗歌，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风在吼，山在摇，柳江河水泪滔滔。敬爱的老师啊！你在哪里？你可听见我们心里的呼叫？

一时间，群情激愤，气氛沉痛，许多同学泣不成声，有的甚至放声大哭。同学们纷纷自动上台，回忆这几位老师对教育事业的赤诚和对学生的爱护，揭露并谴责了当局对龙中的种种压制、威胁和迫害。教职员代表也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表示，支持寻师运动。最后，由学生会副主席刁蕴冰宣读并通过了成立寻师委员会的决议和向国民党柳州专员公署、柳江县政府、参议会和社会各界发出的《寻师呼吁书》至此，以学生自治会理事中的地下党员周民震、潘瑞才、刘明文、我、明乐以及后来入党的刁蕴冰、莫翠云等为骨干的龙城中学寻师委员会公开宣告成立。

会后，按寻委会的布置，各班组织了讲演，出版了墙报，缅怀5位老师的深厚情谊，揭露反动派对龙中的种种迫害。同学们主动写了许多文章、诗歌张贴出来。其中，我和潘瑞才写的《哭敬爱的老师方宏誉》一文，描写了方老师经常深夜到学生宿舍查铺，并以自己的微薄工资帮助贫苦学生等事迹，许多同学含着眼泪围观摘抄。与此同时，《团结就是力量》《古怪歌》在校园内外到处传唱，此起彼落。有一天，当局派来了几个“党棍”，假惺惺地表示要了解和关心老师“失踪”问题，高中部学生闻讯围拢高唱《古怪歌》来嘲讽他们：

往年古怪少哟，今年古怪多哟，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了锅啊，灯草打破了锅啊。古怪多啊，古怪多。

半夜三更里哟，老虎闯进了门哪，我问它来干什么，它说保护小绵羊啊，它说保护小绵羊。古怪多啊，古怪多。

清早走进城哟，看见狗咬人哪，只许它们汪汪地叫哇，不许人哪用嘴来讲话来讲话。

寻师运动声势浩大，并且从校内扩大到了校外。柳州街头、各电影院门前的大幅《寻师启事》引起了全城群众的震怒，社会上的进步人士也到处奔走呼吁。龙城中学校长高天骥（进步人士，后加入共产党）和一些校董还亲自到特务头子和警察局局长家去质问。在党组织的布置下，柳州高中、柳州师范、柳州高等工业学校、柳江县中学也都采取了配合行动，举行了抗议集会，写了声援信。

为了把寻师运动进一步推向社会，更加充分地揭露敌人迫害进步师生的阴谋，寻委会还作了研究，决定设法把《寻师启事》刊登在敌人的报纸上。这个决定想得大胆而又巧妙，因为《寻师启事》属于广告性质，可以躲过敌人的新闻检查，而又能把敌人的罪恶行径公之于众。经过讨论，决定由寻委潘瑞才执笔起草，然后，派我和刘明文、莫翠云以及张素英、黄泽忠等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广西日报社交涉。

开始，该报营业处拒绝刊登，有职员还轻蔑地嘲笑说：“都是那么大的人了，怎么会失踪？登个广告又有屁用？”大家都冲着他说：“有钱人家失了条狗还登报寻找，我们5位老师失踪却不让登报，龙中上千师生能同意吗？难道如今的社会真是人不如狗吗？”莫翠云故意把毛巾包里的银毫摇得叮当作响，说：“放心嘛！我们有钱给你，不叫你白登，怕什么啰，你连生意都不会做，小心报馆老板炒你鱿鱼……”经过激烈舌战，该报营业处职员理屈词穷，不得不同意登报3天。

1949年5月25日，该报柳州版在第四版的广告栏里以头条位置、大号字标题登出了《龙中学生寻找老师方宏誉、罗杰林、丘行、唐美真、毛恣观启事》。全文如下：

本校训导主任方宏誉（来宾人，在本校任职五年）、分部主任罗杰林（广东番禺人，在本校任职一年）、导师丘行（柳江人，在本校任职三年）、分部女生导师唐美真（桂林人，本期到职）、高中国文教师毛恣观（永福人，在本校任职一年）等五人于上星期四（十九日）晚深夜突然失踪，至二十日未见彼等授课。各教室值日向校方询问原由，而校方则谓彼等未经请假，同学深觉诧异，即从彼等房窗窥视，见房内各种衣物如故。时至现在，业已数日，尚未知彼等下落，并经校方多日向各方查询，均未得到任何线索，下落如何，不得而知。我等望师心切，忧心如焚，特此登报，敬希各界人士，代为查询，如知彼等下落，请即通知本会，以使我等能安于学业，不胜迫切期待佳音之至！

柳州私立龙城中学寻师委员会谨启

《寻师启事》的刊登，使事态波及广西全省，地方当局惊惶失措，一筹莫展。老师“失踪”的最初两天，由于中统、军统和桂系特务各立系统，彼此一时也弄不清真相，都以为是对方为了抢功先动了手，相互埋怨，钩心斗角。后来才知道谁也没有抓到人。当报纸上公开刊登《寻师启事》，把“失踪”事件公之于全省人民面前以后，他们更感到狼狈不堪。据悉，国民党柳州专员罗浩忠当天看到这张报纸之后，暴跳如雷，大声咒骂报社是笨蛋，见钱眼开，做了“为虎作伥”的蠢事，又痛斥手下特务是一伙饭桶，没有抓住共产党，反而被共产党“倒打一耙”。

由于寻师运动斗争的奇特和巧妙，国民党反动当局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尽管他们想方设法来破坏这一运动，但均未得逞。曾有这么一个小插曲：

在《寻师启事》刊登的当天下午，有3名所谓《广西日报》《民声晚报》的“记者”突然闯进寻委会办公室。他们以采访为名，行恐吓威胁之实。“记者”问道：“寻师运动是谁发起的？有哪个老师作指导？5位老师搞过赤化宣传，而你们现在搞什么寻师运动，不怕有纵匪之嫌吗？”等等。当时寻委会的负责人周民震、潘瑞才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驳斥。周民震说：“我们不懂得什么赤化宣传。丘行老师是朗读过苏联的小说《丹娘》，方宏誉教我们背诵过裴多菲的诗歌，毛恣观讲解了岳飞的《满江红》，难道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就叫赤化宣传？难道他们朗读了几篇诗歌小说也冒犯了剿共戡乱的法令？”有个“记者”急忙插话道：“你们背诵了裴多菲什么诗？”周民震答：“记得有这么一首：‘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对方一听好像抓到了新证据似的，厉声地说：“对！这就是共产党的诗，是赤化宣传！”寻委会的几个成员都很年轻，如周民震17岁，我15岁，虽少年气盛但却缺乏斗争经验，面对这些“记者”的质问，心中还真有几分害怕，但一听来者这些荒唐而又愚蠢的答问，大家又忍不住咯咯大笑起来。潘瑞才抢着说：“裴多菲是19世纪的匈牙利诗人，怎么会变成共产党人？”当即弄得这几个“记者”羞愧难当。临走时“记者”恶狠狠地警告：“你们小小年纪，可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呀！寻师运动就是为共产党摇旗呐喊，到头来就会成为别人的垫脚石啦！”

寻师运动顺利开展之时，寻委会几个负责人头脑开始发热，要求把运动规模再扩大，比如上街游行示威、联合几个学校举行罢课等等。但这些意见均未得到柳州城工委和陈枫书记的批准。陈枫指示说，寻师运动既揭露了敌人迫害阴谋，又达到了教育和发动群众的目的，因而不要再与敌人纠缠。他还说，白区的群众运动，既要敢于斗争，又要适可而止，切忌冒险主义。事实证明，他的指示是正确的。敌特妄图逮捕5位老师的阴谋未能得逞，反被打了一记闷棍，当然十分恼火。因此他们盯住寻师运动，企图以违反剿共戡乱法令为借口，准备再来一次血腥镇压之时，寻师运动即以胜利告终，再次打乱了敌特的部署，赢得了主动。

遵照陈枫书记的指示，寻委会最后以发动师生捐款救济“失踪”老师家属的活动而宣告结束。当时全校师生，包括工友在内个个争先捐献了银洋，以表示对法西斯迫害的抗议。

寻师运动以后，龙中学生运动更加活跃，地下党、爱国民主青年会和地下学联有了迅速发展，一批学生运动的骨干被输送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当时，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龙城中学的校长高天骥再次受到反动当局的训诫。原寻师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包括周民震和我，以及潘瑞才、刁蕴冰、莫翠云等同志也都已被敌特列入黑名单，中共柳州城工委当机立断，分别把我们转移到柳北游击总队和桂中游击总队从事武装斗争。